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7日，文法讲堂第一讲在首都经贸大学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以“中国的宪政文化”为主题发表了演讲。王人博认为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关切的东西不是宪政文化，而是比宪政文化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
王人博指出，中国的政治家之所以对宪政抱谨慎态度，原因在于中国曾受到西方的殖民和压迫，中西方之间因历史而产生的芥蒂始终存在，很难形成真诚和信任的关系，而宪政毕竟是带有西方色彩的。我们现在处于后殖民时代，如何处理前殖民关系，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王人博看来，中国历史上对于现代国家的构建曾有“构建现代政府”、“培育现代国民”、“关注国家建设本身”三种思路，而目前中国需要将宪政民主与国家现代性本身、中国国民的成长三者结合起来。
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宪政理论和宪政史。主要著作有《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中国近代宪政思潮》和《宪政的中国之道》等。
以下为演讲内容：
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关切的是构建现代国家
研究中国的宪政文化，必须要从历史观的角度去研究它，要去观察它的前世今生。174年前，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历史，被西方拖入了近代。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说过“中国是被迫走上近代的，近代之于中国人就像一枚苦果，他们不得不把它咽下去。”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有了参照的对象，那就是西方。
宪政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但是我认为用宪政这个概念来界定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文化恐怕不太恰当。我反对用宪政来对应中国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宪政与儒家、宪政与近代中国、宪政与中国传统文化等。原因很简单，我认为宪政只是中国一百多年的其中一个问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也不是最终的问题。按照我的观察，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最关切的不是宪政，而是比宪政更高层次的东西。从1840年开始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毫无疑问，西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物。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方人真正对中国有所了解是在明代后期。利玛窦神父于1582年来到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的时间。利玛窦跟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不但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饱读四书五经，同时他在天文学、数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带来了比较、观察中西文化这样的一个重要视角。而在元代，另外一个外国人也来过中国，那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跟利玛窦不同，他是个冒险家，回到西方之后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游记》，这本书的出版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初期，外国人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阶段，通过利玛窦的个人观察，通过他与中方各层人士的接触，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比较深的认识。利玛窦神父受到了中国皇帝的接见，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就是利玛窦的学生，这是中国皈依天主教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将近30年，后来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在他死后由金尼阁神父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后来翻译成拉丁文，名叫《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不久后法文版、德文版、英文版等多种版本纷纷面世。这本书不是写给中国读者的，而是写给西方的。
本书有两点内容让我印象深刻。一是对中国儒家的理解。利玛窦认为，总的来讲中国的儒家官僚政治是一种比较优良的政治，他认为他所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中国官员都是很正派的，他们举止优雅、有学问，对他所在一方的百姓也是负责任的。他对中国的政治抱着基本上算得上一种赞赏的态度，认为科举制度与西方不同，是一种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比较民主的制度。
第二是他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印象。利玛窦在南京生活了几年，他对这座城市有感情。他认为南京这座城市是世界上最繁华的一个大都市，繁华的程度绝不亚于欧洲任何一座城市。他还专此描写了南京的居民，他与南京的居民有比较深的交往，认为南京的居民举止优雅，非常礼貌，生活充满了愉悦，特别是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他跟南京的市民一起度过，对元宵节的南京彩灯和焰火描写得特别精细。
三百年以后，另一批西方传教士到达了中国，这个时期是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最活跃的时期，传教士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传教士在中国留下了一些宝贵的东西，如把国际法输入到中国。
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描写跟利玛窦的描写完全相反。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在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中，最多的评价是中国人很粗鲁、很野蛮，中国人很不讲卫生，中国人非常贫穷。西方对中国的描述中有一个词，叫coolie，翻译成中文叫苦力，这个词就是专门描述中国的。在西方传教士的笔下，他们最不能容忍中国的两种东西，第一是中国人的饮食，如中国人吃猫、吃老鼠、吃狗等，直到今天这也是西方人很不能容忍的；第二是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的迷信，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分不开传说和事实的，中国人总是误把传说当成事实，把事实当成传说，狐狸会成精，蛇会成精，这只是传说而已，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中国人真的相信这是事实。另外，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笔下，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人好面子，好多西方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人不是讲自尊和尊严，是讲面子。
明恩溥的这本书《中国人气质》在1895年发表，两年以后传到了日本。恰好在这个时期，一个中国青年到日本留学，他读了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这本书，并被此书所深深震撼，以至于他弃医从文，这个青年人就是鲁迅。这本书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他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有问题。在鲁迅一生的文学作品当中有4次提到了这本书，鲁迅当时并不知道此书已有中文版，他在去世前依然想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为什么相隔两三百年，利玛窦和后来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观察差别这么大？到底是利玛窦说了假话，还是后来的传教士说了假话？如果两种描述都是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别？我在阅读中发现，利玛窦的描述基本是真实可靠的，他没有必要向他的欧洲同胞恭维中国人。而19世纪传教士的一些描述，除去征服者的一些傲慢与偏见，很多也都是符合事实的。原因在于18世纪中期，西方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工业革命。利玛窦去世半个世纪以后，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提到工业革命，很多人会想到蒸汽机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政治制度的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想象在中国，如果广东发生骚乱，这个信息传递到北京需要多长时间，在古代有句话叫“八百里加急”，当时传递信息基本上靠驿站和马匹，成本很大、也很滞缓。而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距离的缩短，肯定会带来政治的变迁。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巨大变化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工业革命的结果是缩短了人类的距离，随着电报的出现，信息的交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信息传递的时间缩短了，人类控制的手段多样化了，恰好在这个时期西方都演变成了一种民主宪政体制。所以说民主宪政跟工业革命到底是什么关系，值得去研究。
相反，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失去了这个机会，中国从来没发生过工业革命，中国还生活在利玛窦来访中国的那个年代。所以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末来中国时，发现中国跟西方的差别太大了。中国人当时的出行方式还是坐轿子和步行。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超大的国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距离很远，当年利玛窦写过，他第一次去北京觐见皇帝，皇帝没有接见他，他只好从北京返回南京，走了一个月才到山东的临清，当时是冬天，大运河被封，所以他没有办法坐船，只能徒步行走。这样到达南京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再想想自古中国的皇帝下江南，为什么不去福建和广东？就是因为距离太远，需要的时间太长了。火车的发明改变了西方人的出行方式，而且西方的国土面积没有中国这么大，所以它在发展民主政治时能把不同选区的人都纳入投票范围中，而且最后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统计出来。但是在中国的明代与清代，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投票式的民主，比如说在山东进行选举投票，山东要把票统计出来，包括山东省偏远落后地区的票数，然后再把票数送达北京，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与它的工业发展有一种内在性的关系。如果说宪政民主具有普世价值，那么，这种“普世价值”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抽象表达。在19世纪中期到末期，这个时代被称为帝国主义。工业革命带来了西方的极度扩张，原因就是工业革命带来重大的结果是西方的工业产品要打开销路，但是西方的市场太小了，它要将它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所以西方就开始拓展贸易，贸易的拓展和殖民地的拓展是同时开始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按照西方的看法，人类世界80%的面积都在西方的控制之下，中国、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都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所以随着殖民地的建立，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它把它的那套制度和价值观倾销到了殖民地，整个殖民地都要用西方的那套制度和规范，西方是用坚船利炮把它的价值推广到了殖民地。而中国接受西方的宪政理论，也恰恰是在1840年以后，西方的宪政是随着西方殖民的脚步到达中国的。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如何来处理前殖民关系，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跟西方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艰难是相互的。西方对中国有芥蒂，而中国对西方的所作所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两者曾经存在着施虐和受虐的历史关系。西方总是指责中国“总是用一种受害者的心态看西方，出现问题总是把责任推给西方”。但是西方也确实是那么做的。这样一种国际关系也确实存在：在强国与弱国之间，通常是狼抱怨羊弄脏了河水。有一句话说“中国即使出高价购买美国的高新技术，美国也绝对不会给，但是宪政民主是可以免费供应”。这样一种外交政策，让中国的政治家很难真正信任西方。为什么中西之间很难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任关系的原因就在此。当我们想到法国巴黎多么繁荣和壮丽时，也会联想想到中国的圆明园。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中国很难跟西方建立真正平等的相互真诚信任的关系。为什么中国政治家对宪政民主抱着一种特别谨慎的态度，就是因为宪政民主毕竟带有西方的色彩，或者说带有白人的面孔。这里，我们会想到罗大佑那首叫“亚细亚的孤儿”的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只要是中国人肯定都有这种感受。黄种人与白人之间的相对比较平等信任的关系，是很难塑造的。
建构现代国家的思路之一：现代政府是最重要出路
中国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也关涉到中国宪政国家的构建。一百多年来，中国最终的目标，我认为是如何来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宪政只是现代国家的其中一个要素。中国人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可能涉及到宪政民主问题、法治问题、人权问题，涉及到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多种问题。我认为从1840年以来，对于中国如何能成为现代国家，中国人基本上提供了三个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首先要构建一个现代政府，我把这个思路称为“政府主义论”。“政府主义论”认为构建一个现代政府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重要出路，另外，
政府主义论者特别热心政治改革。
戊戌变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很大的震动。中国人当时对外国很不了解，不理解英国人到中国来到底是要干什么，英国人跟以前的夷人都不一样。英国人战胜了之后，只是要和中国人做生意，强制性的对中国进行贸易输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场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当时的中国人都不敢相信中国会输给日本。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中国人意识到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最先想到的是改革。
戊戌变法是在甲午战争的压力下冒然进行的一次政治改革，这场政治改革从开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第一，主持这场改革的人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领导戊戌变法时只有二十多岁，既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多少官场经验，阅历尚浅。年轻人有朝气有热情，但是不够稳重，缺乏清醒、理性的判断。
第二，这个年轻的皇帝又聘请了两个改革顾问，那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是个书生，读书和写文章都没问题，但是康有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经验，对中国的官场一无所知，他头脑中有很多的理论，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理论是否可行。梁启超当时不过20多岁，跟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虽然聪明但是缺乏实干经验。所以戊戌变法只维持了短短的三个月，皇帝颁布了二百多道谕旨，改革便是齐头并进的全面铺开，忽略了循序渐进，更缺乏政治技术和艺术，最后只能是越改越乱。光绪帝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听从了那几个人的意见，以为把慈禧太后搞下台，改革就能进行下去。最后袁世凯出卖了变法人士，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戊戌六君子为改革牺牲了生命，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构建现代政府的改革运动就这样失败了。
改革不成，使中国人越来越焦虑，最终只有走向革命。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关于改革的意见。在这份报告中孙中山说的最多的是如何改革农业，因为孙中山是一个农家子弟，他特别关注中国的农民，他指出，中国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那就必须按照西方的科学来提高农业产量。孙中山本想通过这次上书，在李鸿章手下谋到一官半职，但是李鸿章的表现让他非常失望。五个月以后，孙中山就成立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叫兴中会。
但是无论是从戊戌变法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最后都失败了。孙中山的遗嘱中写着“革命尚未成功”，他是个勉为其难的革命家。孙中山的革命旨在建立一个现代政府，进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正如兴中会的誓词中写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他是以美国为师，但最终失败。到了晚年孙中山才慢慢的反思，恰好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给他提供了帮助。对他与苏俄的关系，他曾说过，“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他。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只顾自己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孙中山集外集》。）也就是说在孙中山最绝望的时候，列宁领导的苏俄给他提供了帮助。
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孙中山的晚年思想有些左倾。孙中山在苏俄的帮助下，他把以前的共和革命改变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并采取了联俄、联共的革命方略。孙中山英语很好，在美国接受教育，而他先前的革命目标也是学习美国，希望建立美国那样一种政治体制。遗憾的是，在孙中山需要帮助的时候，英美国家出于利益的考量，并没有向他施以援手。
孙中山去世后，国共翻脸。中国共产党人被迫开始走向独立的革命，这就有了井冈山、延安革命根据地。在国共两党发生争执的前提下，外国人又开始纷纷下注，美国帮助蒋介石，苏俄帮助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选择，只能一边倒。中国要成事，就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性质的一个写照。
这种历史的选择，就是通过改革、革命，最终通过建立现代政府来构建现代国家的尝试。这里，不妨做个假设，假若在戊戌变法期间，英美国家能向光绪皇帝伸出援手，断绝对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支持，可能戊戌变法就成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义和团了；假若英美国家能帮助孙中山，他也不会转向苏俄；假若在国共内战时，英美国家帮助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那么1949年后的中国，也不会选择“一边倒”。事实上，晚年的毛泽东，有一点是清醒的，就是要与美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英美国家或许有一点没弄明白，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是“中国人”，首先是一些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后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这只是一种反向思考而已。
建构现代国家的思路之二：决定现代国家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民
近代中国，在如何构建现代国家问题上还有一条思路，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只把构建现代政府作为一个主要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决定现代国家的不是现代政府，而是国家的国民，如果国民没有真正的成长为现代公民，构建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最终会失掉“现代”的意义。决定国家状况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民。这种思路是19世纪70年代，从王韬开始的。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中有三篇文字谈到“民”，他把儒家的“重民”思想置放于现代国家的语境下，提出了“重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开启了中国重视国民对国家重要性认识的先河。
但真正带动这个思路的是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分为戊戌变法前和戊戌变法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进行了反思，他从一个政治改革的推动者转变成一个启蒙者。他在日本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从报》两大报，并在《新民丛报》上发布了他的《新民说》，研究梁启超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认为，梁启超是为了发表自己的《新民说》才创办了《新民丛报》，而不是新民丛报登载了《新民说》。我认为，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中国如要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首先必须有现代的国民。《新民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第一个受到新民说影响的是鲁迅，所以鲁迅在说到中国国民性的时候，从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借鉴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奴性”这个词。据考证，用“奴性”这个词来表达中国的国民性是梁启超开的头，很多革命党人在后来的写作中都借用了梁启超的词汇。如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等。
《新民说》影响了鲁迅，当然也影响了后来的毛泽东。毛泽东是个梁启超迷，在毛泽东后来的谈话和文字中，都谈到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第一个新兴学术团体就叫“新民学会”，至今上海还有一份报纸叫“新民晚报”，可见“新民”这个概念对中国影响之大。当然这个概念不是梁启超发明的，“新民”这个词古而有之，《大学》中就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样的话。在近代的语境下，梁启超将这个词用活了，用在了构建现代国家的背景下，旨在改造国民性，培育新国民。换句话说，梁启超的方案是要培育类似于西方的公民概念的一种个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成长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以后，现代国家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
当我们的国民多是文盲，既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有责任意识的前提下，构建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没有用。梁启超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一代人，这就是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直接承续了梁启超的思路，认为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首先必须要从文化上进行改革，培育“新人”。五四文化运动中称这个任务为培育新青年，从“新青年”开始着手较为容易，因为青年很纯洁，没受到污染，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很长时间的青年崇拜--李大钊写过《青春》，陈独秀写过《敬告青年》，毛泽东也发表过这样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为什么要把建造一个现代国家的责任交给青年？如果把中国的青年人思潮放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老年代表着死亡，青年代表着春天，生机勃勃，希望所在。后来李大钊也写道，一个现代社会、国家的构建与改进离不开青年人，当然一个好的社会是既需要青年人的热情才智，也需要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青年崇拜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毛泽东在晚年时期又发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担当者就是青年，毛泽东的新青年被称为“红卫兵”。青年崇拜心理和青年主义在中国的体现是值得注意的思潮。
建构现代国家的思路之三：看重国家本身的战略设计
近代以来的第三种思路我认为更集中在中国的政治家身上。他们也注意到通过改革和革命来构建现代政府，也注意到了培育新国民、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的国家本身。这种思路主要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既不太关注制度问题，也不太关注国民问题，而是集中在“富强”身上，即现代国家本身。国家本身的现代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首先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哪个现代国家中的大国军事力量会很弱呢！我们现在看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就知道，军事力量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是合法的核武器拥有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拥有核武器。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现代国家的物质要素之一。一提到美国，中国的老百姓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象？中国老百姓首先想到的不是美国的宪法，而是美国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还有美国的“大兵”，美国现代化的航母与战机。一谈到日本，谈到钓鱼岛和台湾问题，我们的脑海中肯定会浮现美国的航母、战机、海军陆战队等画面。
第二是强大的、发达的教育。现代教育体系是西方对人类的贡献之一。西方的教育模式影响了整个世界，即一种科学化、专业化的教育体制。直到今天，我们提到大学就会想到哈佛、耶鲁、剑桥、牛津，全世界很多家长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进入这些学校，我相信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人一提到“大学”二字会首先想到中国的北大和清华。
第三是强大的科技。美国文化的另一个代表就是强大的科技。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性产品很多都是美国提供的，如手机等通讯工具、互联网、电脑操作系统等等。当有的学者轻松的在设想儒家如何如何时，我想说，儒家解决不了中国现代性问题，谈论儒家和现代性的关联还是先去问问整天看美剧、好莱坞大片，玩着美国孩子玩的滑板，定期更换“爱疯”手机的我们的孩子。这种话可能很难听，但却是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中国的军事、科技比美国的还强大，那全世界可能都会来学习中国的宪法。
另外，除了强大军事、科技与教育，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发达的贸易体系。现代的贸易体系是不公平的，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它的贸易一定是很发达的。我们看看美国在卖什么，再看看中国在卖什么。美国向中国进口的更多的是玩具、裤子、衣服，而我们进口美国的则是民用飞机计算机和手机。
什么叫“中国梦”，我理解的“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如何建立强大的国家。当然现代的中国政治家不是不思考如何来建立现代政府，如何来提高国民品质，但他们更看重国家本身的战略设计。一个很普通的道理是，我们不能要求政治家像法学家一样思考，中国的政治家们也不能要求法学家都像政治家那样思考问题，大家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思考，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必备的国家伦理。
我的结论是，按照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中国既需要宪政和民主，也需要国家的现代性本身，也需要中国国民的成长。
换句话说，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不单是宪政本身这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宪政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广、很多。宪政文化的核心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的文明的政治共同体，或者说现代国家本身。
提问部分
法治不是解决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提问：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才有什么样的人民，还是有什么样的人民才有什么样的政府？谈到开启民智，现在如果要开启民智的话，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对象是所有中国大众，还是只针对一部分人？
王人博：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对于政府与国民是什么关系，哪个在前，我的看法很简单，这两者都是很重要的。我不太赞成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民，胡适先生曾经提过，你要教别人游泳，首先得自己下水，你教别人弹琴，自己首先要有琴可弹，也就是说要培养国民首先要构建民主政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其中是有问题的。鲁迅不会这样看，比如说要想游泳，肯定要先下水，但如果这个人一点水性都不懂，甚至对水有恐惧感，把这样一个人扔到水里，他肯定会淹死的。换句话说，要构建一个民主宪政体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府对这个东西要有一定的了解，要做一定的功课。近代中国恰恰证明了一点，西方的民主宪政中国都玩过了，但是都玩砸了，失败了。政府的构建与国民的改造是相辅相成的，过分强调国民的重要性，可能会忽略政府改革，过分强调政府改革而忽略国民性，这个改革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第二，我认为国民性的培育是从我们每个人开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用居高临下的视角去教育他人。我认为就从我们开始，从自己开始。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要懂得行使权利，行使权利的前提是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当你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做到照顾别人。
我认为我们的同胞包括我自己在内，既缺乏坚定的权利意识又缺乏责任意识，只想行使权利，不想承担责任，而且行使权利的时候一般不会顾及到别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出现那么多的怪现象，比如很多老年人跳舞时，在空地上放那么大声的音乐却不顾及别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处在这个场景之中，我们没资格教育大众应该如何，首先要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
提问：刚才提到了要广开民智，要注重现代国家本身的教育、科技、贸易等方面问题。这两方面跟国家实行宪政应该是齐头并进的，还是它们只是一个前提，要这两方面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能实行宪政？如果是这样的，国家实行宪政的时机是不是还不成熟？
王人博：我不太想对宪政做出任何的评价。但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讲，第一，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中国开出药方来。经济学家科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人的事情，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要一劳永逸的为中国开出药方，想要药到病除是不可能的。我喜欢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传统和现代、中方和西方、经济和政治、教育和能源等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所以你说哪个为前提，我认为应该互为前提。我认为中国人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公民，举例来说，美国公民在一个白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度会选一个黑人当总统，单凭这一点我认为美国公民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公民。也就是说，衡量一个成熟公民的最简单尺度，就是他们可以除掉种族、肤色，拥有成熟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念。
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大的误用就是错误的使用了来自西方的民族概念，对中国而言，民族只有一个，这就是近代中国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即相对于西方、阿拉伯、印度以及伊斯兰等民族而言的中国族群。或者在国家意义上，中华民族即是中国国家的国族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可以分为不同族裔。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汉族”、“满族”、“回族”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它是民族概念之下的不同族裔性而已。
梁启超在一百年前的《新民说》里提到，中国人普遍缺乏公德，西方传教士一百多年前也写过，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但是一百年以后，中国人在公民道德方面进步并不明显。国民性从二战以后，已经成为了一门科学，国民性是可以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来论证的，并不是观察个性，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一种心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既需要现代公民，同时也需要现代政府，推进政府改革对于造就现代公民是个有利条件，而公民的成长又可以影响政府的效率和质量，而好的国民和好的政府体制，又会促进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
按照法学家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我们要寄希望于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我认为法治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法治不是解决我们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实行法治时必须要把社会环境进行清理，要思考如何来安顿法治。法学家对法治的热望，作为同道，我既能理解，也抱有同样的期待：一个现代的法学者首先应该是个法治主义者，这是法学者群体必须坚持的道德立场。然而，我们对法治价值的坚守更多的是来自于学理，这些学理多是来自英语和德语的实践，而不是我们自己身在的我们自己社会与共同体的实践，这种学理缺少的是亲验性。事实上，由于法学家与法官、检察官的二元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的法律实践者可能更能体味出中国法治在实践层面的难度与复杂性。
提问：过去一百多年的思想变化中，第一种是左宗棠曾国藩他们支持的复古文化；第二种是西方所谓的现代化，即后来的孙中山以美国为榜样；第三种是民主宪政，对这几种思路有何评价？
王人博：我要说的是一个非西方化国家的整个近代历史进程是充满了悖论和痛苦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复古派还是西方派，实际上都离不开西方这个镜像。非西方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们都离不开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但是又发现，要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之路，同时不得不面对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复古主义看起来是文化上的一种保守主义，其本质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它必须把西方的概念和价值隐微于书写的背后通过重述中国历史与文化，达到重构的目的。复古主义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它与民族主义理论一样内含了悖论；全盘西方化，也行不通，因为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绝不可能自我他者化，这也注定了一种现代性的追求必定得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受苦。目前，让人最反感的说法之一，就是讲儒家如何如何能耐。一个事实必须得承认：儒家既支撑了中华帝国活了几千年，又使中国最后弄得个内忧外患而一败涂地。儒家自身并不能带来现代性。你还能回到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农耕社会吗？如果能，儒家肯定能帮上大忙。换句话，现代那些自称的儒者需要的是用儒家的态度和眼光去面对西方社会和现代性本身，而不是乞怜于儒家的起死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