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书，学理上非常高深。对我而言，没有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是反求诸己的部分，一是反求诸宪法的部分。
我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结果怎么，整天查禁我的书，说李敖闯祸，影响民心士气。现在的书不禁了﹐可是也没事了。
我拿张照片给大家看，我指着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子前一阵子来到北京，他是国民党的上将叫做许历农，当年做总政战部的主任，专门查禁我的书，后来变成老朋友，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他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
――李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当自由主义被开清单的时候，大家注意，自由主义的理想都没有意义了。我们要跟着清单向政府要我们的自由，够了，它给我们以后，所有自由主义全部落实，全部兑现，清单在哪里？清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的第一篇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宪法里面给我们列了，比全世界任何国家给的都多。
大家注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所列举的，一条一条列举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出版，言论自由，罢工自由，什么都有，每一条都列举出来了，我不以为他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他就是真的。
富兰克林讲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告诉大家，富兰克林是错误的，这句话要被我李敖改写，怎么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别以为都是假的，当我们努力就是真的；别以为他们在骗我们，当我们认真，他们就不是骗子。
――李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我要政府给我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的自由，这就是和政府干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当这些东西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一条一条列举的时候，谁还要自由主义啊？我要宪法，我不要自由主义。
――李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李敖不愧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大陆之行也是毁誉参半。诸位同仁各有体会，自不必说。单说李敖在三所大学的演讲享受的待遇就能说明一些问题。用李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林顿的演讲，全国直播；连战的演讲，全国直播；我的演讲，你们还要想一想再播。”确实，大陆没有一家电视台直播李敖的演讲，中央电视台新闻台一反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性，对李敖在北大的演讲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李敖的演讲我们只能从互联网的转载中细心品味。也许，我们理解李敖还需假以时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李敖把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寄希望于宪法的实施，通俗解说了玄之又玄的“自由主义”这个学术概念。有道是，“都云李敖痴，谁解其中味?”。
一、为什么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一百多年前，一批热血志士鼓吹君主立宪，变法维新，遭到残酷镇压。后慈禧太后迫于内忧外患，终于痛下决心，预备立宪，但为时已晚。革命党人发“火”，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无可奈何花落去。从孙中山的《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到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发生了一幕幕宪政的悲喜剧。
新中国成立，终于有了一部“人民的宪法”――五四宪法。黄炎培先生曾有诗赞曰：
静荡荡的广场，
让多么雄伟的天安门耸立，
朝朝暮暮，
千千万万行人，
往来不绝，
向南一望，那象征什么呢？
高高的纪念碑，
有毛主席亲题的笔迹。
大家读一遍吧！
不知不觉地，
立正！静默！
还使多少人感泣！
谁都知道：
写成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笔和墨，
是无数人民英雄的白骨和赤血。
黄炎培的诗无疑吐露了无数人的心声，这部宪法来之不易，它是用无数白骨和赤血换来的。我们今天观之，五四宪法虽有一些缺陷，这部宪法仍堪称为一部较好的宪法，它的大部成果被八二宪法继承。在某些地方，八二宪法甚至比五四宪法退步了。比如，五四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等。
在五四宪法颁布的头三年里，宪法受到普遍的尊重，应该说那时的国家领导人对实施宪法是有诚意的，但这种诚意一直停留在口头上，言辞点到为止，并无切实的实施机制。一旦国家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宪法面临冲击时，靠道义和良知维系的护宪理念顷刻就烟消云散了。1955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确定：“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这排除了宪法在司法领域适用的可能性，宪法作为最高法已高入云端不着地，对普通公民而言，宪法除了每每给人以幻想，已无实际作用。
1957年，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成了“引蛇出洞”的手段，以言获罪屡见不鲜，还有谁个做大傻冒？五四宪法已经不是花瓶，它简直成了骗子。国家领导人对宪法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毛泽东1958年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了。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资料）
可以说，五四宪法在1957年就死了，它是一个短命的宪法。1966年，刘少奇高举宪法，希望免受红卫兵的揪斗，未能幸免。后人叹曰：主席今天才想起宪法，太晚了！
今日的中国有一部比五四宪法好看得多的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规定了尊重人权，规定了依法治国，规定了人民民主。这么好的一部宪法，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弃置一旁？！甚至让人们忘记了它的存在。李敖来大陆疾声呼吁实施宪法，总觉很滑稽，又让人悲喜，一百多年来，我们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如何面对宪法？
有人说，王斌余和孙志刚一样要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标志人物。所不同的是，孙志刚是违宪制度的受害者，王斌余既是违宪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为什么说，王斌余既是违宪制度的受害者？这个不难明白。中国在法律制度中长期歧视农民，漠视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其实质是侵犯一部分公民的宪法平等权，这是在宪法缺位的情况下发生的。王斌余故意杀伤多人，手段残忍，依照刑律，当处极刑。但社会颇多同情之声，无非在于王是在讨薪不成反受辱、求告无门更被逼的情况下以命相搏，犯下弥天大罪的。主张判王斌余死刑者持简单的同态复仇的狭隘刑法观念，须不知老子告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为什么刑法这个最严厉的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和平中失灵？当王斌余放下屠刀，洗去手上的血污，投案自首时，他已经把令人尴尬的法律难题摆在执政者面前。到底是要宪法，还是要下一个王斌余的出现？
当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分裂，在不同的阶层或阶级之间，如果没有宪法作为利益的整合机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冲突危险，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王斌余以身试法，我宁愿相信这决非他的本意，实际上当他冷静下来之后，他已有悔意。是我们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把王斌余推向断头台。
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恶人，好的制度可以把恶人变成好人。只有所有的制度在善良宪法的统率之下，才有善良的可能，缺乏宪法引导的法律不可能成为善法，缺乏宪法规范的经济改革只会使社会越来越混乱，继而发生社会冲突，甚至恐怖主义流行。对于弱者而言，在面对生存危机的时候，除了实施恐怖，已经别无它途，否则就是等死。这是最原始的反抗权利，也是最惨烈的方式。
当人们从王斌余杀人，回忆到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反思，快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就不能有些进步？！宪法难道就那么可怕，能否善待宪法，避免下一个王斌余？如果为政者能抛开自己的一己之私，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
三、实施宪法，难道就是那么难？
前已述及中国一百年来的宪政史，宪法在中国更多是一个好看的花瓶，在一定时候，甚至是一个骗人的工具。政治家们一方面大张旗鼓制定宪法，高喊实施宪法，一方面又视宪法为绊脚石，踢开宪法，皈依帝王之学。其实，做个开明君主，也没什么不好，就政体而言，亚里士多德早就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好的政体，只要这三种政体都是全心为人民谋福利。但历史已经证明，单纯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是很难出现的，我们所看到的多是变态政体。
在人类发现宪法这个政治文明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抛弃对开明君主的幻想，宁愿要现实的宪法政治，不要幻想的君主政治。宪法政治没有什么秘密，就是依照宪法来执政。李敖说，为了宪法，他可以放弃自由主义。如果宪法已经包含自由主义的理想，有了宪法，李敖还要自由主义干吗呢，李敖的说法不过是欺人的把戏而已。
实施宪法的政治，其实就是宪政。新中国成立后，讳言宪政，我们已经看到，宪政总比王斌余泛滥好。宪政的前提是有一部善良宪法，中国当今的宪法不是没有缺陷，比如如何摆正执政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总纲），如何善待工人阶级的领导与工农联盟（宪法第一条），但总的说，现行宪法是一部善法。
实施宪法的关键是要有一个能行使职权的违宪审查机构。中国历部宪法故意模糊这个问题，实则不打算实施这部宪法。如果违宪的法律不能得到审查，违宪的机构、违宪的行为不能得到追究，宪法除了成为摆设，还能成为什么？违宪审查为什么不能出现，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违宪审查要求审查机构保持中立。执政者是否愿意有不被自己领导的机构出现，是否愿意自己接受审查。
在思考中国宪政之路中，有五种模式是值得重视的：（一）华盛顿模式；（二）党内民主模式；（三）民主选举模式；（四）法律维权模式；（五）革命模式。华盛顿模式需要伟人，这在中国不是没有可能，个别政治家也有这样的胸怀，但在一个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国基本不存在产生伟人的土壤，即使有华盛顿胸怀的伟人，也会被这种土壤毁灭，所以，对于华盛顿模式不必抱有太多的幻想。党内民主模式目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党内民主在缺乏民主规则规范的情况，容易演变为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的关键是实力，特别是军队的力量。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目前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忍不住表达了政治抱负，这在中国未来的宪政之路上未必是好事，军人干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民主选举模式是一部分有志之士的追求，但在中国当前基本走入绝境。没有宪法的支持、没有完善的选举法，民主选举无从谈起。法律维权模式目前被一部分法律工作者炒的热火，无论是从联名罢免市长，还是从陕西油田纠纷、太石村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维权者的身影，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公正解决，从而开启宪政之路。所谓革命模式，无非是另起灶台，虽然我们从汉源、从东阳、从定州，甚至从王斌余那里看到一部分人殊死反抗的决心，但在这个历尽灾难的国家中，不应该再有革命。
前述五种模式中，党内民主模式、民主选举模式、法律维权模式，在中国开启都有可能，党内民主模式寄希望于执政者的觉悟，民主选举模式寄希望于执政者的容忍和有识之士的争取，法律维权模式依赖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更愿意看到中国将来能通过民主选举，培育力量，去推动宪政，因为党内民主的风险太大，法律维权解决的是局部的个案公正，并不必然带动整个体制的连锁反应。当然，维权的涵义是广泛的，无论是经济社会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是它的范畴，但这外围的搔痒，搔到最终还是要到民主这里，通过民主，实现中国的宪法之治。
不管怎样，实施宪法，不仅是李敖等人的呼声，它早已实实在在体现在无数人的努力之中。也许，我们今天正在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若干年以后，我希望中国宪法能从头上的星空变成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