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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斌:中国经济短期的下行压力仍比较大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轨道的第一年。年终将至,2015年仍将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第二年”,改革从2014年的方案准备期迈入2015年的落地攻坚期。

   而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高层已强调,2015年经济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制定经济预期目标,适应“新常态”。

   但是,从目前经济形势判断,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2015年中国经济短期仍将面临下行压力。

   2015年中国经济改革会面临哪些下行压力,如何去产能化?界面新闻就此专访了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朱海斌。上个月底,他刚发布了关于中国经济展望的《2015:关于中国的十个问题》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2015年中国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防范就业风险与金融风险,且中国政府明年将采取更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和松紧适度货币政策,而在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美元走强、油价暴跌的情况下,2015年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挑战。

   界面新闻:您最新发布的《2015:关于中国的十个问题》中预计“中国政府会将增长目标从2014年的7.5%下调至2015年的7%”,在您看来,2015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及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朱海斌:当前来看,中国经济短期的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大任务,还是把“稳增长”作为一个首要任务。短期看来,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速可能会是低点,明年二三季度政策调整以后,尤其是货币政策宽松、财政改革可能会对经济有一些推动,经济环比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

   经济增长主要的压力还是在一些传统的部门,尤其是投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分为三大部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制造业投资,大概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房地产投资大概占了四分之一,基础设施投资大概占了五分之一。最近几年来看,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都是下行,增长速度越来越慢。

   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已经出现好几年了,所以制造业投资这两年一直是缓步下行,从2011年30%多的增速下降到了现在的14%-15%左右。而2014年的新状况是,房地产行业在经历了2012年和2013年中18个月的房地产行业火爆后,今年也因为供大于求的问题进入拐点。房地产投资去年的增速是20%,今年只有11%-12%。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和去库存的压力仍然存在,所以2015年房地产行业依然是持续调整的状态,明年的房地产投资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这些是目前看来,中国经济短期下行最大的压力。明年房地产投资还是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一个风险。

   界面新闻:您刚刚提到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2015年应该如何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朱海斌:从去产能来看,这几年一直在做,但是每年的步伐还是比较慢。从目前大环境来看,国内的需求已经趋于饱和。随着经济减速,需求的增速也比较有限。所以在国内的市场上供大于求这个局面短期不会有太大改变。

   2014年中国战略上的转移可能有意无意地加强了对外投资。这一方面有政府的推动,也有企业自身战略的调整。2015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肯定会首次超过外来投资。很明显,2007年以后,中国对外投资(ODI)一直都是高速增长的,每年的增速都是20%左右。但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在1000亿美元左右浮动,所以这两者的变化对比非常明显。中国ODI的增长一方面有政府的推动,如“一带一路”、东盟与中日韩10+3自贸区、亚太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等等这些区域性合作谈判中,中国都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金融领域,今年新成立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也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提供的金融配套支持。

   从企业部门看,往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基本上以央企为主导,产业方面也比较单一,以资源类的对外并购为主。2014年出现比较有意思的变化是,很多民企对外投资非常活跃,2014年上半年,交易总额位列历史第二,民营企业交易金额以三倍的增速,远超国有企业。行业的分布也比以前相比更加分散,不像之前单一地集中在资源领域,也涉及了制造业、房地产、银行和旅游地产等,反映了中国企业往外走,现在目标不仅是要资源,也涵盖了技术、产业链、海外市场等。

   这也和中国居民的投资需求变化有关,比如说像房地产,现在海外很多房地产企业主要是服务中国客户的,中国房地产企业现在出现资源重组,国内房地产市场不太景气,往外进行资源重配,这些都是今年的变化。

   但总体上来说,解决产能过剩,中国企业走出去,尤其是对海外基础设施这方面的投资合作很可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从中国过去三十年高增长的经验来看,至少有一个高增长的必要条件,就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这可能是中国从过去三十年发展当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当今世界上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个发展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不足,在这方面海外新兴经济体有需求,而中国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是实际上怎么落实,尤其是怎样以一个商业化、可持续的模式做下去,这可能是未来几年需要重点观察的问题。

   界面新闻:2015年,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制定的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朱海斌:从房地产市场来看,政府在楼市政策上可能还会有进一步放松的空间。如果中国房地产垮掉的话,我想中国经济几乎没有疑问地会硬着陆。明年稳增长中很重要的部分是“稳房地产”,具体不是说让它反弹,而是指让它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慢慢稳下来。限贷、限购已经开始慢慢放松,降息政策对购房者、房地产企业融资有一定帮助,下一步有可能在一线城市也会做出限购政策的部分调整,不一定完全取消。比如说二套房的房贷今年已经有部分松动,现在是“只看房不看贷”,明年楼市如果继续往下滑,速度超于预期的话,很有可能二套房房贷比例也会放宽。现在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60%,这里面还有很大的松动空间。地方可能在税收政策上会有一定支持,比如买房子所需的交易税、印花税可能会有一些减免。

   在货币政策方面,2015年降息降准的可能性很大,2015年一季度可能会有一次降息,2015年二三季度可能会有降准,这样的话,对房地产行业也会有一定支持。房地产行业目前是全局性的供大于求,跟以往不大一样,因此这一轮政策调整的压力比较大。我们预计房地产行业经过一年或半年的调整,可以在一个稍微低的位置大概稳住,会是软着陆。

   2014年的前三个季度,因为种种政策因素叠加后,在住房新开工面积、土地交易、房地产投资方面调整速度比较快,现在政策相应做了调整后,房地产行业往下走的趋势不会变,但是往下走的坡度会比今年要平缓。

   一个现实情况是,房地产行业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从它本身的体量及相关联的钢铁、水泥和家具等种种产业链对整个GDP的贡献率,我们估计大概是20%左右。在中国经济调结构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在短期内是非常大的“阵痛”。

   下滑压力主要来自于要在几年内慢慢降低经济风险,确保不会剧烈动荡。而稳增长也是要尽量发掘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需要一定过程。

   界面新闻:那您觉得,2015年,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会集中在哪些行业?

   朱海斌:从行业上来看,一个是跟中产阶级崛起相关的消费性行业,这与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后需求大多转入对生活方式的追求相关,消费模式可能会不一样,未来海外旅游的空间也会很大;另一个是与健康、医疗、保健相关的大健康产业,与中国的老龄化相关,他们对健康的需求也在增加。

   和环保、新能源相关的行业也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大众对环保的意识远远加强,2014年,已经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共识:环保问题到了必须治理的阶段。这个行业跟环保相关的,还有污染处理产业。

   界面新闻:目前财税改革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好,2015年,如何继续将财税改革往前推进?

   朱海斌:2014年,财政改革的进展非常鼓舞人心。其中三个关键内容包括: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其中,地方政府债务是关键问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我们预计2015年前两个问题依然是重点。

   在2015年1月底之前,会出现地方政府债务重新分类的问题,商业类债务的归公司企业,公益类债务的归政府。目前正在对地方政府债务存量问题进行清理,需要地方政府负责的债务由地方政府承担,而不归地方政府负责的就由商业项目进行。地方政府债务整顿以后,就是增量问题,原则上公益类的债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是财政部主推的方式;另一种是在没有社会资本参与的情况下,就以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方式来承担。在新的制度下,地方政府不能通过企业或者融资平台来融资,这是根本性的转变。2015年将会是过渡期,不会一刀切,但未来的方向性是清楚的。在一两年的过渡期后,就不会允许地方政府再通过融资平台融资。

   对经济的影响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如果说不能再以传统的方式融资,只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话,地方政府财力会受很大影响,再加上房地产市场调整,土地收入也不会很理想。今年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比较大,明年压力可能会更大,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

   制度设计里,有通过PPP模式把这块给填补上去的计划,明年PPP模式到底能推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把地方政府下的洼地给填上,这是明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很大问题。

   公益类项目一般投资期限比较长,收益相对比较低,怎么设计一个机制,尤其是让社会资本、私人资本有兴趣真正参与到投资里头?我们提到有“特许经营”的方式,但目前来看,PPP模式中参与的社会资本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这算不上真正的PPP模式。

   过去的地方政府债务里直接或间接地存在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无风险利率被人为地拔高,这对整个金融体系改革、利率市场化和实体经济都有很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第一步是确认边界,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存量中哪些由地方政府承担、哪些与地方政府无关。在未来违约处理的时候,解决的法律途径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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