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 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经济增长；CGE 模型
*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转变发展方式》重点课题成果之一。课题负责人：刘世锦；执笔人：陈昌盛、许召元、崔小勇；统稿审定：刘世锦。通信地址：北京朝内大街225号，邮政编码：100010，电子信箱：chencs@drc.gov.cn，zhaoyuan@drc.gov.cn ，cuixiaoyong@gsm.pku.edu.cn.感谢韩俊、张军扩、候永志、贡森、刘培林、张永生等人的建议和评论，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翠博士前期文献整理工作，感谢审稿人的意见，但文责自负。
根据我国目前的统计制度，只要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含6个月）的人口即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2009年我国城市人口为6.2亿人，城市化率达到46.6%，其中包括那些在城镇打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广大农民工虽然进了城，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由于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消费行为特征与城市居民完全不同。他们候鸟般在城乡间迁徙，使我国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只是“半拉子”、质量不高的城市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模式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但对这种城市化制约内需扩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渠道是什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能释放的需求潜力以及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等问题，现有的研究涉及较少，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分析框架，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影响进行模拟和定量分析。
本文具体结构安排为：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了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渠道，以及我国特有的城市化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基于各种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民工的行为特征，以及农民工消费行为与城镇居民的差别。第三部分是理论框架，重点从规范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与否对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第四部分是经验分析，基于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和结构特征，用CGE 模型模拟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内需和增长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钱纳里（1988）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越高。Henderson （2000）还进一步计算出世界各国城市化与人均GDP 对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5.周一星（1997）利用1977年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相关关系。WorldBank（1996）用1978-1995年间的数据，估计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Cai Wang（1999）采用与世界银行相同的估计方法发现，1978-1997年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对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Fujita et al（2000）和Venables（1996）分析了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在要素流动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模型中，他们证明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会产生多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和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等，从而得出了城市化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Zhang （2002）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降低生育率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钱陈、史晋川（2006）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沈凌、田国强（2009）考察了城市化通过增加高收入者对创新商品的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吴福象、刘志彪（2008）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研究样本，发现城市化主要通过人力资源积累而产生的专利增加和促进城市功能创新的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渠道分别发挥作用。
另外一些相关研究则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Raunch（1993）、陈宗胜（1994，2000）认为随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农业部门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将不断缩小。
而托达罗和罗尔斯认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以及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研究城市化都是指农村的居民迁往城市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迁移的农民不仅仅在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了转换，而且在地域和生活方式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默认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是同步进行的。而我国的城市化却并不具备此特征，由于户籍制度，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居民福利和农村居民福利差别的限制，大部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被称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仅仅只是实现了在职业上的转换，而其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等仍未发生转变，仍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我国这种特殊的“城市化”模式，使得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究竟如何影响需求和经济增长，现有的研究文献较少，但部分研究反映了我国这种特殊城市化模式存在的问题。章铮等人（2009）测算一对农民工夫妻（有一个孩子）如果要满足进城定居的基本条件，最少需要在城市连续工作21年，阻碍农民工进城定居最大的几个障碍是住房、孩子教育和年老后的生活保障预期（养老问题），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齐红倩、刘力（2000）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下，农民的身份不变，收入得不到保障，这种城市化也不能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国内消费。
也有部分研究估计了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Henderson （2000）在估计出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后，根据中国各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得出大部分城市都没达到最优规模的结论，他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户籍制度造成的，并且计算出那些在最优规模50%以下的城市如果达到了最优规模，其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40%.World Bank（2005）以2001年为基期，模拟取消户籍制度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结果显示，1%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将使GDP增长0.7%，10%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将使GDP 增长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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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候鸟式迁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中的显著特征，在这种模式下，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成为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但并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城市化对公共服务支出的需求，减少了政府负担，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有助于迅速提高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但这种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农民工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没有市民身份，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工在城市居无定所，其工作和生活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经常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增加储蓄，因此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内需的扩大和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大量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分析了这种低质量城市化制约内需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证明了调整政府行为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三个重要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
遵循一般均衡框架，本文进一步采用DRC CGE 模型模拟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假设政府支出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促使每年增加约5%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转变（享受城镇居民身份人口净增1000万），则我国经济增长将比非市民化情景下平均加快1个百分点左右。模拟结果发现，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市民化还可以改善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有利于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农民工市民化还可以促进人口转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当然，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必须调整支出结构，增加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对农民工的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以及保障住房建设。
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权益与户籍脱钩，逐步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无差异市民身份，将会释放出强大的内需增长潜力，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济更长期的平稳较快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