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外汇领域改革，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明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适时启动“深港通”试点。
改革深化加之全球性的货币量化宽松，人民币能否“挺得住”，成为了业界关注焦点。去年人民币扭转此前多时的升值趋势，市场对人民币会否就此进入贬值通道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时的外汇改革，可谓“深水区”遇上了“急险滩”，可能面临更大的机制、体制上的困难与挑战——如何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时防止大量套利；如何管理好巨额外汇储备；如何从根本上做到既切实转变外汇管理方式，又保证管理效率、把控企业经济行为中的潜藏风险？
为此，《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易纲，他不但对人民币汇率趋向均衡表示了信心，还给出了汇率改革须不急不躁、顺势而为的态度，并就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下的外储投资新格局作出阐述。对于外管局自身“动手术”的问题，他同样予以回应。
人民币国际化须水到渠成
《财经国家周刊》：近来，人们对人民币汇率可能进入贬值通道存在争议，你有何看法？人民币离汇率均衡还有多远？有说法认为，当下不应再仅仅看重人民币挂钩美元的结果，不应再只关注这两种货币汇率间的比较，而应更与时俱进地衡量人民币汇率波动。你对此怎么看？
易纲：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市场供求已起到决定性作用，上下波动是完全正常的。
汇率是国家经济、金融综合情况的晴雨表之一，非常重要。最近，人民币汇率走弱引发了贬值争论。实际上，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开始呈现出双向浮动的特点，有贬有升，正逐渐走向均衡合理的状态，且未来也将愈发趋向均衡，保持基本稳定。
最近一两年，如果说美元是全球第一强货币，人民币就是第二强货币。比如2014年，欧元、日元这两大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均超过10%，而人民币市场交易价贬值仅2%左右。并且，与中国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发展中国家货币相比，例如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金砖五国货币，人民币是最稳定、最强势的。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流，贬值幅度较大。
另一方面，近期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针对美元而言，但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均是“一揽子汇率”。在这一点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均是走强的，即便未来出现较窄区间内的上下波动也实属正常，不用过度解读。我对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还是有信心的。
《财经国家周刊》：汇率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面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你对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信心主要来自何处？另外，今年的汇改有可能适时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幅2%吗？人民币国际化今年会有哪些实质性举措？
易纲：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经济尽管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但全球范围内仍然是比较快的。其次，汇率的关键在于国际收支，目前我国经常项目仍有较大顺差，贸易出口规模仍大于进口，这是外汇市场的基本面。第三，过去几年内，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不仅国内企业在贸易、投资上用到人民币，国际上诸多机构也更倾向于在资产配置上用到一部分人民币，持有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资产，全球范围均对人民币有一定需求。并且，中美等国的利差仍然较大，全球资本的趋利本质，也将使其长期对人民币资产保持投资意愿。再者，从国际国内的机构、公民对其资产负债表的优化来看，从市场资金供求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币值也将保持基本稳定。
至于汇率改革，近两年已有了实质性突破，汇率双向波动已成为常态，没有迫切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浮动区间的必要性。
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已经在全球广泛分布，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在去年沪港通的基础上一步步推开，有不少境外金融机构进驻中国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目前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对签署人民币或本币互换协议表示出意愿。今年，央行还将继续开发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CIPS)，继续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央行的态度是水到渠成。
仔细观察CNY(人民币在岸市场)和CNH(人民币离岸市场)，以及人民币现货市场、远期市场等，都可以发现它们长期以来已基本由市场活动来主导，具备较高的市场化程度。
因而，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是市场自发行为——境内外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愿意持有人民币，央行乐见其成，且没必要以行政力量来强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越是自然则越有效果，符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客观规律。
外储投资要与时俱进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我国拥有近4万多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长期以来，市场上一直存在对其投资机制、投资效率的诟病，更有说法认为外储投资存在负收益、不划算等问题。当下，丝路基金的成立对外储投资多元化给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易纲：市场上存在一些对外储投资的误读。
例如，有观点认为整个外储投资长期以来存在负收益，这是概念不清造成的错误。具体说来，我国目前民间与官方的境外投资资产6万多亿美元，境外对中国的投资资产4万多亿美元，存在大约2万亿美元的差额。其中，境外对中国的投资大部分是直接投资，尤其是企业行为，例如微软、苹果等企业在中国就有一整套投资规划和体系，收益巨大。但是，中国对外投资更多在于二级市场，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收益，往往低于境外投资在中国所得的收益。
因而，前述负收益，是指境外机构对中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两者中，前者的总收益有时高于后者的总收益，但就此说我国外储投资为负收益，纯属误读。事实上正相反，我们的外储收益并不低。
《财经国家周刊》：有说法称，外储投资美债不划算，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与中投等其他投资机构相比，外储投资的真实收益率是怎样的？
易纲：首先必须明确，外储投资须具备三个特性，即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性，这是外储投资的原则和出发点。
事实上，我们的外汇储备收益率普遍高于被投资国通胀率，其经营管理达到了保值增值的目标，不存在亏损问题。
过去30多年来，美国国债始终处于牛市，涨幅明显，这就使得我们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相当不错，做到了保值增值，收益率远高于被投资国通胀率，购买力不但未下降，还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有所提升。当前，国际油价、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为我们的购买力提升给出了较大空间。
主管外储投资主要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外管局，一个是中投公司，两者的投资方式、渠道、标的等各不相同。
然而，比较投资收益率，应该将国内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金融集团甚至央企、国企纳入进来，以适度竞争来促进投资收益的不断优化提高，因为只有相对完全的竞争市场才能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竞争压力。
目前，工、农、中、建、交这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及中信证券、社保基金乃至中石化、中石油、华润集团、港中旅等央企、国企，都拥有较大量的海外投资，相互之间也会有所比较。
最近，外管局就被《亚洲投资者》杂志评为亚太地区“2014年最佳央行投资者”和“2014年最佳中国投资者”，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获得年度最佳机构投资者奖项的机构。
该奖项评语中称，外管局管理着3.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极其不易，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投资者，且正逐步多元化其资产组合，尤其近三年涵盖了全球多种固定收益资产及房地产。外管局影响力巨大，在人员、流程及专业性方面均超过其同类机构，是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
接下去，我们还将在资产配置、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投资专业性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财经国家周刊》：外储投资多元化提了很多年，外管局也做了不少有益尝试，目前离真正的多元化还有多远？眼下，丝路基金的成立，又对外储投资提出哪些新要求？长期以来，外储投资美元资产相对较多，会否因丝路基金的成立对外储投资给出新的优先序列？
易纲：在我看来，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主要分为三个维度：
一是在币种上的多元化，例如投资美元、欧元等；二是区域上的多元化，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美日欧和亚非拉国家；三是在资产上做到多元化，即不仅仅是投资债券，也要加大对流动性、回报率相对有保障的实体资产的投资。
多元化的主要目的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风险的同时尽量提高收益。在降低整体风险方面，我国外储投资做得比较到位，且在整体收益、流动性等方面也具备较大优势。
至于眼下丝路基金的成立，肯定会对外储投资提出新要求、新挑战。
过去，外储主要盯住美国国债等安全性较高的资产，在区域上尽管做到了一定的多元化，但也主要投资于美国、日本等经济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丝路基金成立之后，我们肯定会在投资区域、投资标的等方面有所调整，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有更多的关注。
其中的原则，即在任何阶段都尽力保持外储投资结构的最优化，保持资产配置的最优化，并随着国家战略、国际格局的改变来不断调整和改善投资结构，做到与时俱进。
外管局自身“动刀”
《财经国家周刊》：许多改革的终点和难点，往往都是对管理机构自身的改革。中央提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各部委改革的重要切口，外管局在给自己“动手术”的过程中，有过哪些经历和规划？
易纲：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了机构改革的重头戏，强调加大改革力度并提出了更高要求。担任外管局局长多年，我的感受非常深刻。
早在2009年，外管局就提出了“五个转变”，并认真履行了转变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任务，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这“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中、事后管理；从重视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重视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
《财经国家周刊》：长期以来外管局一直相对神秘，其为自身动手术的“五个转变”尤其简政放权方面，有哪些具体体现？
易纲：纵观这五年，我们的改革已经能看到较大成效。
第一个成效是大力推进了简政放权，逐步做到了便利贸易、便利投资。为此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取消进出口收付汇逐笔核销这一制度。
该制度已有20多年历史，“动刀”起来并不容易，且每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规模达数万亿美元，进出口收付汇达几千万笔，工作量巨大。因而，这项改革耗时两三年，最终将进出口收付汇的逐笔核销简化为在总量上对货物流和资金流的后台监管。
此外，我们还极大地简化了资本项目的管理工作，资本项下行政许可项目从2009年的59个子项减至17个子项，降幅超过70%。
第二个，我们大规模清理了法规文件，废止了几百个规范性文件，并将所有文件都公开透明地挂上网，让公众一目了然。
具体说来，为了打破管理上的“玻璃门”，使法规文件让人看得懂、学得会、做得了，外管局仅仅在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上，就废止了123个规范性文件，最终形成以一个指引、一个细则和一个规程为架构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体系。总结起来，外汇局总局近年宣布废止和失效规范性文件超过700件，削减幅度超过六成；分局则由上万件削减为160余件。其目的，是让公众、机构对法规和业务清晰明了，方便其贸易投资和跨境经济行为。
我们为此做了测算，仅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改革一项，每年企业单笔平均收、付汇时间分别缩短70%和85%，投入的人力资源减少了三分之一，每年可为企业节省人工、交通等费用近48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在对外管局自身机构、业务系统的改革上，具体有哪些举措？中央提出，简政放权不仅要放得下去，还要接得住、管得了。外管局是如何在“动刀”中既保证效率，又管住风险的？
易纲：我们近年来改革还有一个成果，是整合了业务系统，便于银行操作。
此前，外管局大约拥有30多个业务系统，眼下被整合为一个业务系统，即一个统一平台。该平台下分几大模块，包括企业端、银行端和个人端等，系统内的所有数据库完全打通，且全国联网。
这一系统目前已经运行了几年，正日臻完善、高效，外汇监管力度比过去更强了，因为信息、数据更实时更丰富了。这一举措，彻底改变了过去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查、每笔资金都必须核对的“有罪假设”方式，转变为了“无罪假设”。
例如，系统将企业根据评级分为了ABC三类，A类企业信誉度相对较高，占比高达98%以上，后两类企业的经济行为会稍加限制，但总量不足2%。
另外，在服务贸易上也实行了“抓大放小”，对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外汇收支项目不再审核单证，这类项目数量占比眼下超过了80%，但总涉及金额占比不足10%。
很切实的感受是，企业评级分类之后，其自觉遵纪守法的觉悟更高了，因为上述改革尽管加大了其业务便利性，但外管局后台对跨区域资金流动的统计监测反而提升了。并且，我们还与企业签订了协议，即完全遵守协议条款的企业，将保证给予其便利，反之则不再享受便利。此外，资本金结售汇等业务已基本放开，只留下了诸如非房地产企业不得将资本金结汇用于房地产开发等少数的负面清单条款。
这样的负面清单中，只包含了不超过10个方面的规定，绝大部分企业都极大地提高了便利性。由此，外管局真正做到了“放得下去、接得住和管得了”。
可以说，从“有罪假设”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外管局这几年的自身改革已经卓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