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
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
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投资，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ＶＣＤ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1995年，粮价每100斤能卖到70-80元（现在为４０元）。彩电农民并非不想要，只是没钱买。盖房与供孩子读书，让大多数农民负债累累。
李昌平在日前接受北京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也呼吁，如果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呢？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如今，许多十六、七岁的小孩被迫中断学业，他们中绝大多数远走北京、江浙、广东等城市找饭吃。村落里变得冷冷清清，田野里疯长的杂草见证了这些农民远走他乡的城市化梦想。无疑，在生存（养家糊口）与发展（小孩上学）的天平上，更多的农民宁愿或只能选择前者。一方面，他们可能会成为新鲜血液，为中国的现代化补给营养，另一方面，如果长期漂浮，衣食无着，也会成为“血栓”，造成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后记
新中国的现代化，不外乎一部对农民的压榨史。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农民则是金字塔底深埋于泥土的部分，多少个世纪过去，阳光却总也照不进去。透过S村的点滴，我们看到一些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淡漠了时间、痛苦与侮辱的心灵。他们五十年的挣扎，尚可说是中国乡村生活中幸运的一群。五十年来，我们的城乡是两国，那些进城的农民，不过是在国家政治彻底破灭后，涌向另一个国的难民而已。
人世间没有莫名的哀伤，所有的泪水都会有原因。今天，我已经决定不再流泪，因为泪水再多，也是拼不过几亿中国农民的。倘使泪水有用，农民何以沦落到今天？我因此淡化了心中的一切痛苦，来记录自生自灭于中国大地的父老乡亲。透过乡村这些琐碎的生活，人世间最大的不公与恶毒，吾民逆境求生的朴素信仰，诸君大概也窥见了些吧。（2002年1月）
附记：
（此文首发于2002年的《南风窗》，有部分删节。后引起了纽约新闻日报的重视，在对作者做了简短访问后，即赴S村进行了为期三天调查。几个月后，该报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本文所述即为《后进的中国》一部曲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