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邦政府都有立法权。在联邦一级，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最大的，是1947年通过的《产业争议法》 (Industrial Dispute Act, IDA)。在此基础上，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有10个邦对该法进行了补充立法，其中4个邦的补充立法是“亲劳工”的，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另有 6个邦，则立法对IDA作出对雇主更加有利的解释和补充，可认为是“亲雇主”的。还有6个邦，对联邦立法没有进一步补充。16个邦的不同做法，形成了邦际间劳动立法的相当差别。
和其它国家一样，在印度，劳动立法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利益。但是，这个良好的意愿，和在实践中劳动者的利益确实得到了提高还是两回事，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愿望归愿望，事实归事实，无论一个人在关于劳动立法的辩论中立场、观点是什么，站在哪一边，对劳动立法、对劳动者利益的实际影响，都必须拿出实证研究结果，让事实说话。
伦敦经济学院的贝思利和伯盖斯 (Besley and Burgess) 两位教授，公布了一份实证研究报告，说明在印度，一些邦“亲劳工”的补充劳动立法，实际上损害了这些邦内劳动者利益。
两位教授的研究，用1958-1992印度各州的数据表明，“亲劳工”的补充立法，对邦内制造业的投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都受到负面影响，结果是制造业增长缓慢和乏力。最突出的是印度的西孟加拉邦 (西孟邦)。联邦政府在《产业争议法》中要求，雇员人数超过300人的制造企业，解雇工人需经过政府批准。西孟邦的补充立法，将该法所适用的标准，降低为所有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该邦制造业1958年至1992年期间以每年1.5%的速度负增长。1958年，西孟邦是印度最大的制造业邦，到1992年，在16个邦中排名已降为第七，只属于中等水平了。当然，不能说“亲劳工”立法是这时期西孟邦制造业负增长的惟一原因，但该邦的立法倾向，确实损害和妨碍了制造业的增长，却是毫无疑问的。损害和妨碍的程度，下面还有更具体的讨论。
安德拉普拉德西邦 (安邦) 就不是那么“亲劳工”了。该邦的补充立法要求，工人罢工怠工，不能造成下面几方面的影响：不能影响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不能影响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能影响社会就业和产业和谐。如果罢工怠工在这些方面会产生不良影响，政府可以直接命令禁止罢工怠工。安邦这种立法倾向，推动了安邦制造业在1958 -1992年期间以较快速度增长，这34年期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6%，比西孟邦同期年均增长多了7.5个百分点。当然，不能将安邦制造业的高速增长全部归因于劳动立法，但该邦的劳动立法提高了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却是无疑的，具体提高了多少，后面还有讨论。
两个邦制造业7.5个百分点的年均增长差别，不是无关痛痒的小差别。这意味着，假设开始时规模相当，10年后安邦的制造业会比西孟邦的大1倍，34年后大10倍以上。
一些邦亲劳工的立法，使制造业增长缓慢，影响了投资人赚钱，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还不是“亲劳工”立法倡导者所特别关心的。贝思利和伯盖斯的研究表明，故事的另一半是，“亲劳工”的立法，从三个方面损害了劳动者利益：首先，它使这些邦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其次，它使这些邦的贫困化问题更加严重，即贫困人口总数增加，与非贫困人口算收入差距增大；最后，它使更多企业不注册经营，使地下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扩大，这意味着更多劳动者的权益实际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些结果说明，“亲劳工”立法的邦，总的来说，未能达到劫富济贫的效果。具体到拉邦，如果没有“亲雇主”补充劳动立法，1990年将多出10%以上的贫困人口，即多出170万人。同样，在西孟邦，如果没有“亲劳工”补充劳动立法，1990年贫困人口将减少10%，即180万人。
故事的两个一半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虽然制造业中雇主和雇员的利益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同时双方利益又有相当大的相互依存度。这背后的原因是，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整体教育水平不高，制造业而非高科技产业，是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寻找就业，提高收入的主要途径。而劳动立法却损害了制造业的发展，很多普通劳动者也因此丧失了就业和提高收入的机会，等待他们的，是失业和贫困。
因为这个研究是在印度内部各邦之间进行比较，与国别间的比较研究相比，结果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它对影响印度各邦制造业发展的共同因素控制和剔除得比较好。比如，各邦政治上都是民主体制，因此各邦间的差别不能用政治体制来解释。又比如，联邦政府的货币政策、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开放政策、进口替代政策等，对各邦也同样适用，因此，也不能用这些因素来解释邦际间制造业发展的差别。
研究同时考虑到各邦在人均税收、文盲率、电力供应、政党立法倾向和在各邦执政历史等方面的很多固有差别。在控制和剔除了这些因素对各邦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后，贝思利和伯盖斯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亲雇主”的补充立法，拉邦的制造业在1958-1992年期间，增长率应在4.1%左右，这意味着该邦 “亲雇主”的补充立法，使这时期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将近2个百分点。同样，如果没有“亲劳工”补充立法，西孟邦的制造业增长，可以提高3.7个百分点，即制造业增长不是负1.5%, 而是正2.2%。这说明，拉邦和西孟邦二者之间34年间平均每年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的差距，其中3/4，即5.6个百分点，是由两邦劳动立法的差别所造成的。
我们不能从对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个特定部门的研究结果，对劳动立法会如何影响劳动者利益做出太多的一般性论断，但这个研究报告至少提醒我们，通过劳动立法来保护和提高劳动者利益，愿望和效果并不是一回事。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初衷的劳动立法，结果既损害了雇主，也损害了劳动者，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因此，劳动立法一定要科学慎重，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口号化和情绪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