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好友的女儿在美国的法学院读学位，最近正在写一篇论文。她确定好论文主题后，自信并兴奋地在电话告诉我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她说，尽管自己在国内就读于某著名大学的法学院，但读到毕业也没有找到感觉，她觉得中国人很可能从来就不是个能自觉守法的民族。
最近，她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唐人街”实地调查，她发现，在唐人街生活的中国人并没有因为来到美国这个法治国家后就有所改变，暂且不论黑帮、人蛇、贩毒和谋杀这类恶性事件，日常生活里的偷税漏税、拒签劳动合同、损害公共卫生（不过华人自己家里却个个窗明几净）、违章房屋建筑等比比皆是。由此，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早年的“远见”。她这篇即将出炉的论文的结论是：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血液里都没有自觉守法的基因。法治社会可能与中国人无缘。
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她，你的这篇论文的结论有点儿幼稚，甚至有些荒谬。如果你贸然将这篇论文交给美国法学院的教授，恐怕很难指望能得到一个好的成绩。
众所周知，唐人街最初由清末众多廉价劳工背井离乡后聚居而成。以美国某些大城市的唐人街为例，最初主要是由那些为了躲避家乡的兵荒马乱或异国他乡的排华风潮而聚集而成的华人群体社区。唐人街上的“唐人”们虽然居住地是美国，但长期以来主要的生活语言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国语，而是带有广东台山口音的方言。尽管唐人街的经济、文化状况近年来已有很多改观，但仍然如同一个个严重先天不足的“飞地”，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孤岛”。
今天唐人街，已经大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去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西方国家的很多人至今都还将唐人街视为现代中国的模板。多年来，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曾有过被西方人误认为是日本人的经历。当问起为什么会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时，有些西方人会回答说：“You don’t look like people in Chinatown (因为你和唐人街的人不一样)”。
其实，早年第一代华人移民的后代们，大多已经离开了唐人街，有些人甚至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比如，刚刚携带家眷抵达北京履任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就是早年唐人街上广东人的第三代华裔。100年前，他的祖父漂洋过海从广东台山来到美国的华盛顿州；100年后，这位早年华侨的孙子成了这个州的州长。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骆家辉尽管长着一张周五正王式的中国人面孔，血管里也流淌着中国祖先的血液，但他骨子里的“基因”早就变异了，他的思维方式早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所以，期待他“格外偏爱”中国的念头千万不要太多。
多少年来，全球华人心底苦闷和梦想交集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着发达国家相似的规则发展出法治社会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集权官僚、血缘宗法、人情世故以及凌驾法治的泛道德思维方式等等，与讲究社会契约、强调权利与义务的法治究竟能否接轨？法治是不是会降低政府效率？或者，以华人的公民素质，有没有资格实行成熟的法治？
显然，海外的唐人街并不是最理想的试验场所。所以，我建议这位年轻的女留学生，是否可以将目光看得更宽远些 —— 超越“唐人街”的视角，比如，看看美国硅谷地区的中国新移民聚集的小城镇；比如，看看已经成为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香港；比如，看看我们从小跟大人一起唱着歌“一定要去解放的”台湾；比如，看看东南亚那个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新加坡。
我们仅先观察一下那个距离我们最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一位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女生，毕业后去了香港工作。她在自己的博客里真诚地告诉人们：“每次当我过了罗湖桥、踏上香港土地，就发现人们自然不会随地抛垃圾、不乱穿马路，人们走在路上，总会依照道路规则，极少看到随地吐痰的人。” 她最后写道：“守法，是香港社会的最高道德观。”
这位女生的话，正道出香港不变的核心价值。香港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法治。在这个与中国大陆一桥之隔的弹丸之地，我们可以找到威严可敬的法官检察官，可以找到优雅雍容的行政官员，可以找到彬彬有礼的绅士淑女，更可以找到勤劳守法的普通民众。这里也曾经是一个荒芜的难民聚集地，但是法治的种子已经在这个终年闷热潮湿的城市里生根、发芽和结果。在苦涩和曲折的历史进程里，我们可以看见香港华人对理性和文明复出的深沉努力。
其实，所谓法治并不只是法官检察官警察还有廉政公署，也并不只是填写好选票然后轻手轻脚地将其投入票箱，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法治像是人们每天呼吸的空气、像是常人举手投足的教养，像是无处不在的空间，常常无形地溶解在生活点滴里。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都无法证明：中国大陆的人们与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类具有本质的不同。那么，现代法治文明在欧美国家可以行得通，亚洲很多国家也可以行得通，同样是中国人的香港、台湾可以行得通，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就不可以呢？再退一步说，我们今天或许不可以，是不是明天也不可以？或者说永远都不可以呢？唐人街在现代欧美都市中像是个孤岛，难道在这个地球上中国大陆也是个可以拒绝接受这些人类现代文明的“孤岛”吗？
我向那位正在美国法学院读学位写论文的女留学生推荐了一本书。这是一位曾在香港担任过总督的英国政治家写的回忆录。他在书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或许有很多是奥妙难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闭和极权体制使之变得更为神秘，但我实在难以相信，难道这种不透明度就可以让中国在自己的盟友内或世界上称孤道寡吗？” 此话出自这位曾一度傲慢的英国人之口，听上去难以令人愉快，但却值得人们深思。
此文是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文章，
见链接http://viewpoint.inewsweek.cn/columns/columns_detail.php?id=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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