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车船税法（草案）》。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坦率地表达了不同意见，指责这是一部加税的法律。新华社也连续发文，对草案提出质疑，称目前车船税上调是不合时宜的。从媒体到网络，隐然形成了一个反对车船税法的联合阵线，这样的情况，在近年的立法中是比较罕见的，让人联想起美国的“茶党”。
确实，对《车船税法（草案）》的异议，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税制的基本原则是税收法定。此处之法不是指一般的法规，而是指国民的代表机构所制定的具有仅次于《宪法》效力的法律，在中国，就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
但是，中国开征的十九个税种，除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系依据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外，其余税种的征收依据均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前，人们没有征税的法治意识，税务机构随便发布一个政令，就可以征税。后来，法治、民主理念开始引入，连政府也知道，这样做不对，应由人大来就税收立法。但是，现实已经是，行政主导税收，而且欲罢不能。全国人大便于1985年通过一个授权令，授权国务院可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就税收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
这样的授权毕竟是临时性的，法学界强烈要求提高征税依据的法律层级。国务院财税部门选择《车船税暂行条例》作为首部提升法律级次的地方税种，但出乎立法者意料的是，《车船税法（草案）》一公布，就引发激烈争议。
这个法律引起的关注和争论，似乎超出于同时期处于立法过程中的其他法律草案。比如，就在最近，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人大代表法》修正案，又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修正案。这两部法律具有广泛影响，但与其重要性相比，媒体对这两部法律的关注相当之少。
表面上看起来，这不难理解。《人大代表法》涉及的是政治问题，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东西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根本不去关心。除少数专家发出微弱的呼吁，几乎看不到媒体上有什么认真的讨论。至于《村委会组织法》，涉及的是农村社会政治问题，完全由城市人主导，且主要面向城市人口的媒体，不会关注其间的变化。
车船税则涉及很多人的钱包，而汽车现在是城市人口最为关注的话题，这两个因素凑在一起，让车船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与此享受同样礼遇的还有物业税或者房产税。近两年来，时时有媒体挖空心思地寻找政府可能开征这个税的蛛丝马迹，并且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大肆报道一番——实际上是胡乱推测一番。最近又发生了一轮，而实际上，这个税种八字还没有一撇。媒体如此关心这些根本没有发生的未来新闻，皆因为，房屋及其他背后的财富，是城市人口最热衷的话题。
民众、媒体对两类法律制定关注度的对比，清楚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根本特征：被动性，现实利益导向。如果拿最近在美国政坛掀起巨大波澜的“茶党”作对照，这一点就表现得更加清楚。所谓被动性是指，人们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对于法律的修订，对于选举等政治活动，普遍持一种冷漠态度。人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就是财富。所有人都在谈论房子、谈论汽车。当然，也正因为人们具有物质主义精神，所以，政治参与冷漠症在一种情况下是例外的：一旦法律的修订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民众就会较为关注。这种冷漠与关注，其实都表现了国民的政治意识不成熟。
之所以说公众、媒体关注车船税法，也属于政治意识不成熟的表现，乃是因为，对车船税，以及对房产税的关心，仅与钱财有关。那些有车子的白领，完全是因为每年可能要多掏几百块钱，而关心车船税。假定立法者足够聪明，车船税法没有上调实际税率，那可能就不会有人关心这部法律，更不会有人关注，政府征收车船税的依据是什么，政府是如何制定出征税的法规或者法律的。
问题就在于，假如人们始终不关心后两者，那么，每一次对钱财的关注，也差不多都属于迟到一步，覆水难收。一个社会怎么分配钱财，是由这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很关心金钱，并且为了赚钱，不愿花费一丁点工夫去关注金钱之外的事情，包括不关心政治过程，即便关心政治，也只关心跟金钱有关的，到头来他们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为别人赚钱。
这就是物质主义者的悲剧。他们以为自己在最有效率地实现自己的效率，因为他们把全部生命用于追逐个人眼前的、可以计算得清的利益。但实际上，盲目的物质主义让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