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吐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如果你要关闭一所学校，就要准备修建一座监狱”。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心智健全的人民，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技能高超的劳动者，产业转型、经济持续成长就只能是南柯一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在1982年裁定，任何州或者学区都不得拒绝给学龄非法移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K-12），否则属于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美国之所以会对教育如此重视，甚至上纲上线到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教育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缺乏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直到今天，即便在美国经济已经身陷困境，对于非法移民占用教育资怨声四起的情况下，那些父母没有合法身份的儿童，也仍然可以接受完整的免费义务教育。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号称自古至今一贯重视教育的礼仪之邦，在新千年已经过了第1个10年的时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仍然在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甚至幼儿园。据媒体报道，受到影响的学龄儿童高达上万人。虽然当地教育部门面对社会的舆论压力，也表示要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但选择在学校开学之际关闭大批学校，而且重新入学手续繁杂，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学生失学在所难免。在事实上，近多年来，北京地区以各种名目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行政命令关闭学校是很容易的，但似乎为政者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在学龄阶段缺乏正常的教育，将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是无需多加解释的。如果假定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是可以被忽视的，那么将这样的效果放大到整个农民工下一代身上的时候，谁也将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同时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陷入“贫困陷阱”的人群。而这一现象将带给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就如同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会以什么样的举动来反馈社会一样，都是无法想象的。
“贫困陷阱”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界针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就是一些经济体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陷入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善经济状况的境地。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对于亚非拉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过程中，主要的手段是给予金钱和物质的援助。但是后来发现收效甚微，有些国家在经过了多年的援助之后，经济仍然没有任何起色，反而要完全依赖于西方的援助，否则就会立即陷入混乱。后来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重新检讨了先前的援助理论，认为援助不能自上而下进行，直接给钱给物资是没有用的，必须直接帮助当地人民建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也不能不承认，减贫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贫困产生和延续的背景都是极其复杂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陷阱”作为一个概念被创造了出来，用于解释这种身陷贫穷困境却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学术界中，关于是否真正存在所谓“贫困陷阱”的争议一直在学者中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国农民工子弟的遭遇，恰恰证明了这种“陷阱”的真实存在，而且是存在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农民工以及其身后的农村社会，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被大肆宣传的“中国模式”。但是由于二元社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个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一边在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一边却基于种种人为制约而无法摆脱自身贫穷的命运，每年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返贫”人口。
在199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期世界贫困问题报告，在其中“贫困”的定义基本上是简单地按照收入来划定的。而到了十多年之后，当世行出版了另一份关于世界范围内“贫困”的报告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承认了“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数字就能解释的概念，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解释，“贫困”源自于权利被剥夺。面对中国在近多年炫目的经济成长数字，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以“休克疗法”闻名的杰弗瑞?塞克斯，还是与其观点相对的MIT的威廉姆?伊斯特里，在其著作中均把中国经济模式作为了正面的典型来引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统统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二元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有着一个极其庞大的人口，被人为剥夺了多种基本的权利，而深深陷入了中国特色的贫穷困境不能自拔。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和一些国际组织为如何定义贫困线而纠缠不清。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定义，在这个拥有着世界第二大GDP的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高达上亿，而这些贫困人口的分布，都毫无例外集中在农村地区。究其本源，生身为农家子弟，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城乡差异，再加上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被随意剥夺，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地位被固化在社会最底层，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陷阱”。
为什么这些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了中国社会里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行，往往被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奢华所震撼，因而认为“中国模式”乃是第三世界的出路所在。比如当杰弗瑞?塞克斯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多是一些要在有钢琴师伴奏的高档餐厅里用晚餐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他当然不会想到那些聚居在民工棚里或者蜗居在地下室里讨生活的所谓外来人口。所以他除了按照惯例对中国的一些所谓敏感话题做了轻描淡写的批评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中国奇迹的感慨和盛赞了。没有出现如拉美、印度城市里一般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也为这些国际知名学者所称道。然而事实并非如那些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城市规划蓝图那样的美妙。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在城市定居，只能成为所谓的“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在不被需要时随时可以被驱逐，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不会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现象。在不久前深圳就一次清理了数万名所谓“无正当理由”的外来人员，来保证自己城市的光鲜形象。
然而为政者需要明白，当弱势人口可以被政府随意以强力清理的时候，现实中的贫穷却是无法被轻易消灭的。简而言之，当中国的城市以没有贫民窟为豪的时候，贫穷在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乡村，贫民窟并非只是拉美、印度才有的特产，在中国只是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每年春节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只好驾驶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长龙，就是城市如何向乡村输送贫穷的经典象征。近年来随着知识界乡土田野调查的广泛进行，伴随着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正在一点点的向世人展现出来。梁鸿所著《中国在梁庄》和阮梅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就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比现实的贫穷更可怕的，则是陷入了“贫困陷阱”，永无翻身之日。我在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统计报告，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民工的平均文化水准大致在小学到初中的阶段，而且多年没有提高。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而现在连农民工下一代也要遭遇与父辈同样的命运，在知识爆炸、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一个在学龄而不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儿童，将来会有多少机会能在未来的社会立足呢？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在二元体制下，他们一生注定要成为社会最低层的简单劳动力，看不到半点改变人生的希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事情吗？
正如盛洪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的那样，就在北京教育当局推诿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原因于办学资质和条件不足时，他们为什么不能反省一下，农民工子弟小学为什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来改善办学环境呢。而郭宇宽先生的调查，则反映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当社会舆论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同情的时候，这些学校本身却成了一些人利用社会大众的同情心，为自己个人谋取巨额利润的工具。无论是何种情况，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弟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当然，作为二元社会受益者的城市居民也并不能超然事外。从这些年日益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频发的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以及其他所谓困扰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马克?吐温早在100年的那几句话的确是真知灼见。就在不久前广东某地当地人与川籍农民工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曾经有人预言，随着“农二代”的长大成人，作为一种无法忽视的新生社会力量，中国社会早晚将见证一个“城市内战”的时代。相对于民间人士的睿智，最近出版的代表官方意见的人权蓝皮书，却仍然把日益严重的农民和乡村贫穷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和环境因素”。很显然，在对“中国模式”的赞誉甚嚣尘上的时候，其背后核心的二元社会制度正在如何从根本上毁掉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住了。而这，是真正值得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人去关注的。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黄亚生教授曾经感叹，从90年代中期向后10年里，上海增加了3，000座高层建筑，而中国增加了3，000万文盲人口。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