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与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杠上了，不仅仅为了她的父亲吴永正。
吴英案件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议题集中在吴英是否该判死刑？第二阶段的议题落子在吴英的资产如何处置，处置是否公开公平符合相关程序？第三阶段即目前的阶段，受到实名举报的当地官员是否该回避这一案件？
这位年轻女性没有被判处死刑，已经是幸事，在目前的中国法律框架下，模糊的非法集资边界暧昧不清，对吴英这样的案犯判处死刑并不奇怪。就在吴英二审被判处死刑的同时，2012年1月17日在中国中部破落的古城安阳，因民间集资造成巨大损失当地政府不得不对非法集资进行集中处理。安阳市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四起非法集资诈骗案，其中一位病退的工人刘洪飞，因股市期货市场投资失败无法赔偿，一审被判处死刑。内蒙古包头市的非法集资法人自焚案也已宣判，多人获刑。稍早时间，江苏泗洪警方称，“宝马乡”石集乡非法集资案水落石出，44名涉案人员被捕。而在三年前的8月5日，绰号小姑娘的浙江丽水杜益敏已经被执行死刑。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金融改革极端滞后，民间投融资需求旺盛，炽烈的贪念与强烈的赌徒心态，加上无规则可言的信用市场，酿成一出又一出悲剧。这些悲剧大多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就象曾经的“投机倒把”罪一样，百试不爽。悲剧越多，说明市场越大，金融改革越不到位。
制度性悲剧注定没完没了，僵硬的制度与现实需求产生巨大的落差，悲剧人物由此葬身虎口。吴英案的最大贡献是，让社会再次关注到非法集资罪名的滞后与荒唐，使社会的如炬目光投向巨大的灰色地带：被告人的财产如何处置？如果司法者突破法律与伦理底线，中国整个社会的救济底线又在哪里？
今年7月11日，侥幸逃脱鬼门关的吴英，死缓判决改为无期徒刑。事件并未就此结束，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争斗，围绕资产处置引发而来的是地方执法信用是否可信。
6月5日，由东阳市政府牵头组成了“吴英案资产处置小组”，东阳市副市长陈军任组长。7月23日，吴英六处房产被拍卖。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于当日向媒体表示，吴英曾向上级纪监部门举报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涉嫌受贿，陈军曾“向吴英要了十几万”。7月26日，东阳市政府官方微博表示已确认：吴英案中，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未涉及受贿问题。7月30日，东阳市官方发布消息，吴永正、蔺文财涉嫌诬告陷害等罪被刑拘。
8月1日下午，蔺文财及吴英父亲的辩护律师王永杰和王常青向东阳市公安局发出“管辖权异议书”，要求东阳警方回避此案。8月13日，东阳警方的答复是：认为两位律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无根据，不予采纳。8月14日，吴英又一份“回避申请书”被代理律师朱建伟带出看守所，并向东阳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递呈，要求东阳公安局整体回避吴永正等人涉嫌“诬告、陷害东阳市副市长陈军”一案。
是否应该回避再次引发剧烈争议，对法律条款的理解不同，双方各执一词。
支持者依据对法律条款精神的理解，认为东阳市应回避对本市副市长的调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按照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规定，干部被实名举报之后，应该由上一级的纪委监察部门调查。吴英实名举报陈军，“只有金华市纪委或检察院进行调查核实，说明副市长陈军并未违纪违法，才具有合法性”，东阳市官方发布消息回应，“既不符合法律程序，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律师斯伟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章“回避”解读，虽然没明文规定机构回避，只规定人回避，但如果所有人都有关系，就需整体回避，司法实践做法是上级指定其它地方办理。“我国法律规定机构回避，如东阳公安局受市政府领导，因此是有利害关系的，符合二十八条第四款的立法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丹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安的回避与否，取决于这个案件的办案人员有没有存在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如果副市长和公安人员有亲属关系，这根据规定要回避”，“但如果存在隶属关系，则要整个公安机关回避，这在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 “而且，像这种情况申请回避，也不会被批准。根据这个逻辑，涉及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案件本地的办案机关就没法办理了。”
争执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信用。
目前的制度设计似乎存在两难处境：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当地上级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与人情社会中，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但牵涉到地方官员就要求行政执法机构整体回避，将导致今后执法成本高不可攀。为了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惟一的办法是以典型案例的方式，警告行政执法中的枉法、或者毫无证据的污告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待地方政府的公正性、社会信用基本重建之后，再回到低成本执法之路。一个信用四处漏的地方政府，其运作成本必然是高昂的。
东阳市在此次吴英案件过程中，仍有几处疑虑待解。在资产处理初期，一直受到种种质疑，早前的资产处置并未给出明确的信息，什么人以怎样的价格得到了资产。由于此案受到极大关注，此后在资产处理过程中通过网络拍卖等方式进行，相对公平。但此次以雷霆之势控制吴英父亲与吴英代理人，脱离党内反腐常规程序处理此事，令人不安。
吴丹红先生认为，陈军副市长的身份不在此案的回避之列，除非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和陈军存在某种直接的联系，且这种联系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这预设了囚徒陷阱，当地公安机关与陈军的直接联系证据，普通人无从寻找，那就意味着如果陈军有罪，也不必回避，安享本地公安机关的庇护。
吴英案发展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信用发展滞后，使中国的金融犯罪模式将近30年没有改变；我们也看到了资产处置过程中的暧昧不清之处，甚至让人对司法机构是否存在公平底线产生怀疑。这一怀疑是致命的，法律公正受伤将殃及全社会；同时，我们也看到地方政府信用、地方执法机构受到的严重质疑，这些机构到底是社会秩序的守护者，还是某些领导的家丁？所有这些质疑导致的结果是，社会运转成本奇高，维持政府的费用数倍于法治昌明的国家。
缺少法治的社会，不可能有高效的经济运转，因为高昂的成本、信用失灵，阻止交易低成本顺利传导。在所有的信用中，重塑法治信用，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