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一番做空亚洲货币（解读成“人民币”）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其言论一出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人们也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做空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做空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炒家发现有机会，必然就会使用这种工具。想做空人民币的大有人在，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描述的西方“阴谋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炒家会如何行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动。这些行为是否有“恶意”不是他们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做空是否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二，索罗斯们能不能做空人民币？宣称要做空人民币等于有能力做空人民币。这些金融炒家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只是媒体关注的是其成功的时候。现在中国各界关切的就是索罗斯们能否在做空人民币方面取得成功。人们对索罗斯的言论群起攻之，认为其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输得很惨。
这个预判或许正确，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错判。索罗斯和其他很多西方投资者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依靠媒体所提供的观点。索罗斯的言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不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尽管下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第二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体量的错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炒家可以随意做空的。第三是索罗斯们对中国政府决心的错判。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西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前者具有巨大动员能力来干预市场，并且，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对中国经济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任何西方政府所能相比的。
不过，问题只是那么简单吗？在诸种讨论中，大家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索罗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做空人民币？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既来自像索罗斯那样的西方资本，也来自西方政府。这两方面有关联，但也有区别。
涉及整体经济安全
索罗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包括一、中国的崛起被西方世界广泛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现存秩序的威胁；二、中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开始具有侵略性；三、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国内各方面的矛盾浮现；四、中国经济金融监管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失误。做空中国是在中国被视为对世界秩序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经济本身又出现脆弱性的时候产生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机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了，而是涉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问题。
资本趋利的本质促使其寻找各国经济金融监管的漏洞和脆弱的地方，通过做空等手段获利。但如果资本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满，这种炒作会更具冒险性（利益＋情绪）。西方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也会促使它们利用和动员其经济力量来挤压中国经济。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有时各自行动，有时则会结合起来。当两者结合时，就可以对目标国家产生巨大的负能量。面对来自西方政府和资本两方面的力量，中国如果操之不当，就会酿成无穷的恶果。
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就在于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人们常以为，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较军事力量重要。首先，经济力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因为前苏联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解体。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这需要有效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是两个互相关联和强化发展的过程。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技术创新都在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庞大的军事投资都投向民营部门。军民技术之间的灵活转用使得两者同时进步。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庞大消费市场，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最强大的软实力。前苏联所以败北，主要是因为前苏联集团的经济势力不够，各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各国内部经济依赖行政和政治力量来整合，各国间的关系更是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来维系。美国则不一样。真正把西方集团维系在一起的不是民主，而是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来说，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或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经常制造经济危机，或者不能避免重大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制度都能得到有效恢复。从负面来说，美国也经常使用不当的手段来大力打压那些具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大有挑战美国的势头，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日本经济（例如迫使日元升值等）。美国打压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其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中国经济崛起，其对付中国经济的手段也呼之欲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困局迫使其通过大量货币宽松政策，向世界其他经济体转移经济危机，致使欧元区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世界各国为了防止通缩为症状的经济萎缩，纷纷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并借入大量廉价、低息的美元。去年底，美国在其实体经济刚有起色时，即采取加息政策，再将全球资本吸引入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推动科技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其他国家基本缺失还手之力，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负面影响极其惨烈。
TPP针对中国
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是针对中国的。TPP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创造比世界贸易组织更自由的自由贸易体制，但从今天的情况看，TPP俨然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集团”，即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贸易只向自己的盟友开放，而把所谓的“敌人”排挤在外。TPP通过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把中国排挤在外，而把像越南和马来西亚等远较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包括在内，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言自明。尽管TPP的实际效用仍不明朗，但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明的，TPP的目标是制定世界经济活动的新规则；如果美国不制订新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言下之意，TPP就是为了剥夺中国对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
更应当引起中国关切的是TPP背后的美国资本运作能量。美国资本从一开始就在TPP背后，尽管美国政府在前台活动，但主导TPP议程的从来就是美国资本。每次政府间TPP谈判遇到困难，资本总能运作推动下一波的谈判。这使得TPP谈判过程充满动力。就是说，TPP是美国资本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很多年里，美国资本对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感到压力，或者认为中国国有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或者认为中国的竞争主要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容易理解TPP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
中国更不能忽视资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资本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不喜欢战争，但经济竞争经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当资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自身不能对付时，就会借助国家能力来应付竞争对手。并且，一旦资本和国家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时，冲突和战争更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要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就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给美国或西方很多机会来“做空”中国经济。
这两方面的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例如，美国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方面出现很多失误的机会，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阻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做空机制、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差价的投机行为等。股市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期货业务的开展，在客观上能够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但由于中国专业人才结构和经验不足，管理及技术水平极其低下，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从去年股灾及今年初的资本市场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缺陷。对政策从预估、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及反应机制，调整均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要求。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及其国际化将可能是消耗国家财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美国可影响中国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经济（国际资本）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索罗斯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而是经济和社会力量。但中国只存在政府力量，经济和社会力量要不没有发展起来，要不被限制发展。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外在力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时代，正如国际资本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中国经济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索罗斯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单一的政府能力所能应付的。
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