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1日上午，在张氏兄弟持刀挟持一名路人，与警察对峙的同时，在广州市三元里南面不远的海珠桥上，一名男子正欲跳桥。
海珠桥是一座钢架拱桥，横跨珠江两岸，是沟通广州市区南北的交通要道。据报道，就在4月间，在该处已发生了6次跳桥事件。本是交通咽喉的海珠桥，而今却成为跳桥圣地！
根据媒体报道，4月21日的跳桥者自称来自广州市花都区，父母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父母去世后失去依靠，就连吃饭都成为问题，希望通过跳桥引起政府部门重视，该男子精神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在另5起跳桥事件中，欲跳桥者大多是投诉无门，有冤要说者。
在张氏兄弟挟持事件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张氏兄弟中的弟弟在哥哥持刀威逼人质时，在旁打出一张写着欲给母亲治病的牌子。据在场记者报道，当张氏兄弟被制服，众警察将张氏中的哥哥抬至派出所的过程中，此人大呼“只要能救我妈妈，要杀要剐都可以”。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张氏兄弟其实是以极端的形式，来表达向社会求助的本意。
张氏兄弟绑架案与海珠桥上的跳桥事件，貌似不同，却有着公民个体呼吁社会关注，向社会求助的共同特点。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单以绑架或跳桥而论，似有一叶遮目，不见泰山的错误。他们动机各有不同，但均求之于公众，原因值得一究。
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自古至今，有了冤屈、有了愤怒、有了困窘，甚至有了怀疑，总是要发出声音的，这是人的天性。遇到不平，鸣的方式或因人而异。善鸣者娓娓道来，不善者则力竭而声嘶。张氏兄弟等人或绑架人质，或欲当众自裁，可谓不善鸣之至矣。
他们的不善鸣，还表现在“倾诉”之对象有误。无论是身负冤屈，还是要求救助，张氏等人本应向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政府提出诉求。应当是“有困难，找政府”，“相信法律，相信国家”。他们选择任由市民围观，任由媒体报道，当真是搞错了对象。
黑格尔有言，存在即合理。既然海珠桥上一个月内会有6次跳桥事件反复上演，张氏兄弟以挟持人质的方法来求助，亦必有其合理的根据。
稍有常识者都知道，告状难、上访难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痼疾。或因小案奔波多年的有之，散尽家财者有之，妻离子散者有之，更有因层层挫折，屡屡失败而致身残体衰，或精神措乱者。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为此曾言，“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孙东东此言虽极不恰当，但笔者认为也反映出了某种客观事实。政府部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在制度上，在工作效率上，似乎无法承担群众意见之重。即使如社会关注度极高、各界呼吁频频的聂树斌案，有关司法部门也三缄其口，迟迟不见下文。由此可见，向有关职能部门反映问题，实体上难以解决，时效上又不能救急。难哉！
求之于社会，事情或有转机。在王帅发贴被拘事件中，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参与，灵宝的王帅可能会如内蒙古的吴保全一样身陷囹圄，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事件，也可能将游戏继续下去。因此，在总理都要问政于民的年代，把个案变成公共事件，反而会促成事情的解决。
海珠桥上的跳桥者与张氏兄弟在桥上街头的生死演绎，吸引了无数民众与记者，成为真实的个案新闻发布会。想必他们也是深谙此道。
将个案通过媒体报道、公众舆论的发酵，转化为公共事件，来促使个案的解决，决非法治社会的常态。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低效能甚至反法治，说明存在制度缺陷，甚至有其他因素作怪。王帅事件中，地方政府违法用地，侵犯农民权益是根本。晋宁县看守所与公众“躺猫猫”的背后，是民警失职、渎职，放纵牢头狱霸。张氏兄弟绑架案，则反映出政府紧急救助机制缺失，农村基本医疗和生活保障的不足。虽然问题可以概括为地方主义、官僚主义和失职腐败，但脱离群众，与群众利益不一致甚至对立才是关键。脱离群众在当下不单表现为与群众的距离，更表现为官员权力自成体系，不受民众监督，不被民众制约。在唯上与唯民的角力中，官员缺乏对民众负责的动力；在奉法与滥权的抉择中，必然会享用不受约束的快乐。
保证官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政府与民众的“血肉联系”，畅通对政府官员的问责是核心。人民主权，是国家奉行的最高原则。主权者对施政者问责，是人民主权的当然之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分析，“在民主国家，多数每年都能从他们以前委托的人们手里收回权力，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把问责权真正交予民众，官员才会真正向民众负起责来，官民关系才会有良性的互动，公仆才不会成为国王。
如果民众是真正的主人，自然会在庭堂中责问失职的仆人，谁还要去街头秀出他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