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中国是“二元结构”。我认为中国“二元结构”还不是一般的二元结构，而是“三重二元结构”。第一重二元结构指的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假如把中国分成两块，一块城市一块乡村的话，城乡有很大差别，形成一个二元结构，这是我所说的第一重二元结构。另外一重二元结构叫做“区域内二元结构”，就是每一个地区内部又分“二元”，有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巨大差异，比如在广东省，就有极其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不同发展程度的地方共存在一个大区域内部。第三重是区域和区域之间的二元结构，比如东、中、西不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这“三重二元结构”的基础，还是城乡差距。
这三重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我们中国好像一个极度分裂的社会，到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经济和社会的“二元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无论你是处于二元结构中那个“高层次”的一端还是“低层次”的一端。大家生活在北京，假如你出了核心城区之后，大概行车一个半小时，就会突然发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像密云、延庆、门头沟、大兴这些地方，有的乡村还处在比较落后甚至贫困的阶段。此时你就会发现，北京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当你在CBD、金融街这些地方转悠的时候，就会感叹，难道这不是全世界最繁华最高级的地方吗？可是就在几十公里之外，就存在着一些很落后的地方，这种城乡隔离和区域分裂的社会，在中国十分普遍。
出路在哪里？就在于“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2015年我考察了河北七个县，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有了感性的认识。区域一体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其着力点主要在县域，县域经济是连接大城市与乡村的纽带，也是实现这两个“一体化”的关键所在。我的考察归结起来有几点感受：
第一，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十分活跃，商业机遇非常多，其经济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勃勃的气象。以前我们把大量资源用在城市上，尤其是用在大城市的发展上。现在县域经济面临很多发展机会，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
第二，县域经济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转型正在迅速进展当中。地方政府对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整套的区域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的思路逐渐清晰，他们都野心勃勃，要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第三，县域产业的发展前景很好，但是县域产业的层级并不高，其提升潜力是很大的。很多产业在县域发育成长还不够，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需要很好的引导、政策扶持和顶层设计，一些配套的东西还有待完善。
第四，县域经济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些地方的发展非常迅猛，思路很清晰，定位很准确，对本区域的产业规划十分具有前瞻性，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跟先进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思路和定位不清晰，盲目追求“高大上”，没有分析好自己的比较优势。
第五，在中国一些经济发展十分不均衡的地方（如河北），城乡一体化速度正在加快，但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当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差异很大。
第六，城乡融合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创新空间。目前很多制度正束缚着城乡进一步融合，未来各方面的制度创新有很大的空间，比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
第七，近年来区域协同发展正在加快，很多地方正在寻找自己的增长点，争取加大区域协同发展的力度，形成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经济区、产业区、金融区。以前区域之间是割裂的、分离的，现在则要追求融合、互动、互通，把区域发展当作一盘棋来设计。
区域协同发展，核心应该还在农村发展，不要把这个问题搞错了方向。通过考察，我感觉现在有几个重大问题正在阻碍着农村的发展：
第一是乡村治理的真空化。由于乡村缺乏有效治理，现在大量乡村都出现了治理的无效、失效的情况，农村凋敝，治理没有效率，出现治理的真空。
第二，要素流动的静态化。农村有很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人力资本），可是这些要素都处于静止的状态，土地、房屋产权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要素得不到充分地流动，成为死的资产。因此，农村的要素是静态化的，而在城市当中，这些要素基本都可以充分流动的。
第三，集体经济的涣散化。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乡村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经济不强。而由于集体经济不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偏低。比如说交通、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农田水利、乡村卫生、垃圾处理等，这些都叫做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不能实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靠什么呢？主要还是靠集体经济的发展，可是这方面，我走了河北这么多乡村，发现集体经济涣散的状态比较严重，这就使得大部分乡村的公共品供给基本处于不足的状态。
第四，乡村文化的停滞化。乡村文化大部分都在停滞状态，乡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文化氛围比较沉寂，整个乡村显得没有生气，不是生机勃勃的乡村，而是死气沉沉的乡村。
第五，农业产业非规模化。你到乡村去调查一下，大概以小农为主。这样的状态对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小农是很难抗拒农业风险的，包括自然风险和价格风险，小农也是很难实现规模收益的。小农为主体的乡村，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制约。
第六，乡村工业的低端化。就是刚才我说的，乡村工业虽然很有活力，但是从产业形态来看，还比较低端，还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
第七，村庄的空心化。现在乡村大量人才外流，尤其年轻人外流，一些村要找到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很难。这种现象对整个的村庄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农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