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按：本文是写给财新网的，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发表时财新网有所删改。现将原稿发表于此。
济南中级法院关于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罪名的公开审理已进入第四天，与当年在重庆滥施劳教、黑打劫杀企业家、迫害律师……等诸多恶行相比，区区数千万元的涉案数目（这是现在一个村长就能涉案的钱数），以及搧属下耳光之类的滥用职权，实是九牛一毛，然而此次济南中院全程公开审理依然有其价值，姑且称之为局部实体中尊重程序的价值吧。
薄熙来被查处前的地位，很容易让人想起33年前的1980年那场关于所谓“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但是，刚刚“文革”结束的中国，百废待兴，万事从简，司法亦无例外。比如，一则起诉书是邓小平亲定，这还作为官方正式信息公开宣传，可见那时还不知避“干预司法”之讳；罪名中“反革命罪”是个极权政治下的政治术语，不是规范的刑法术语；三则庭审程序漏洞百出，被告人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四则由最高法院院长江华任审判长的特别法庭一审终审，被告人的上诉权被剥夺。概而言之，1980年的审判“林、江”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行为。
与“林、江”案相比，迄今为止的薄案在开庭之后的审理程序上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
全程公开。这是自1978年后中国逐渐恢复较为正常司法之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中，在庭审程序上公开程度最高的刑案审理，济南中院公布的无论视频还是庭审记录都相当及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未经删改。在已经公开的庭审记录中，并没有删除薄熙来翻供过程中的敏感内容，其中牵扯到现任高官于幼军，尤其涉及中纪委是否存在诱供或逼供问题，都毫无避讳，这说明在上传庭审记录前可能没做过什么手脚。
庭辩有序。从目前公开的较为完整的材料看，法庭秩序井然，薄熙来的自辩亦非猥琐胡言，而是有尊严的抗辩，许多内容的表述甚至让人觉得入情入理，既有对调查到的事实的尊重，也有基于自身正当利益的维护，公诉人没有对被告人进行有损人格的非法律性指控，辩护人亦就证据质证，双方都没有在法律之外横生枝节。
主要证人出庭率较高。有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迄今为止的司法，证人出庭率普遍地低于5%，而大量地方法院的证人出庭率甚至低到1%以下，如此令人震惊的证人低出庭率自然无法保证司法的程序公正，由此也无法保证司法的实体公正。薄案迄今，除了书证、证人证言、音频视频证据，相继出庭的重要证人有徐明、王正刚、王立军，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证人会出庭，与一般案件相比，这样的证人出庭率已是可圈可点。
司法管辖正常。一审终结后，如果被告人不服判决，还可以上诉，如果上诉后还不服，只要符合法律程序要求还可以走申诉渠道，至少法律程序上如此，而不会像“林、江”案那样一审终审。
关注薄案的人很少人会认为这不是一起政治事件，但是政治问题应当尽可能法律化才有可能公正解决，托克维尔就说过，在美国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会变成法律问题。薄案从立案侦查到目前为止的审理，离真正的法治化当然还很遥远，但至少与33年前那场审判相比，与目前其他案件相比，至少在程序方面已显得较为法治化，至少它看起来还像一场司法。即便是场戏，不得不说，无论制片人、导演、编剧、主角、配角、跑龙套、……都还算敬业。
薄案迄今为止，一大遗憾是，除了济南中院公开庭审过程之外，其他信息依然被权力部门垄断，各地平面媒体被限制报道，而权力部门下属的官媒则撰文对被告人破口大骂（作为中央媒体连无罪推定和被告人有自我辩护权利都不懂，真是令人遗憾），这都是极不明智，给此次审理公开的价值大打折扣。
薄案审理公开的意义无需高估，也无需过度贬低。与薄案更大的神秘实体相比，目前审理的对象可能只是冰山上的一粒冰渣，不值一提；但从薄案庭审记录公开之后的社会舆论反应看，此案有较好的程序示范效应，这是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甚至引发人们对更多问题联想的审判实例。比如，由于有过如此公开的庭审材料，人们或许会对其他的案件有类似甚至相同的期待，尤其是对涉及高官的案件有更为强烈的公开期待；被告人的当庭翻供，对中纪委（所谓“引导”）的指控，极有可能在中国近30年司法史上是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薄熙来的表现可为被告人“楷模”，无论是否承认自己有罪，都可以有尊严地面对指控，让包括罪犯在内的人都活得有尊严，是法治理想的目标之一，除了公权部门不应该羞辱涉案被告人的人格，被告人们自己也应有这样的意识；保持较高的证人出庭率是保证案件公正审理的重要条件之一，虽然在缺乏司法独立的情况它并不能起关键作用，但总比没有好。
法治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与33年前相比，显然这场审判更为精致，更注重程序的细节，无论罪名、庭审状态，都更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至少，这场以国家之力举办的优秀模拟法庭，或许会在程序正义的普法方面获得其应有地位。
2013年8月25日於追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