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闻是越来越开放。从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再到“屁民”，再到邓玉娇、各地的拆迁自焚案、南京直播门、湖北打错门，直到今天的“我爸是李刚”。本来一个国家转型期就是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特别是对于背有传统重负的古老帝国中国。但媒体的开放和报道，毫无疑问能够推进中国的转型，加速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每一次，国人都没有失望。
“我爸是李刚”之所以能够引发关注，自然和社会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也和国民性密不可分。
从传统上讲，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而且历次社会变革也试图对之进行冲击。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可谓石破天惊的表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之风更盛。而且就是在这一阶段，几千年来都未实现的男女平等(中华民国还可以一夫多妻制)，也终于得以实现(受教育权、工作权、一夫一妻及结离婚自由)。对官本位的冲击，则在文革对官僚体系的打破中达到顶峰。然而，尽管如此，官本位做为几千年的积淀，早已溶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要想根除谈何容易。改革开放不管取得多大成就，官本位意识仍然浓烈，却是不争的事实。“我爸是李刚”不过是官本位意识的公开暴露而已。当然官本位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当中国完全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一个商业社会，官本位或许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可资借鉴的是，相对更为发达的南方，官本位意识也相对淡化。不过，官本位对中国是一剑两刃。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现代化也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这个传统既无法简单抛弃，也很难瞬间改变。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另一个障碍。而且让中国已经屡屡付出代价。当年北洋水师，水兵多来自闽，多为同乡。海军提督丁汝昌虽非水师出身，但由于是李鸿章同乡，却被委以重任。于是一个近代化军舰组成的却是一个中世纪的舰队。一个本应该严格训练的国器，却在人情之下成为表演、相互袒护。所以在实战下竟然出现鱼雷近距离却屡击不中的令人扼腕的现象。回到河北大学校园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人李启铭(又名李一帆)身上，交通事故发生后，不是第一意识想到法律，却是想到身为执法一员的父亲。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湖北打错门事件：被打的人不是第一时间报警，而是找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公。老公第一时间也不是报警，也是找其之上的领导。更令人意外的是构成司法一环的警察来道歉，不是认为打人违法，而是为打错人而道歉。当然，不仅官员、警察如此，就是律师也如此。介入重庆打黑的律师李庄，最偏好强调的就是他的背景。司法内部尚且缺乏法制意识，而何况整个社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我爸是李刚”并不意外，这不是他自己的错，根源还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本就是一个人情社会而已。客观说来，中国还是在一步步的走向法制化，事件发生后，保定警方新闻发言人表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谁，只要触犯法律，将严格依法予以惩处。”算是本事件的亮点。
无论是官本位还是人情伦理社会，对于中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我们缺乏“契约精神”，维系社会的是农业文明为基础的道德准则。李鸿章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然而，他在平定太平军时，却将苏州投降的太平军将领全部处死。但不同的是，这次投降是由英国“常胜军”指挥戈登做的担保。杀降事件发生后，戈登捧着降将的头颅大哭不已，随后持枪遍寻李鸿章决斗，要挽回自己的名誉。最后连清政府奖励的一万两白银也拒之门外。值的一提的是，不仅李鸿章不认为自己错了，就是清政府也下旨完全肯定。李鸿章的这一背信弃义，后果极为严重，甚至堪称改变了中国历史。1901年八国联国占领北京，孙中山与李鸿章协商建立共和国，李鸿章任总统，孙中山出任总理。到最后李鸿章要与孙中山见面时，却发生了这样一幕：当他在岸边看到孙中山所乘之船时，却发现船最终调头而回。原来在这关键一刻，有人向孙中山提到了李鸿章杀降之事，终于致使功败垂成。
然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人社会是否能够突破官本位和人情的局限呢?如果考察一下三个华人社会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还是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的。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认为已经建立起法制社会，台湾则仍处于途中。它们做到的原因有二：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完善法制。经济发展导致传统农业社会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大大降低，可谓釜底抽薪。法制完善建立起来的规则又取代了人情社会运行规则的消失。台湾现在在这两方面都有差距。从经济上讲，台湾人均GDP为一万多美元，而香港和新加坡都超过三万美元。虽然台湾是唯一的民主社会，但在以农业为主的南部，贿选、人情票是最为严重的地区。至于法制上台湾的差距更大。今年台湾竟然发生检察官窝案，将一名重刑犯居然最后无罪释放。
这一次，引发社会关注和愤怒的另一个背景还有官二代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对官二代的不满，恰是中国对公平社会的强烈追求。但事实求实的讲，官二代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台湾的马英九，其父亲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工作，所以马英九一毕业就可以担当蒋经国的秘书。现在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其父郝柏村就是一级上将、历任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桃园县长吴志扬，其父即为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也曾担任过桃园县长。吴伯雄的父亲也是桃园县长。吴伯雄的另一个儿子吴志刚则是台北市议员。至于立委、县、乡更是一个个家族传承。
除去华人社会，西方也是如此。英国正、副首相卡梅伦、克莱格个个根红苗正。卡梅伦是保守党世家，大学一毕业就经家人介绍进入保守党中央工作。克莱格则来自银行世家，其父和前财政大臣是老朋友。事实上英国高官多出自豪门。现政府有五人的父亲为国会议员、两人为保守党内阁大臣的女婿，还有三人与英国前首相有血缘关系。比财政大臣奥斯本就是前外交大臣豪威尔的女婿。经研究发现，过去400年中，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中，2500个家庭则操纵着整个英国。
西方另一个民主大国法国也上演着财富与权力的世代相传。密特朗时代干脆直接任命其子做外交特使，而这位宝贝儿子最常挂在嘴上的是“爸爸对我讲”，大有和“我爸是李刚”有一拼。事实上，法国一直也是被两百个大家族所控制。
至于我们的近邻日本，更是首相在不同的政治家族中来回循环。发展中国家则更为不堪。可谓完全照搬美国的菲律宾，14名总统竟然12名沾亲带故。现在的总统被称为阿基诺三世。国会中的议员来自134个家族，其中阿基诺、加西亚、拉莫斯、洛佩兹四大家族最为显赫。
然而，在西方这些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原因有二：一是它们有民主的外衣。是程序正确。萨科奇连大学都没有毕业年仅二十三岁的小儿子要竞选欧洲最大的商业区的主席，萨科奇力挺的理由就是：民主选举。不过有投票权的人大多是执政党党员。二是西方长期有贵族与平民的划分。上千年来，分野明显，这种社会格局也潜移默化的被认可。而中国由于实行科举制度，阶层跨越被视为常态。“被”称为最专制的明朝，如果父亲是首辅，孩子甚至都回避参加科举。如果参加中举，更会被大加弹劾。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形成贵族阶层的原因。在此之前，项羽见到秦始皇就是“彼可取而代之”。陈胜吴广起义，口号是：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正是由于这个传统，中国社会对于官二代的相对于西方是更为不宽容。就是将来中国走向西方式的民主化，如果出现西方的家族传承，也同样不会被接受。三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毕竟政治也是一门行业。也需要严格的训练和培养。做为政治人物的后代，耳渲目濡，在这方面无疑得天独后(除非你不让美国总统的家庭住进白宫，否则希拉莉就不会有机会当议员、出来选总统、担任国务卿)。至少在竞争方面占据先天优势。
不过仅就“我爸是李刚”事件而言，称之为“官二代”是不妥当的。李刚虽为一级干部，但他的儿子李启铭只不过是某单位的实习生，和官还远远沾不上边。尽管和法国总统萨科奇的儿子年龄不相上下，但萨科奇的儿子已经是多年的省议员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官二代。另外需要一提的是，由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均需要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所以基本杜绝了官二代的产生。这也是为什么官的二代更多的选择经商的原因。
“我爸是李刚”最后一个关注的焦点是众多目击者拒绝出来做证。包括校方也保持沉默。但几年前，曾在某高校门前发生类似事件，引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学校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不过，河北大学的表现确实很超乎寻常，难以理解。做为河北省惟一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和“省部共建“大学，其行政级别应为省部级。要远远高于保定市公安局。怎么可能高官畏惧下级?唯一的可能是漠视。另外这起悲剧也暴露了河北大学管理上的混乱。怎么会允许校外车辆开进校园?
对于中国能否突破人情社会、官本位的传统局限，建立现代的法制社会，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一是伴随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正日益转化为一个商业社会。农村存在的家族网络会一个个解体。在这个过程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自然降低或改变传统的相互依赖关系。二是中国的媒体日益开放，将加速这一转型进程。这自然也包括法制建设的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