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不忘初心，紧紧围绕“去僵尸企业”展开，“去产能”就不会扩大化，不会严重扭曲市场信号，也不会搞成“新计划经济”。供给侧管理和供给侧呼吁虽然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把这些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管理和呼吁当作供给侧改革，而不去触及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层面，就转移了改革的视线和方向。供给侧改革不是“刀刃向外”改别人，而是“刀刃向内”改自己。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不是如何干预企业生产，而是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一、什么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
2012年，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最早呼吁从供给侧重启改革。作为一个普通的经济学者，那时呼吁供给侧改革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油门已踩到底而汽车还在减速，驾驶员就必须看看是不是发动机出了问题。宏观经济也是这样，当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油门都已经踩到底，而经济增速还在下行时，就必须要回到五大财富源泉，从供给侧重启改革。
所谓供给侧就是生产侧，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就是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五大财富源泉的相关理论，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开篇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精神不谋而合。
如何才能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应当从经济体制入手，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改革生产关系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上述学术主张也成为本届政府2013年以来施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在人口与劳动方面，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技术与创新方面，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制度与管理方面，减少行政管制和行政审批，大力推行“放、管、服”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减税降费，等等，从供给侧的五大财富源泉层面为中国经济松绑、加油。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史正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既非依靠压低消费，也非粗放低效，原因为何？如果前三十多年改革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主题就是政府再造。
2015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了各界的广泛认同，原因就在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抓住了新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从经济周期的规律来看，与工业社会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以及工业社会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不同，工业社会后期的“供给结构老化”是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根本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供给结构老化”的主要矛盾，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战略性选择。
作为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实践，供给侧改革决策出台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行业，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也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认识，造成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穿新鞋，走老路”，念着供给侧改革的经，却做着用供给侧管理行政干预企业行为的事，与供给侧改革原理南辕北辙的现象。
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宏观调控对于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是有一定必要的。但与需求管理的系统理论和财政、货币政策手段不同，供给侧管理在全球经济学体系中尚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持，也缺少非计划经济的实践经验。因此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供给侧管理”一不小心就容易与计划思维、行政手段相联系。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都不属于“改革”的范畴，不能替代改革。不仅如此，不论是过度重视需求侧管理，还是过度重视供给侧管理，都可能转移改革工作重点，贻误改革时机。2012年《新供给主义宣言》曾指出，“一旦决策部门把频繁的周期性调控政策当成其日常专职工作，就会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和长期增长动力问题视而不见”。这句话不仅对过去某个阶段只强调“三个油门”的需求侧管理适用，对近几年来片面强调去产能、去库存的供给侧管理，也是适用的。
当然，“去产能”这样的供给侧管理政策如果不偏离其初衷，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例如，“僵尸企业”往往是依赖银行贷款、甚至政府补贴生存，其生产的产品靠市场力量消化不掉，却还在不停地消耗社会资源。2015年提出“去产能”措施，最初是针对如何通过去过剩产能让这些“僵尸企业”退出市场，从而释放其占用的生产要素，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提高经济活力是有好处的。
但是在实践中，不少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将供给侧管理扩大化，甚至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唯一任务或主要任务，导致过度依赖行政手段，通过做计划、定指标、下文件等强迫命令的办法去产能，不可避免会造成“误伤”。近期有关部门又提出用环保和法制手段“去产能”。然而，法治的宗旨是社会公平，环保的宗旨是良好环境，二者都不应该变成调控产能的工具：环境不达标或违法的企业，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松标准允许其生产；而对那些合法的、环保达标的企业，也不应为了“去产能”的指标而人为提高标准令其减产。
供给侧管理扩大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为造成供应紧张和大宗原材料价格暴涨。2016年以来，焦炭指数从649点最高上涨至2234.5点，最高涨幅244%，焦煤指数从561点最高上涨至1650.5点，最高涨幅194%，螺纹钢指数从1820点最高上涨至4053点，最高涨幅123%，铁矿石指数从324.5最高涨至726.5点，最高涨幅124%，秦皇岛港动力煤（山西产）市场价从370元/吨上涨最高至650元。另外铝、铜等有色金属、造纸原材料、PTA、粘胶长丝等纺织原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涨价。
这些所谓“过剩”产能行业的产品，居然像几十年前供应短缺时代的产品一样成倍暴涨，不但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而且还无形中造成了三个财富再分配：第一个财富再分配，是下游制造业和上游能源原材料企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4倍；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仅增长18.5%；第二个财富再分配，是中小民营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5.8%，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仅增长14.8%；第三个财富再分配，是进口成本上升，造成国民财富向外流失。今年上半年，中国共退出煤炭产能1.11亿吨，同时进口煤炭1.31亿吨，同比增加2300万吨，国内去产能的同时，国外厂商扩产并加大向中国市场出口，如印尼、澳大利亚等产煤国、产矿国对华出口明显增加，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也造成了中国国内财富的流失。
对那些上述财富再分配中获益的企业而言，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对于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也未必是好事。每一次去产能扩大化，都造成一轮大宗商品和相关资产的价格暴涨；而每一轮暴涨和获利者的狂欢，在扭曲市场的同时，也迅速滋生聚集了巨大的利益链条和相关领域的寻租机会——这对供给侧改革战略的影响和伤害也不容忽视。
除了把供给侧管理当作供给侧改革，一些供给侧“呼吁”，也成为一些人用来代替“改革”的法宝。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中，提出了不少“供给侧呼吁”，如要求企业提高供给质量等。提高质量的呼吁是对的，但某些政府部门不去改革自身管理经济的方式，只是呼吁或者要求企业提高供给质量，这实际上是为干预企业微观经营行为留下了借口，贻误了改革时机，延误了改革行动。产品质量是企业经营主体的问题，选择权在市场和消费者，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干预，而应该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理顺市场机制，市场自然会淘汰那些质量差的产品，留下质量好的产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围绕“放、管、服”，努力减费降税，减少行政性审批，为企业减负、松绑，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行政去产能等“供给侧管理”措施、要求企业提高质量等“供给侧呼吁”这样的非改革举措，会成为某些部门如此割舍不下的“改革”良方呢？的确有些人是真的不明白供给侧改革原理，也有些人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只喜欢用供给侧管理、供给侧呼吁的方式去“刀刃向外”改别人，不想“刀刃向内”改自己。
改革是针对束缚生产力的经济体制展开的，要改政府自身管理经济的方式，只有对体制的调整、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习总书记还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根本要激发动力、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
供给侧管理、供给侧呼吁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供给管理、供给侧呼吁当作供给侧改革，不触及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就转移了改革的视线和方向。这不但给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拖延改革的借口，还引起了各界对改革的疑虑，让市场和学界认为，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伸手干预企业，或像某些学者所说“我们是不是遇上了一个假的供给侧改革”。
三、衡量供给侧改革成效的标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无论是什么侧、什么性的改革，只要不是针对经济体制自身的改革，不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都不是真正的改革。
试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回头看，后人一定会对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评价：届时评价的标准是去掉了多少煤炭、钢铁、水泥的产能，铁矿石、焦煤、焦炭的价格上涨了多少？还是通过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正因为如此，中财办杨伟民先生近期也明确表示，更重要的是供给侧改革后面那两个字——改革。
虽然“去产能”等供给侧管理措施在合理范围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用供给管理的调控措施，代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不能用供给侧“呼吁”，替代针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行动。要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供给侧改革应以要素市场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为主战场，真的动奶酪，啃硬骨头。
在以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和金融为代表的垄断行业，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民生领域，还存在相当严重的行政供给约束现象。垄断和缺乏透明市场化竞争，造成国内的能源价格、物流成本和资金成本偏高。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能靠市场力量流动，社会力量办学、办医还会遇到土地、资金、资质等各方面的障碍，使教育和医疗成为供给侧问题突出的领域，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的主战场所在。
在土地、资金、劳动、管理、技术等要素市场，还存在各种制度性供给抑制。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劳动供给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如何深化金融供给制度改革，减少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给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如何加快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减少土地供给抑制，优化土地供给结构，降低地租和资源成本；如何深化产权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如何减少创新抑制，降低技术成本……如果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都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正本清源，不忘初心。只有正确认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和出发点，把握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成效标准，不回避经济体制这个根本改革对象，不断放松行政性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迎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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