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经过一天半时间的努力，我们圆满完成了这次会议的各项议程。下面我对会议作个总结。
一年一度的省区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系统每年召开的两个全国性工作会议之一，会议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召开，是因为每年七月上旬，不仅党中央、国务院要研究上半年形势和确定下半年政策，各省区市党委政府也要研究各地区的形势和政策。召开这个座谈会，大家相互交流情况，共同分析研判，对于做好政策咨询研究工作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昨天的报告中说，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后五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同寻常、至关重要，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对于保障“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的顺利完成十分关键。近年来，我国经济处在增速下行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今年上半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分析和把握当前的经济形势、未来走向、突出问题和政策选择，是大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昨天上午，李伟主任用了近3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经济形势报告，他不仅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阐述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和目标任务，还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对于我们分析研判全国及不同区域形势、做好政策咨询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昨天下午，我们进行了分组讨论，大家不仅深入交流了各地经济运行的情况，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今天上午，三位小组召集人介绍了各小组的研讨情况，并对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总结归纳，讲得非常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陈昌盛、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四位研究员分别就大家关心的几个重点、热点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也使我们获益匪浅。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江西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彭峰、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徐东良分别介绍了本省、市的经济运行情况，进一步深化了我们的认识，拓宽了视野。刚才，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高树枝介绍了宁夏发展建设的思路和具体做法，对我们也很有启发。特别是，大家在会前认真准备了本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编材料，这为我们准确地掌握全国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非常重要而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总的来看，我们这次会议主题明确、内容丰富、交流充分、研讨深入、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目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我们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昨天上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同志亲自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超超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参加中心组学习的其他同志包括自治区四套班子的领导同志都出席了会议，这是自2011年我们召开省区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以来第一次，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我们这个会议有深度、有质量、有内容，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和领导的重视和欢迎。
下面，我结合会议交流讨论情况和个人的一些思考，从三个方面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
分析经济形势，首先需要对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把握和概括。根据大家提供的书面材料和发言交流情况，结合近期公布的全国1－5月份的宏观数据，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可以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我仔细阅读了大家提供的书面材料，并梳理了各省区市对总体形势的概括用词。绝大多数省区市对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总结概括都是“总体平稳”且“稳中有进”或“稳中向好”，少数省区市没有用“总体平稳”，或在“总体平稳”后用的是“稳中趋缓”、“仍处下行通道”等。从宏观指标看，一是一季度全国GDP增长6．7％，处在预期范围之内，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增速与上月持平，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6．4％。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民生继续改善。尽管少数地区存在一定的就业压力，但把就业当作突出问题的情况尚不普遍。三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状况在继续改善，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空气质量继续有所改善。四是经济结构继续优化。比如，1－5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2．1％，较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3．6％，比全部投资增长速度高4个百分点，说明工业正向中高端迈进。
第二，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比较大，稳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各省市普遍认为，虽然经济保持平稳态势，且下半年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是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仍非易事，80％左右的地区认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全年增长目标，仍有20％的地区感到实现全年目标存在较大困难。从需求侧看，绝大多数省份投资增速有较大的下行压力，特别是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速度持续下行。与去年同期相比，31个省区市中有21个地区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平均降幅超过3个百分点，只有10个地区投资增速有所上升。其中工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趋势尤为明显。外贸出口的形势也不乐观，多数省份的情况是，今年4、5月与一季度相比，降幅有所收窄，而与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还是大幅度扩大，全年很难实现正增长。从供给侧看，一是多数地方的工业增长速度放缓，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二是新兴产业规模仍然较小，不足以对冲传统产业增速下滑带来的压力。
第三，区域分化的趋势比较明显。大体来讲，东部沿海地区，典型的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等，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起步比较早，当前发展的稳定性和效益状况也相对比较好。而一些在上一轮增长中，对能源、重化工业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典型的如辽宁、山西、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面临的下行压力相对来讲要大一些。而过去处在中间状态的一些省区，一方面，其早期发展中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而在上一轮能源重化工业发展中，其能源重化工业的依赖程度又赶不上一些东北、西北省区。典型的如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贵州、重庆等。这些地区当前总体发展情况也是稳定的，其中一些地区抓住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机会加快发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增长速度相对比较高。由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及转型任务的不同，同样面临增速下降和经济下行压力，但各自的感受却是不同的。相比而言，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确定的年度增长目标相对较高、财政状况相对比较弱的省区，所承受的经济下行压力相对来讲要更大一些。
二、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认识
面对上面所说的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三个突出特点，如何从总体上评判当前经济形势和把握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策方向呢？根据大家的交流讨论，我感到，有两点比较重要，实际上这也是大家讨论中所形成的两点重要共识。
第一，当前形势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实际的。我国是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增长的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现了比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随着发展水平提升和后发优势的减弱，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会回落到一个中高速增长乃至中速增长的区间，这具有发展阶段转换的必然性，其他追赶型经济的发展过程概莫能外。另外，我国的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适逢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衰退及国际经贸环境的复杂变化，既增加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也增加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国际经验表明，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的下行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艰巨任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至关重要。简单采取大水漫灌式的需求刺激政策，虽能保一时之增长，但却不仅不利于新动能的培养，而且会积累新的矛盾，产生新的隐患。正确的选择，就是在保持需求适度扩张、经济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着力推进改革，强化竞争，优胜劣汰，用市场的办法促进结构升级。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也正在于此。
从今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结构优化升级的成效也还比较初步，“三去一降一补”的进展还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看，市场预期进一步改善，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步伐正在加快。党中央、国务院所确定的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大家在分组讨论中提到了许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比如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经济过分依赖某些行业、民生领域欠账等问题，从一个中长期的时间跨度来看，都是转型升级中必然要面临的情况，也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去解决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解决好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就能为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从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当前经济运行中还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努力加以改进。这些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一是稳增长的潜力尚待充分挖掘。不少同志反映，后续稳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虽然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增长的国家，但我国经济体量大，区域发展差距明显，所以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还有很多需求空间有待释放。例如，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升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的完善、农房的抗震改造等，投资潜力还非常大，农村现代化和城乡消费新领域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还比较旺盛。这些领域投资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不都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需要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潜力，从而形成拉动增长的新动力。
二是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进展还不尽如人意。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重新审视制造业的地位，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虽然体系比较完整，但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还十分紧迫。其次，煤炭、钢铁等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去年以来去产能工作有所进展，发布了一系列去产能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但实质性成效还不明显。去产能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昨天小组讨论中我们明显感到，越是结构调得早、调得到位的地区，面对这种经济下行压力越稳得住。另外，在新兴产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我们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还比较突出，如何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增长点创造更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三是改革进展与大家期望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有些领域改革措施不协调、不配套的现象还比较突出。特别是在大家比较关注的领域，比如国企改革、土地制度、金融改革等，仍需进一步加快完善相关改革措施。昨天许多同志讨论到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过快，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键领域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有些地方虽然改了，但“明放暗不放”，还存在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有的领域政策法规还不健全、不完善，部分重要法规仍然缺失，比如有同志反映在PPP领域，由于缺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这样的上位法，难以顺畅解决PPP领域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扎实推进。
三、关于政策方向及工作重点
根据以上分析，下一步，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总的政策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把握好二者的平衡。不能把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一方面，不能认为稳增长，结构调整就可以缓一缓。我们正处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果还沿用传统保增长的思路，而不扎实推进结构调整，那么保增长是低效的、短期的。另一方面，有些稳增长政策本身就有利于结构调整。
比如，财政上加强对“补短板”的支出，加大对扶贫、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本身就是在调结构。山东等省市新建改建农村住房最低按7级烈度设防的要求，还制定了农村无害化公厕的标准,改造农村公厕，既是民生需要，也会产生很大的投资需求。因此，下一步经济政策要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两个方面同时用力，并努力使两个方面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第一，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要着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供给适应需求的灵活性和能力，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不论是淘汰僵尸企业、落后产能，还是促进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壮大，最根本的还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政府必须正确发挥作用，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的直接行政干预。比如在新产业发展中直接认定特定技术路线并予以资金或政策扶持，或在去产能过程中直接认定过剩产能或僵尸企业，并采用一刀切的办法下达指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最终是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的。政府要把精力主要用在创造环境方面，包括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避免价格扭曲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进一步提高质量安全环保标准并严格执法，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强就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保持社会稳定；等等。
第二，在稳增长方面，要着重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我们稳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但也要尽可能继续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提高产品服务的质量。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购物超过1万亿元，2015年超过1．2万亿元。其中，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全年中国人买走全球46％的奢侈品。我国居民到境外大量购物，除了奢侈品高关税高价差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不过关，特别是消费环境不好，购物不放心，不省心，是政府的监管不到位。扩大外需的关键是提高产品竞争力。出口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还是促进产品参与世界竞争，并带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要扩大出口，核心是要提高竞争力，要加大创新力度，研发更新更好的产品，同时要降低成本，包括交易环节的成本和能源成本。比如大家普遍反映煤炭价格下来了，但电力价格依然居高不下，没有发挥出为企业降成本的作用。
第三，在深化改革中，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的关系。改革推进要见成效，需要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顶层设计要进一步明确方向和原则，提出科学合理的方案和推进方式，避免方案的碎片化和工作的分散化。同时，要给地方和基层在改革试验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建立必要的容错机制，鼓励地方结合基层实际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另一方面，地方也要主动作为。昨天的讨论中，不少省市都谈到了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里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借鉴。实践证明，尽管各地面临的大的政策环境是相同的，但地方是否根据中央精神并结合自身实际主动作为，实际效果还是大不一样的。
第四，在鼓励干部积极作为方面，要处理好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关系。不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目前传统的激励机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后门堵住了，而前门却没有打开”，从而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一定程度上出现“不作为、不敢为、不想为”的现象。昨天有地方同志反映在PPP项目中进入发改委目录的有上百项，但实际落地的不足10％，真正引入民间资本的项目更少。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干部认为与民营企业合作，一旦项目亏损就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这与我们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对公务员缺少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关。另外，在公车改革、国企干部薪酬改革、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做出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等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但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大家对统计数据方面问题的反映越来越多。数据的真实性对我们做好政策咨询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在当前形势下，更需要政策研究人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加大实地调研力度，注重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各类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交叉验证。同时，我们政策咨询研究系统的同志，也要进一步加强上下之间及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以便能够使我们的分析和建议建立在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基础之上。
同志们，这次会议在银川召开，得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室的同志作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在会议圆满结束之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宁夏的同志们热情的接待、周到的安排和辛勤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2016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