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恢复和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中国的名义GDP总量已从1978年的3 678.7亿元人民币（按当时外汇比价为2 138.8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685 506.0亿元（110 082.3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名义GDP也从1978年的222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8 028美元。无论以何种统计口径计算，也无论与近当代历史上世界各国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相比，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然而，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如何看待和面对中国近4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下行？在经济增速下移的大趋势中，中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这些既是现实问题，实际上也是理论问题。这部文集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篇访谈，主要是我个人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看法。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和判断，已经被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所证实；一些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设想（如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已经实行和正在准备做的事情。为了减少前后重复，部分文章作了适当删节，标题也有相应改动。
按照这几年发表文章的时间顺序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本书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汇集了我自2009年以来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当下格局和长期增长前景的判断。根据对世界经济史的一点认知和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一点观察，我在2012年上半年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下降到一个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时期。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中的工业革命过程，在当下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行应该是一个自然趋势。根据这一判断，我在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采访和讲演中，对自己觉得合宜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谈了一些看法。这方面的文章被汇集在中篇中。而这些想法，都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对中国的现实经济运行做的一些评论，与每年中国政府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减税，自2010年初在《理论学刊》上发表《减税富民：大规模产能过剩条件下启动内需之本》一文以来，我已经在媒体上连续呼吁七八年了，但直到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的决议之前，减税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宏观政策选项，乃至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降低中国宏观税负的大政方针，仍然是个未知数。政府采取什么宏观经济政策，当有政府出于每年的经济形势和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人讲出自己认为是对的和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些文章中，我也针对政府实际采取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比如，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央行为了控制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率的抬头，曾连续13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11月一度调高到21.5%的高位。即使自2014年12月之后，央行6次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然处在17%的高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达国家的央行已经没有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个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选项了），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在“从紧”，即控制贷款规模和广义货币的再创造。就此而言，可以认为，中国央行这些年已经为控制广义货币的增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央行的这些货币政策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广义货币从2010年底的44.63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底的155.01万亿元，净增了110.38万亿元。到2016年底，中国的M2与GDP之比也高达2.08，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高的了（仅低于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法定准备金率一直定在20%上下，社会各界很多人都还在大谈央行“超发货币”。怎么在如此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中国的广义货币在过去十几年中还以每年15%上下的速率增加？这背后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基于凯恩斯本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我在几年的评论中一直认为，在现代各国的“记账货币”的货币制度中，是商业银行贷款在创造存款，存款结余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基于这一逻辑，我一直认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其主要原因，除了随着2007年起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而导致央行因结汇而被动增发基础货币外，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巨量的各类固定投资引发了巨量的银行贷款，而贷款到了卖方（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就变成了广义货币。这即是说，目前中国155.01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主要是在中国经济和投资扩张时期“内生”出来的，这并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所能控制得了的。因此经济运行的现实逻辑是，控制不了投资，就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增长时期，也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长。且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商业银行贷款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为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的增加，最后表现为中国广义货币的增加；另一方面，在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同时，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更快地扩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种货币创造机制中，货币的多少，并不能只看广义货币数字的多少，而是要看商业银行内部可贷资金的多少。从货币内生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对理解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观察点。基于这一点，也就能理解我在中篇提出的政府应该采取的一些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想法了。
另一方面，在理解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觉得各方面的误识更多。尤其是关于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要不要减税、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政府机构和民间在这方面的争议很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统计口径测算，2014年和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0.5%和30.1%，于是有人就简单地认为，目前中国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但是，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和其他专家的计算，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7%左右。这显然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认为，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高低，一是不要简单地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目前中国才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到2015年也只有8 028美元，与人均GDP超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实际上没有可比性。二是发达国家宏观税负高，政府用在国民教育、居民医疗和健康保险等民生和社会福利上的财政支出份额要比我们国家高许多。第三，判断中国的税负水平高低，要与同样发展阶段、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差不多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尤其是韩国与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都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列，但是它们的宏观税负都比我国内地低很多。与它们相比，我们的宏观税负确实很高。另外，看目前中国的税负重不重，并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税负口径来做简单的比较和衡量，而是主要看企业的税负重不重。目前中国企业的全部税收与利润之比在世界上差不多已经是最高的了，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加上中国企业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之外的各种费，中国企业的总税费负担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的了。还有，中国企业的总税费重，并不仅仅反映在其所缴纳的单个税种（如增值税）高以及各种各样的费很重，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和资产回报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经过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1）中国制造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其他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相比增加很快，且已经很高了；（2）中国企业的真实融资成本很高，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一般水平；（3）再加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人民币一直在随美元升值而升值，导致中国大量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这些因素加起来，结果就导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很低。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认为，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未来要从整体上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尤其是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主要考虑。
收入本书下篇的文论主要是我为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林毅夫和张军教授等所写的书评，而主要的论题大都与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有关。在这几篇书评中，我都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近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中国人智慧、勤劳、具有创造力和工匠精神，且在给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由于在1978年之前所推行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制度，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甚至大多数人还很难吃饱肚子的国家。正是有了过去近40年步履维艰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们才逐渐把约束和窒碍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经济制度改革和扬弃掉了，这才有了过去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历史不能假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回头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还仍然采取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如果今天我们仍然闭关锁国，那当下整个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情形？近当代世界历史已充分证明，唯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能蕴育经济增长和不断增进人民福利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但是，也毋庸讳言，虽然中国经济经过了近40年的市场化改革，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已市场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远远没有结束。深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和现代国家制度的道路还很漫长。故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大转型的过程之中。尤其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还有着许许多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府行政管理方法与理念还深深存在于我们政府官员的思维和实际社会管理之中。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观念遗产，有些已经随着过去近40年不断推进的中国市场化改革而发生了转化和变异，有些还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且能增进全社会人民福祉的现代国家制度，仍是当代和未来中国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故本书所汇集的这些文论，虽然看起来是研究和评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未来中国当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若这些即时的文论，能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我最大的愿望也就达到了。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一些文论能够写作和发表出来，首先得益于与一些学界长辈和同侪朋友的交流，其中首先包括我多年敬仰的吴敬琏先生、张五常先生、黄有光教授和张曙光老师，好友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陈志武、许小年、余永定、夏斌、黃益平等诸位教授，以及同事和好友张军教授等学界同仁。正是在与这些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交流与应邀为他们其中几位的著作撰写书评时，我自己也在反思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理和真实逻辑。这里也特别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乔依德秘书长、原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先生，以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院长和聂日明研究员，他们曾多次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财经年会和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讨论会并发表讲演。我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成了本书文论的一些原初观点。这里也特别感谢国内外众多财经媒体——包括凤凰财经、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财经》杂志和财经网、腾讯网、搜狐财经、《南方经济》、《社会科学战线》、《探索与争鸣》、《瞭望·东方周刊》等的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们，没有他们的约稿、催稿和辛劳整理我的访谈文字稿的努力，这本书的许多文章、评论和访谈也许永远都不会写出来变成书面文字。因收入本书的文章牵涉到太多媒体，就祈请诸位原谅我不再一一列举各位总编、编辑和记者朋友的名号了。这里谨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也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对出版我的数本文集的鼎力支持。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出版社之一，中信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了我的三部文集：《大转型： 中国改革下一步》（2012），《重读哈耶克》（2014），以及这本文集。这里也特别感谢中信大方的编辑团队——感谢她们所付出的编辑辛劳，没有她们的约稿、催稿和高效率的协调，这本书也许不会这么荟集而成，或至少不会这么快地付梓于世。
这里也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儿子和我的岳父、岳母在这些年中对我工作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近些年来，在大学教书、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和财经年会，以及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做学术报告的忙碌生活中，在家中几乎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嘀嗒嘀嗒地敲击电脑键盘工作时，家人对我的默许和无言的支持都是我平和且无私无畏地撰写这些文论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正是在这样一个和谐、平静的家庭环境中，我几乎能不用操心任何家务琐事和儿子的学习而平静地做研究，能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地思考一些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这是近十几年来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上“相对多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代中国还在深化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半路上。我相信，只有当代中国完成了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划建立起了一个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未来中国经济才会有稳定的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绝大多数国人的福祉才能不断地增进。
是为序。
2017年2月28日
韦森谨识于复旦大学
（文章来源：中信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