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目的》( Telos) 2010 年第152 期，作者阿兰•德伯努瓦( Alain de Benoist) 系法国哲学家。武锡申编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4
无论某个人是在危机背景下研究这些民主，还是联系着后现代主义的活力来评估这些民主，影响着当代民主的异常状态都越来越吸引人的注意力。通常的看法是，这些异常状态绝对不是民主本身固有的，而是民主原则败坏的结果。最为肤浅的观察者把这种败坏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或现象( 因此就有了惯例的对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等的抨击) ，总之就是仅仅追问道德的变化和社会的转型。然而这就把因果混淆了。更为严肃的观察者超越了直接的因素，追究民主本身的内在演变，关注那些人们或多或少已经阐述的在民主的当前形态与其以其基本原则为根据的应然形态之间的区别。有些人已经在谈论“后民主”，这不是要主张民主已经走向终结，而是想主张民主本身具有了需要人们界定的后民主形态。还有人提出，当前法国所处的形势类似于大革命之前的形势。对此，普遍存在着担忧和幻灭的感觉。
这不是欧洲民主的第一次危机。马塞尔•戈谢已经出版了( 四卷系列中的) 两卷书，展示了民主旅程的巨幅画面。在2006 年6月于昂热的一次讲座中，他对他的著作进行了概括，这一概括出版成了一个小册子——《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的民主》。
在法国，民主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19 世纪80 年代，因“1900 冲击”而变得更加明显，但只是在一战后才爆发出来，在20 世纪30 年代到达顶点。戈谢写道，在那一时期，“议会体制被证明既虚伪又软弱； 社会因劳动分工和阶级对立而分崩离析，给人们以混乱的印象； 随着历史变化更加广泛，它也得到加速，变得强大起来，摆脱了任何控制”。群众的时代开始了，社会因阶级斗争而分裂。同时，随着乡村地区变空，组织团结的形式开始减少。
这种危机的直接后果首先包括最初的把政治权力授予“专家”的思想的出现( 平面主义、技术专家治国) ，然后尤其是极权主义体制的放纵，极权主义体制———正如路易•迪蒙很好地论述过的那样( 克劳德•勒福尔论述得差一些) ———试图用一种既虚假又冷酷的整体论来抵消个人主义和文化破坏对社会的分解效应，这种整体论与全球规模的群众动员和军事化体制联系在一起，一切都立足于对前政治理念———比如“种族共同体”———的诉求。实际上，戈谢指出，“他们通过世俗的语言回归或者试图回归宗教社会，回归到与政党的一致或者趋同。”从这种观点来看，20 世纪的极权主义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的( 私生)儿子。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制的盛大回归。首先，为了避免陷入冲突之前盛行的问题，这种自由民主制给自己罩上了福利国家的外套，在福特主义获胜的背景下，自由民主制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混合体制而出现的，它把传统的法律国家和实质上更为民主的因素结合起来，但在这种体制中，民主最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民主”。戈谢列举了这种“自由民主综合体”的一些特征； 在代议体制内重新评价行政力量； 采取全面的意在保护个人免于疾病、失业、年老和贫穷的社会改革； 建立了实施规范和预防的机构，以便修正市场交换的未加检验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混乱。直到所谓的“繁荣30 年”( Trente Glorieuses) 的末期，也就是说，直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这一体制运作得多少是正常的。
从1875—1880 年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创造了危机的条件，但却是另一种危机。人们认为是安全社会和有组织福利的社会民主开始走下坡路，纯粹的自由主义走到了前沿。公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成为社会生活自主组织新阶段的发动机。经济自由主义以显赫的形式回归，同时，资本主义一步步地越过了所有的障碍，这一过程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全球化达到了极致。长期以纯粹象征性的和修饰性的角色保持的、留待另一个时代作为受尊敬的概念的人权的意识形态，逐渐表现为新时代公民宗教的装饰物，表现为在从前的意识形态废墟上独自成为共识基础的良好观点的文化。同时，面对当代的挑战，民族国家证明是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失去其“壮丽价值”，而各方面的个人化过程的大规模重新发动出现了，导致了所有那些一度为“我们”提供基础的伟大的集体计划的消失。而在过去，“那只是一个大众和阶级的问题，因为个人是从其群体来解释的，现在，大众社会被群众的个人主义从内部颠覆，个人与其背景分离开来”。这也是西方农村社会事实上消失的时期( 在法国，农民只占户数的1．6% )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不出声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刻后果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这也是因大规模移民而导致的多种族社会普遍化的时期。
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就必须了解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区别。前者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自组织思想，可以描述为通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的政治形式。现代民主与现代性有内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只是通过与自由主义的联系才达成，而自由主义往往削弱它。危机的深刻原因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不自然结盟，戈谢把自由主义描述为“正是现代世界的教义”。“自由民主”把两个词联结起来，似乎它们是互相补充的，但实际上它们是矛盾的。现在，这种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危及的恰是民主的基础。用戈谢的话说，“自由主义使得民主处于危机中”。
尚塔尔•穆弗正确地观察到，“一方面，我们有法治的自由主义传统，有对人权的保护和对个人自由的尊重； 另一方面，有民主传统，这种传统的主要思想包含平等，有对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及人民主权的认同。在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有偶然的历史啮合”。没有对这种区别的认识，就不可能理解民主当前的危机，这种危机最终根本上是这种“偶然的历史啮合”的系统性危机。民主和自由主义根本不是同义词。在关键时候，它们甚至是对立的概念。可能存在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制(纯粹且简单的民主制) ，以及根本不是严格民主的自由主义政府。卡尔•施密特甚至说，民主制越是自由主义的，它的民主性就越少。
与古代民主相比，正如现代民主20 世纪50 年以后开始实现自己的原则那样，其主要区别是，它较少立足于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更多立足于个人的普遍权利，另外，在其历史表现上，它不再与进步的意识形态无关。自由主义促进了政治、道德和法律中的混乱。进步的意识形态给民主力量以导向，通过发现未来而不断推动它向前。这种与未来的联系此后成为享有特权的历史维度，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彻底重组”。社会———而不再是权力———成为活跃集体的舞台。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体系必须首先保障个人的自由，个人是历史中真正的演员。不再是法律决定道德，相反，道德越来越改变着法律。
据戈谢说，“在这种背景下，权力不再被视为社会的原因，似乎它是人们指责为通过命令使它存在的因素。……权力应当为了社会而保持。它只能通过它而产生，它只能承担完成指定给它的任务的角色。换句话说，除了为了描述之外，它没有意义。”民主仍被经典地描述为把“人民权力”奉为神圣，但实际上，由于民主成为自由主义的和纯粹代议制的，民主不过是政治制度，把现代个人的兴起和“公民社会”居于政治权威之上奉为神圣。
20 世纪80 年代末，随着后现代性的出现，“人权民主”的到来标志着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现象相当于戈谢所说的“民主转过来反对自身”； “在这点上，法治的概念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这一概念原本限于的技术性意义。它往往与民主的理念本身相混淆，现在，与保护个人自由相联系，与尊重那控制他们的公共表达的程序相联系。在揭示真相的意义上，民主一词的自然含义变化了。……民主过去指的是集体权力，自我统治的能力。现在民主只关系到个人自由。任何加强个人权利的事务都被评判为民主的。对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解取代了传统的概念。标准不再是人民主权，而是个人主权，被解释为在必要时消除集体权力的最终可能性。一步步接下去的是，民主权利的提升导致民主政治丧失能力”。
民主意味着民主主体———公民的存在。自由主义理论设想的原子化个人不能是公民，因为他在定义上与生活于团体之中的愿望不相容。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宣称要保护个人自由，同时忽视了个人的集体维度，即忽视了团体的存在和民主内在的对集体统治权的需要。另外，个人权利的逻辑是无限逻辑，因为驱动它的是“永不终止的权利抽象”( 戈谢) 。因此，对个人自由的绝对强调阻止创造集体自由的条件，以至于前者内在地具有消解集体的危险。托克维尔认为，对平等的激情总是威胁着自由。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反面： 对抽象自由的激情也威胁着民主。程序民主的基础是没有权力的自由主义思想，这只是一个矛盾形容法( 因为权力只会转移到别处) 。
穆弗强调，“当代民主理论不能理解公民问题，是由这一问题的概念造成的，这种概念认为个人在社会之前，是自然权利的承载者，个人既是最大化利用的执行者，又是理性的主体。无论如何，个人从社会关系和权力，从使得他们的行动成为可能的语言、文化和一系列实践切割开来。”
政治权力不仅受到权利的威胁，也受到经济的威胁，在自由社会，政治团体停止了统治，“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为市场中的政治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市场支配着政治选择，而是在这个社会中，政治运作自身从经济那里借用了市场的一般模型，以至于它的整个形式表现为自我规范的积累过程中的自发的结果和不同演员的反应。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功能的变形： 它只是监督游戏规则的维持，确保过程的成功继续”。人的统治变成了行政管理。公共领域的至上被否定，公共利益的概念———甚至其降级形式“一般利益”———被抹煞，让路给直接反应和特殊利益的多样化，而公共权力则不管好坏试图去保证在一个经常性通货膨胀的国家内的这些互相冲突的程序性反应的共存。“立足于特殊利益相加的政治”，尚塔尔•德尔索尔注意到，“宁愿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形式，这就是说，是一种非政治。相反，民主要求允许对几种版本的一般利益进行界定，人民主权选择上升为代议制。”阿兰•卡耶观察到，“现代民主认为自身除了建立在利益主体的理性计算之上的秩序，就什么也不是，而且尤其关注它们的物质优势。因此，从这种理解出发，无论是天赋还是政治基本上都是不可理解的，甚至完全看不到。”这种经济对政治的胜利被自由主义者解释为自由的胜利，实际上这意味着自我被剥夺，因为这转化为集体无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戈谢描述了“无权者的狂暴”和“最后的人的节庆抛弃物，庆祝他们无能力来管理他们自己”。
在施密特唤起的“中立化”的意义上，这种反政治革命已经精疲力尽。我们再来引用戈谢的话：
“从历史上看，现代民主是在政治团体成员攫取公共权力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的新理想是通过把个人主权置于绝对安全地位而使权力中立化，无论是什么权力。……因此，人权的民主被一种强大的趋势推动着去拒斥它变得有效而需要的实践工具。因此就很悲哀地发现公共无权，这是民主永远要面对的。实际上，这种无权是结果。……这就是当代民主条件下国家和权力原则所面临的冲击的深刻原因。”
简言之，当代民主陷于经济和道德、市场意识形态和人权意识形态之间，越来越不民主，因为它的政治成分越来越少。经济能够在权利的掩盖下实施它的法则。从纯粹的抽象概念来说，民主最终被剥夺了其地域的和历史的维度。集体信仰和宗教起源过去曾经有过动员能力，因为它们扎根于地域内。公民概念自身也直接与公民存在的出现的特殊地域相联系。戈谢写道：“再造民主的最基本的普遍主义实际上导致民主脱离它在其中得以形成和在定义上受到限制的历史和政治秩序。从理想的角度，普遍主义愿意同时缺失地域和过去。在同样的意义上，它拒斥任何依赖于特殊性的历史。换句话说，民主被导致不能获得它产生时的条件。”在人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民主的原则不再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而是“一人一票”。
自由民主被混同为议会制或者代议制，它是一种立宪制度，完全立足于选举和多元主义，在这种制度下，民主纯粹是与法治商定的社会空间。因此，正如施密特永不停止地重申的那样，人民参与政治多少，他们需要被代表的需要就有多少。卢梭已经评价道： “当人民拥有代理人民统治的统治者时，
无论统治者用什么名字，政府都是贵族制。”在自由民主制下，只是在人民可能同意那些被期望着代表他们的人的权力的意义上，立宪的人民才是有主权的。然而，代议制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成为必须，把人民主权授予那些实际上被授予垄断权力的代表，在民主原则方面，提供的是极为可疑的证据”，居伊•埃尔梅如是说。因此，把全球社会描述为互相联系的团体的联合体的阿尔特胡修斯只允许随时可以取消的授权( 我们今天称为“必要授权”) 。代议体制除了选票之外不受任何控制，背叛了它宣称要代表的那些人，同时，代表和被代表者的二元组合不可抗拒地推动着前者转化为寡头政治。考虑到政纲的集中和选择的消失———其象征是，欧洲左翼转变为市场社会，右翼转变为国家终结，由于在布鲁塞尔的欧盟的指令，两者都在此与普选的中立化联系起来，这种叛逆在今天尤其显见。今天，在讲故事———即一种既壮观又是商业的空虚———的基础上，所有这些都在对人权的崇拜中，在它对货币胜利的争论中，达到了顶点。
自由民主的另一个常见特征是它的态度，它往往公开指责超越了它给定的民主定义的任何民主要求是“反民主的”。这种指责最常是关于社会需要的，但也与那些可能给予公民单纯选举权之外的任何权力的事情有关。因此，在当前，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被用“不胜任”的借口拒绝(权力必须留给“那些有知识的人”，无论他们是作为专家还是宣称比人民本身更能知道什么对人民有利的官员) ，似乎有某种纯粹的“能力”存在，人们可以从结果来抽象出这种东西，就如亚里士多德已经谈到的那样。这种声音，在过去要求缴纳选举税制度———把选举权限于有财产的阶级，他们期望这种制度能够保护他们免于“危险阶级”的伤害。代议民主把自己打造为一种“过滤”大众主权的程序。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合法化寡头政治存在的问题，即使它只是一个社会历史的产物。
如何解决这种代议危机呢？ 有人认为需要激进地扩大社会民主。这是塔基斯•福托普洛斯在一本书中支持的论题，这本书想要成为“完全民主”的某种宣言。福托普洛斯是地方主义的支持者而且反对增长，他把经济平等视为政治平等的条件，希望民众成为“经济生活的真正统一体”。他明确假设一个没有国家、货币和市场的经济体，他表达了对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抨击另类全球化(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运动的“改良主义”。他的著作中包含了对代议民主的出色批判。他足够恰当地认为代议民主的特征是一种“对现代国家没有危险的民主”。然而从定义上说，这不是能够恢复其政治权利的社会民主的扩大。
与福利国家并行的“社会民主”是在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的改革中于欧洲出现的。它回应了真正的需要，但也是一种削弱大众的革命主张的方式，在极力主张“民主”实际上涉及到定量利益的给予和分配的思想的同时，它因此清除了民主的政治特征，使民主转向“专家”行政和管理。社会民主包括在一次次的选举中不断增长的用物质利益和社会保障“收买人民”，在这种分配利益的能力中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这是一种“保险的”体制，但也是自杀性的，因为公共权力不能无止境地应对数量需求的永远增长———但这反过来削弱了合法性( “实现幸福”的能力) 的基础，因为他们永远被承诺给予更大的承诺，而且永远只有更大的承诺才能满足他们，这种更大的承诺越来越难以兑现。从这种观点来看，社会民主例示了广泛民主( 表面的) 和深度民主( 一致性) 之间的混淆。广泛民主有变成无力的民主的危险。社会民主最终不能强化作为公民的自豪，它把社会成员转变为永远不梦想别的东西的食客。
因此，当代人权民主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从公众意见的角度看，它根本上仍是一种社会民主———某个人可以从这种民主那里期望和要求任何事物———即使它不再有这样做的手段和意愿。关于这一点，埃梅尔评论道，“不受限制地，首先是以法令，然后是以物质贡献作为代价来收买支持的责任———作为政府系统的民主以这种责任来约束自己———从整体上影响着发达社会的政府”。他接着说，“沿着这种轨迹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意味着，到2025 或者2030 年，国家的全部预算将会占用欧洲生产的财富的全部，没有一点留给市场经济或者居民的个人消费”。值得一提的是，当中产阶级受到社会地位下降的折磨时，在许多政纲中，维持社会民主的利益仍然至少与对预算或者移民的批评一样重要。
人民和一个新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这一新阶级自我、乱伦、自恋。与反动人群中重申的相反，现代民主中出现的不是暴民统治，即柏拉图攻击的人民的或者多数人的权利，而是一种横跨政治、媒体和金融的寡头政治。因此，批判自由民主不是抨击人民而是抨击精英。戈谢谈到，“普遍的被剥夺情绪困扰着权利的民主。毫无疑问，它的机制……削弱了人民对于他们被迫回归的寡头政治的信心”。民粹主义是对这种分离的一种典型回应，但它最多是一个补偿性的安全阀。在许多情况下，它甚至证明是对它所谴责的东西的补充，以至于不明智地加强了新阶级的力量，使得新阶级可能利用它。
我们看到，在自由民主中，民主不是用大众主权来界定，即把主权归于人民，而是用一种态度来界定，这种态度既重视条件的平等，也重视个人独立性，这些个人视自己为在社会中与其他人相分离。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当代民主试图组织个人自由，不是要从人民那里引出决定。在最好的情况下，民主越来越少地被定义为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而是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一方面，这是一种社会学定义； 另一方面，这是一种政治学定义。但这与人民有什么关系呢？
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卢梭都同样尝试去说明个人如何可能组成人民。没有一个人成功，因为从个人开始，永远不能达到人民。他们共同的策略是假设自愿且理性的行动，这会导致人们的联合和社会的形成。因此，正如布鲁诺•尼安苏努所说，“没有人成功地解释过，私人的个人怎样能够与一个集体达成契约，而这个集体正是由契约本身产生的。从开始就预设了结果。如果你从个人开始，只有可能产生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如果人不是在本质上同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就不可能有政治人。契约的概念本身立足于一个提前预设的司法秩序。
皮埃尔•罗桑瓦隆谈到“公民的变异”。实际上，今天人们看到的是公民的消失，因为当代民主通过假装自身向“普遍的人民”———使用这一词汇是为了代替“民族人民”———开放(这是它无法做到的) ，稀释了“人民”一词的意思本身，无论是在“ethmos”还是“demos”的意义上。人民并非个人的简单相加，然而，也不能用“多数人”的概念来代替，这一概念同样把所有的事物分散成单个。回归民主原初精神需要回归通过参与城邦事务追求集体自由的政治人思想。倾向于支持混合体制的亚里士多德，已经用有能力“参与任何城邦的审议和司法部门”来定义民主的公民。当然，人民的权力永远不能完全实现。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愿望和在一种张力中存在。然而，虽然参与可能永远也不能完成，这却是最好的对人民的权力的接近。
通过参与，人民不仅使用了人民的权力；人民还不断强化自身作为民族的存在，而且人民把民主转化为人民作为民族存在的完成形式。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祈求的东西。他指出，“真正的”民主的本质在于“作为主体的人民的自我组织”。
“公民社会”是今天提供的人民的替代物。戈谢认为，“国家往往转化为公民社会的代表的空间，不再有任何等级优越性，也没有历史动力的作用”。公民社会不过是群体利益的总和。它本质上只保护明确的利益，这妨碍它通过形成真正的集体计划或者实施对社会的全面规范来代替国家。
赋予公民社会以重要性，实际上是一种支持利益群体和游说团体的行动的方式，利益群体和游说团体都同样是这一“公民社会”的代表，都致力于保卫利益或者明确的特权，潜在的后果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而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从这种观点看，公民社会的兴起相当于增长的意见压力。“意见民主”是这样一种东西，在其中民意调查比真正的选举重要，电视打造的形象比思想甚至行为重要。“媒体和民意调查的独裁”，雷吉斯•德布雷如是判断，“把政府变成日常管理者，注意力集中于意见假设的希望，试图预期它们或者阻止它们。因此，人们发现，比如说，产生了一种外交手腕，为了避免长时间消遣任何东西，对任何事情都立即反应，不带任何记忆或者意图地从一个形象跳到另一个”。德布雷提醒我们，“在哲学的等级中，意见是最低层次的知识”，而且它“总是行确信的反面，确信不是一个感觉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的问题。某个人不会因意见而死亡； 他死亡是因为确信”。
参与民主与公民社会很少共同点，以至于它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共同空间中，人民可能政治地存在，并使用自己的权力。公共空间是一个让demos 和polis 接合的场所，在这个地方———在它是一个场所的意义上建立一个连接，人群成为民族。它显然与公共关系或者宣传无关，也不应当混同为国家的空间。相反，它与地域的或者地理的代表联系在一起。demos 的原始意义是“民族占据的土地”，这表示人民首先具有土地上的重要性。若埃尔•扎斯克写道，“在民主中，意愿、利益和不同个人需要的统一或者一致如何产生？ 明智的答案是通过接触，但人们常常从物理接近的角度来想象接触。个人必须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互相接触。因此，从空间的角度来思考是有用的。……一般来说，人们可以断言，只有当个人互相接触，他们才有机会形成共同思想。”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这一点上反对古斯塔夫•勒邦，他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生活的非空间化往往用“公众”来代替人民，塔尔德认为“公众”是“未来的社会群体”。塔尔德没有错。现代“公众”的特征是分散，缺乏面对面的联系，而且他们的生命力与共同的信念或者共有的价值无关。公众不追求自治而是追求独立。在这种用法中，“公众”不指称任何实质性的或者经常性的事物。
如哈贝马斯那样———他意味深长地用“公共领域”，而不是用“公共空间”，把公共空间想象为纯粹协商和程序的事物是错误的，因为对形式规则和沟通的尊重，在那些决定结果的人对决策的态度或者决策的价值方面，什么也没有说。规则本身总是空洞的。尼克苏努正确地注意到，“这是显然的，因为他们以个人自治的名义拒绝许可对‘沟通空间’的行家诉诸于程序的实质结果的干预。但是，诉诸于程序……首先是拒绝允许社区自我管理。因为自我管理不是因为一项法律符合某些高级法律而要实施这一法律，而是要自己确认某些结果。”因此，选择某些结果预设了某些先在的关于公共利益的协定。
接下来的阐述使得我们可能懂得“后民主”的可能意义。两个新的政治现象是，一方面，“治理”主题的出现；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出现，这一现象我们在别处分析过。马克•于夫蒂从“社团治理”、治理的主题中看到了“会计思想”的胜利，原来“社团治理”、治理的主题的必然结论往往在国际规模上，往往把政府转化为立足于经济方法的管理机构，并且把它们降级到附属于经济以及尤其是金融命令工具的水平。与弗朗西斯•福山描述的“大瓦解”相对应，治理同时依赖于作为政治人替代物的“公民社会”和“治理人群的协定推动的国际规模的选择的集中”( 古希特) 。
治理打破了公共事务管理的传统分级。国家失去了其象征力量，发现它自己局限于规则制定执行人的角色，因为，决策越来越多地由指定的演员( 没有民主合法性)在高层次利益协商的基础上作出，就地方性事务而言，与自我任命的公民社会代表的协商有模糊的联系。权力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颠倒变成整体性的。造成了利益对价值的优先，协商准则对票决法的优先，因此也导致了法官对立法者的优先。因而产生的模型包含着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私人利益的管理的结盟，依据的信仰是，“在所有领域内，社会以至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对应于经济市场的自动平衡机制来引导”，“具有集体重要性的主要问题应当避开无论是怎样的多数主义者的错误，相反，将会也应当追随理性选择或者通过改变国家意志之外的平衡来调节的高层磋商”。最后当然是，“治理与已经变得考虑不周到的或多或少长期的为满足公共利益而设计的计划或者与被认为是潜在地压迫人的多数主义者的意志无关”。
治理的目标是用市场模型来私有化全球社会。然而，市场并不真正与民众相容。市场需要压制边缘地区，而民主只能在既定的政治组织内实践。市场意味着经济机制摆脱了任何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政治指导。在历史意义上，市场的发展是工人和生产资料分离———即经济的自动化———的直接结果，这种分离回溯到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导致这样的事实，即两种原先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因素———人和土地，开始被当作“经济物资”———市场上供出售的商品。最后，历史经验也表明，资本主义不仅能够与纯粹的寡头政治体制并存，而且能与威权体制并存(过去在智利，现在在中国) ，威权体制证明了市场经济自动为民主创造条件的思想的错误。
根据埃尔梅所言，越来越多地反复使用“治理”一词，表明“有一种抑制政府的概念及其政治学含义的意愿，与这种政治学含义同义的是公共权力和总体利益在私人利益和私人行动者之上。治理是政治的终结，它也带来了公民民主的终结”。遵守“一种禁止召集被指责为无知的人民的，反政治的原则……与治理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建立一个并不真正是一个政治体制的命令体系”。
民主的当前危机首先是政治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