去年12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他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他说：“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呀！人们都认为，按照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讲话做去，就是“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其后，北京《炎黄春秋》，广州《南方周末》发表新年献词，或提出以“宪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或提出“宪政梦”，期望“圆梦”有日，现行宪法早日得到认真的贯彻和实施。 本来，这都是拥护习近平同志讲话的表示，是上下同声、万众一心的积极表现，乘势而发，循此以进，我国的宪政推行，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反腐防腐工作，必将大步前进，迅速发展。然而，奇怪的是，近来却出现了一种批判“宪政”的舆论。其代表性文章一出于中国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之手，将“宪政”划归资本主义社会专有，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讲“宪政”，一是《党建》杂志发表的郑志学文章，进一步认为主张“宪政”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政权”。对于二位学者的文章，我不能理解，更不能同意，陆续写了三篇小文质疑，现略加修改，连缀发表如下：
一 我们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宪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过几部宪法。1982年制订的《宪法》虽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修订、完善，但是，它总结了1949年以来的治国经验，汲取了“文革”的惨痛经验教训，因此，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好的一部宪法。贯彻、执行这部宪法，依照这部宪法确定的原则、条文治国、办事，发扬人民民主，就是“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呼唤“宪政”，构建“宪政梦”，其主要方面就是要求真正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实行这部宪法，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的补充和细化。近来，有人将人民群众对于贯彻、实施“宪政”的期待和对“宪政梦”的构建，一律视为敌对分子和“异见分子”的活动，这是错误的，有害的，有教授将“宪政”划归资本主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
宪政，顾名思义，就是制订和依照宪法实行民主政治。既然上一世纪延安人民组织过宪政促进会，毛泽东提出过“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那么，当然可以也应该提出“社会主义宪政”。这一“社会主义宪政”应该气度恢宏地、广泛地吸收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明成果，同时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土地，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将“宪政”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因为西方宪政中有一些不能为我们认同的元素，就全盘否定宪政，以偏概全，这就将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了。
当前，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依照1982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国、办事，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最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反腐、防腐，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
二 总结历史经验，必须有宪有政，不能有宪无政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宪政”，“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中国不能有。这是一种极为错误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1949年的《共同纲领》，这是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有1954年的《五四宪法》，1975年的《七五宪法》。但是，这些宪法都未能防止一系列严重错误的发生，如反胡风、反右、大跃进、严重饥荒、反右倾，以至全国普遍动乱的十年“文革”。刘少奇以国家主席之尊，也难逃被批判、被斗争，被打倒、被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的命运，最后惨死河南开封。据说，刘少奇曾手举《宪法》抗争，但是，又有何用？这说明，只有宪法，没有宪政，不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不真正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和执行宪法，不限制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那么，宪法就只能是一纸空文，是装饰门面的招牌，是用以美容的化妆品。
1978年，拨乱反正，我们制订了《七八宪法》。1982年，我们在《七八宪法》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八二宪法》。这是我们国家的现行《宪法》。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4次修订，总结了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相对完善了，比较成熟了，但是，如果只有这一部宪法，没有宪政，不去贯彻、实施，树立其最高权威，那么，它也只能还是一纸空文，是装饰门面的招牌和美容的化妆品。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发表了贯彻和执行《八二宪法》的讲话，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响应新一届中央领导人的号召，《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立即跟进，发表新年献词，许多人跟着做起“中国梦”、“宪政梦”来，这是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的积极表现。俗语云：“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是多么大好的形势呀！乘此而为，乘势而发，改革、开放事业、反腐、防腐工作一定会大步前进，大有成就。
然而，不知为何，突然有人将“宪政”划归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将要求实施“宪政”和做“宪政梦”的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敌对力量或“异见分子”，并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联系在一起，打击一大片，这实在是对形势的误读、误判，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正当改革要求的误读、误判。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人民民主制度”不行，还必须将其制度化为“宪法”；制订了美好的、完备的《宪法》也还不行，还必须有“宪政”，将《宪法》付之贯彻、实施，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笼子，保证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长期持续，人民幸福不断增进，社稷、江山长治久安。
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资本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同理，宪法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资本主义国家有宪法，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宪法。自然，资本主义国家有宪政，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宪政，
本稿写成，本拟加一个副题——驳“宪政”反对者，但是，转念一想，用“驳”字，难免给人真理在手，盛气凌人之感，故改为现在的样子，用示彼此平等，共同讨论之意。我觉得，这才是讨论问题应有的态度。由于此前已经写过一篇《我们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宪政》，故以“之二”排序。欢迎批评，欢迎评论。
三 “宪政”反对者刻意隐瞒、曲解毛泽东论述
最近，有两位学者著文反对“宪政”，驳斥“社会主义宪政”之说，都提到了毛在1940年写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然而，我觉得，他们的解释都未免断章取义，自我发挥，缺乏一种严肃的、老老实实的态度。研读毛的原文，恰恰与“宪政”反对者的解释相反，倒是证明，社会主义可以有“宪政”，必须有“宪政”。引用者在关键地方向读者有所隐瞒
杨晓青教授的大文引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但他认为，那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其意思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过时了，不适用了，不能再讲“宪政”了。《党建》杂志发表的郑志学先生一文更认为，毛泽东当年讲“宪政”，是为了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是一时的策略需要，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主张“宪政”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了。
哎呀！真不得了，好大的罪名！读了郑志学先生的大文，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知道郑先生是否要向公安机关报案，将妄谈“宪政”者治以“反革命罪”，绳之以法？
看得出，杨晓青教授、郑志学先生都是尊毛、崇毛的，然而，我很怀疑，他们是否认真研读过毛泽东的著作。理由是，就在他们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毛泽东还写过一段话：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
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毛泽东这段话，承认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有“宪政”，杨晓青教授和郑志学先生一定也读到过这一段文字，为何刻意不引？我想请教二位的是，“苏联”当时是什么国家？二位肯定回答：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请问苏联的“宪政”是“姓社”呢？还是“姓资”？
上引文字清清楚楚地表明，毛泽东承认苏联有“宪政”，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可以有“宪政”。当时毛泽东肯定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自然，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也仍然应该有宪政。二位从何处得出“宪政”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结论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还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又说，我们现在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式的民主政治。”应该承认，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没有可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当时的苏联社会，也还没有说出“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但是，上述文字总说明了，在当时毛的心目中，苏联“宪政”，也就是苏联的“民主政治”，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更高级，是我们奋斗、学习的榜样。假使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有“宪政”，岂不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有“民主的政治”吗？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假使没有了“宪政”--“民主的政治”，这样的社会将是什么样的社会呢？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毛泽东1940年7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的讲话。该会由毛泽东发起，吴玉章任理事长，在全部47名理事中，毛泽东位列第一，可见他对于“促进宪政”的重视。在现场讲话时，毛泽东盛赞苏联“宪政”是“最新的”更高级的民主形态和“宪政”形态，特别说明只是由于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做基础”，因此，学习、采用苏联式的“宪政”，只能期以异日。在该会发布的《宣言》中，毛泽东等明确宣布：“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请杨晓青、郑志学二位先生注意“大势之所趋”这几个字，毛泽东等何曾有过“新民主主义宪政”只是一时的、短命的，是一种临时策略，到了社会主义就寿终正寝的意思？。
还有两位学者，其中一位名曰陈红太，他们的文章人提出一种新看法，认为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即将结束，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代替“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主张，是对资产阶级宪政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超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云云。这种“代替”说或“超越”说也完全站不住脚。如果有了“人民民主专政”就一切足够了，万事俱备了，何必另外制订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为何一改再改？其修订次数之多，恐怕世所罕见。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屡费周章？如果修订了，而又不准备贯彻实行，有宪无政，要这种“空头宪法”有何用场？
多年来，邓小平一直提倡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杨晓青、郑志学等先生为了自己的论证需要，闭口不谈毛泽东关于苏联“宪政”的有关论述，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贬低为一时性的、策略性的文字，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吗？你们到底是在尊毛，还是在贬毛？
其实，有宪法，贯彻执行宪法就是“宪政”，这是普通而又普通的常识，并无一丝奥妙难解之处。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八二宪法》，自然，贯彻、执行《八二宪法》，就是“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杨、郑诸位不仅反对“宪政”，而且也反对“社会主义宪政”，是否在反对《八二宪法》的贯彻与执行，使之成为装潢门面的一纸空文？假如有人模仿二位的语调，向二位提出一个问题：是何居心？请问二位如何作答？
不错，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很少使用“宪政”一词，这并不是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如杨晓青教授一样认识到“宪政”姓“资”，而实在是重立法、修法而轻贯彻、施行的结果，这是缺点，是应该深刻总结的教训。刘少奇虽然是《五四宪法》的制订者，虽然称赞《五四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但是，由于不重视推行“宪政”，将《五四宪法》加以贯彻、施行，所以到了其国家主席的桂冠仍存，自己却已处于被批判、被斗争的惨境时，才举起《宪法》抗争，然而为时已晚了。刘少奇如此，其他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样那样的时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实际被剥夺、被侵害的情况又何在少数！
明乎此，就会理解，2012年12月4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习近平同志提出“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时，为何立即得到学术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北方的《炎黄春秋》，广州的《南方周末》为何立即跟进。这是响应新一届党中央号召，不是如有人所称是“借纪念现行宪法公布30周年之机”兴风作浪。这一点看错了，跟着做的许多事都会错的。
熟悉情况的学者都知道，关于“宪政”的性质，以及社会主义能不能有“宪政”一类问题，学术界早有争论。不少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有“宪政”，上网查查，《邓小平的宪政思想》，以至《彭真的宪政思想》一类论文比比皆是。在法学界，这是大多数。显然，不能也不应混淆两类矛盾，将这些意见都视为“敌情”或“异见”。即使认为这些意见都错了，也应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通过学术的方式，以讨论、辩论的方式解决，一时没有结论，不能达成共识，也不要紧。千万不要以“权力”和“红头文件”的形式肯定一种观点，否定另一种观点，尤其严防开帽子公司，给一种不合己意的观点上纲上线。毛泽东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又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一生讲过许多话，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不可能句句是真里，但是上引这些话，我认为至今正确，也还应该成为有关方面领导艺术界和学术界的方针。
学术争论，贵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在于蛮不讲理，乱扣帽子，以势压人，仗势欺人。宪政学是政治科学，属于毛泽东所说“科学上”之列，愿杨晓青教授、郑志学先生等对照上引毛泽东语录，三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