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民主治理的类型有重大影响” 的观点得到广泛赞同。此类关系是政党组织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多数人视为过去 50年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理论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两大政党理论就是奥托 · 基希海默尔( Otto Kirchheimer) 的“全方位政党”理论，以及理查德·卡茨 ( Richard Katz) 和彼得·梅尔 ( Peter Mair) 的“ 卡特尔政党” 理论。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政治组织和政党分会官方杂志 《政党政治》( Party Politics) 2012年第 1 期以“ 政党与利益集团”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卡特尔政党理论。本文为本期专栏的特约编辑艾琳 ·阿莱恩 (Elin H．Allern，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和蒂姆·贝尔 ( Tim Bale，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围绕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驱动力，对专栏的文章进行了介绍与点评，并指出了研究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在评论之后，是专栏五篇文章的主要情况。
“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对民主治理的类型有重大影响” 的观点得到广泛赞同。此类关系是政党组织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多数人视为过去 50年最有影响的两大政党理论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两大政党理论就是奥托 · 基希海默尔(OttoKirchheimer) 的“ 全方位政党”理论，以及理查德·卡茨 ( Richard Katz) 和彼得·梅尔 ( Peter Mair) 的“ 卡特尔政党” 理论。
20世纪，以阶级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和电子媒体逐渐变得无处不在为背景，西方政党从相对封闭的团体变为更为开放的、专业驱动的结构，与特定利益集团建立或强化紧密关系的动力变小。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基希海默尔在他关于所谓的群众型政党终结、全方位政党兴起的著作中认为，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在未来将变得更为松散。在大约30年后关于卡特尔政党的著作中，卡茨和梅尔则指出，一些发展 － － 最为显著的是不断增加的公共资助的可能性 ( 伴随传统政党支持的下降)－－使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在出现渗入国家 ( 同时也被国家所渗透) 的迹象后，作为组织的政党将会 ( 实际上已经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远离 (如果不是彻底分开的话) 利益集团；或者，如果没有此类联合要发展的话，将会懒于培育新的联合。据说，政党不再扮演特定利益集团代理人的角色，利益集团会对任何执政党提出要求。另外，从总体上讲，在新民主国家，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联合趋于变弱。
当然，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联合弱化的观点并非一定是卡茨和梅尔的“ 卡特尔政党”
理论中最重要的方面，也不是最受争议的部分，但却是值得进一步实证探讨的内容，因为它触及了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即政党代表社会需求和愿望并将之转化成纲领和政策 (选民能因之作出有意义的区分和决定)的意愿和能力。另外，有关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既证实了传统紧密关系的总体下降趋势，也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因此，至少乍看起来，事情并不像此领域的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确凿无疑。该议题应该引起那些对卡特尔政党理论感兴趣的人们的好奇心。
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 ( 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联合的强度如何？ 政党与哪些利益集团相联合？ 等等)，本专栏的论文能让我们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其中两篇关注了历时性变化。一篇涉及一个北欧发达民主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即克里斯蒂安森( Flemming J.Christiansen) 关于 20 世纪 20年代以来丹麦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第一，它表明二者之间联合的强度有明显的下降，社民党与工会之间尤为明显；第二，它展示了一幅更为细致的图画，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隔断不仅发生在不同时段 ( 经常早于或大大晚于预期) ，而且很少有彻底的断绝。另一篇涉及了南欧地区一个大约30年前从独裁转向民主的新民主国家，即罗经( T?nia Verge)关于西班牙的研究。它表明，西班牙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党间较少存在变化与差异。实际上，政党之间非常相像，或许彼此之间旗鼓相当。但这种相似却未向希望的方向发展，不同政治谱系的政党非但未以一些受卡特尔政党理论影响的研究所预测的方式与利益集团发展联合；相反，却试图锻造利益集团。作为其对公民社会的策略的一部分，政党力图将其党员置入利益集团，并鼓励利益集团成员代表政党。政党也创建了自己的外围团体 (有些人认为是人为的，有些人则考虑到相关组织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而不同意人为的观点)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 ( 法定)的联合弱化，但近年来政党却试图鼓励自治组织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与自己合作。
另两篇论文没有考察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发展，却参与了由卡特尔政党理论引发的讨论。通过考察政党对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国家资助的模式，杰拉里 ( Carlos Jalali) 等人研究了葡萄牙的案例。他们也发现了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一些迹象 ( 在很大程度上靠利益驱动)。对于政府资助的分析表明，政党利用恩赐资源面对公民社会。对葡萄牙的研究认为，为了开发公共资源以实现自身目标及补偿其虚弱的社会基础，政党“渗入”国家之中，为新背景下卡特尔政党理论主张的一个基本方面提供了支持。研究还发现，政党充当了社会与国家的中间人角色，却很难判断它们培养的关系是否牵涉比“政党执政时转让资金” 更多的内容。
显然，关于南欧国家的两项研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量度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党与利益集团联合( 或试图发生联合)的程度方面，似乎存在差异。此类差异的存在并不能进一步强化已有研究中出现的国家差异的印象。克里斯蒂安森关于丹麦的研究也是如此，它暗示不仅不同时间而且不同空间之间存在差异。案例研究还表明，在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上，不同制度体系中的政党，即使明显归属同一政党类型(如西班牙和丹麦的保守党) ，也并不必然地持有同样的观点，它们与此类团体建立联系的努力也并不必然地获得同样的成就。
拉斯马森 ( Anne Rasmussen)从丹麦、荷兰与英国利益集团的视角探讨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对政党的态度受国别影响较小。多数人认为，当涉及欧盟 ( 与国内政策相比)问题时，国家党的重要性非常小。但有意思的是，在欧盟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直接联系完全排挤掉对国家党的依赖的迹象。实际上，那些被认为最为“欧盟化了” 的团体最有可能加强与国家党的合作。对欧盟政治的研究强调了政党与利益集团是否在事实上真正由以议题为基础的常规接触而非仅由组织纽带联合在一起的问题。
无论如何，明确的是，在政党与利益集团实现全面整合和二者完全分离之间存在很多中间状态。总之，与以前关于民主的研究一道，本专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对与卡特尔化政党的一种一般倾向(即不同国家不同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虚弱联合)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在类似西班牙的新民主国家，对国家援助的依赖更加强烈，公民社会更加虚弱，政党与利益集团的联合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发展起来。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关注的是二者之间在全国政治层面的关系。此类关系并不必然地将政党与大型普通民众团体联合在一起。因而，所揭示的联合是真正深深扎根于社会的一种象征，还是主要作为较为狭隘的精英群体内部合作的象征，尚待进一步观察。
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自身概念的问题，也需要再稍着笔墨。这些论文考察了一系列的认识和指标，但是并未妄作明确的一般性结论，而是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审视“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概念。克里斯蒂安森、罗经观察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组织化的联合和非组织化的联合，拉斯马森研究了利益集团在政策方面对政党的依赖，杰拉里等人建议通过金钱来衡量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又不排除资源流动反映更深层联合的可能性) 。这引发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由什么构成以及两者之间关系恶化或瓦解 ( 或者变化) 的问题。
在西班牙和丹麦的案例研究中，金钱是一种因变量。但是，与“ 今天的政党究竟是卡特尔式结构还是内嵌式机构” 的指标相比，所有其他用到的指标都一样重要吗？在理论上，正式的或法定的关系或许毫无政治价值，但也可以认为，为了使其真正 ( 或者至少是更为)真实，一种关系需要形式方面的因素。如果前者是真的话，鉴于工会和政党均不再在对方主体部分拥有代表，丹麦社民党国会议员中有工会背景的部分 70年未变的事实并不具有很大价值。如果后者为真，正式的指标是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们就一定不能发现任何分离迹象吗？事实上，对丹麦和西班牙案例的研究能够用来再次提醒我们，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正式 ( 法定) 联合的终结与二者分离远不是一回事。
在那些政党似乎无法找到共事的合适团体因而决定走出去并创建相应团体的地方( 如西班牙) 会怎样？ 是否为“ 当前政党缺乏社会基础” 的假设提供了更多证明？换句话说，我们是否陷入过于坚持“ 只有过去有关的安排才真正有价值” 的危险 － － 正如那些坚持认为“ 为了实现公有制，社会主义政党只能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 同理，我们是否仍然怀疑必然象征一种表面联合 ( 仅仅算得上“ 联合”) 的金钱关系？或者，正如对游说议员的团体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金钱或多或少是政治承诺的一项指标？
这些案例研究或许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但它们的确表明了继续探讨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估量二者关系的紧密度或疏离度的必要性。对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所有方面是否削弱到同等程度、各种各样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关系到政党如何运作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并获得更多的发现。
本专栏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涉及对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换句话说，驱动政党选择与利益集团保持亲密关系或较大距离甚至与之分离的条件是什么？变化的动力何在？在全方位政党理论和卡特尔政党理论那里，相关假设是，政党与利益集团间的关系受制度结构发展的影响。在绝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制度结构发展几乎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绝大多数主流政党。本专栏的论文强调，自群众型政党的“黄金时代”以来，即使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许多关系变弱，该领域仍然存在重大变化与差异。由于只有其中的一篇论文对一个发达民主国家进行了纵向研究，因而这些论文不能使我们准确地描述变化的原动力。这些案例研究也未向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案例国家，以明确识别和解释国别差异或者新旧民主国家间的任何制度性不同或者历史因素的可能影响。但与以往的研究一起，这些案例研究确实使人们对制度结构的发展几乎必然导致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变化的假设产生了怀疑。
通过研究丹麦不同时期的所有政党，克里斯蒂安森挑战了上述假设。他发现，旧关系的弱化实际上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党身上，这似乎与它们受社会和国家总体发展驱动的思想不相符合。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启发，他探讨了研究每种关系所涉及的具体成本与收益发展状况的功用。以温和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交换模型检测了四组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发现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模型的期望，即分离时机的选择似乎依赖于作为谋求特定目标的政治角色的双方获取自对方的资源。成本收益计算似乎只是受政党环境结构变化的影响而非由其决定。
罗经认为，在西班牙，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重要的联合。这些联合由政党发起，尽管其重要性可能会受到新民主国家典型发展 ( 如引入大量国家资助)的削弱。她提醒人们，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将受到双方偏好的影响，两者的联合很有可能受到利益集团依赖国家、公职任命是否是政治性的程度的扭曲。她还认为，同其组织传统和意识形态(行为模式) 有关，西班牙各政党之间存在不同。即使右翼政党在利益集团的支持或赞同下提出了左翼政党的关切，政治领域的“ 撞衫”仍然是相当不寻常的。西班牙政党寻求与那些传统上和自己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建立密切联系，对那些在政策方面较少有共同之处的利益集团则非常冷淡或至少保持中立。
在其他案例中，党派偏见 ( 在意识形态或寻求政策的意义上)似乎也在发挥作用。拉斯马森对利益集团的研究无法让我们知道是否存在左翼只与左翼或右翼只与右翼对话的情况。毕竟，她的研究主要关注欧洲化对利益集团与政党关系的影响。拉斯马森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持久的宪法、法律和政治结构(如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关系) 很有可能影响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但研究却未表明党派偏见会在欧盟层面 ( 欧盟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使政治超越政治)发挥作用。一般而言，即使其想在欧盟层面实现某种目标，那些准备承认其党派来源并且 ( 或者)与国家党有深度合作的利益集团也更倾向于认为国家层面的政党非常重要。杰拉里和他的同伴假设，在葡萄牙，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可以被简化为渴望“贿选”、合法性、政策执行和弥补党员不断下降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影响，即左翼政党将资源给予某一特定团体，而右翼政党将资源给予另一团体，两者之间仅存在很小的重叠。
当然，这并不是去否定诸如国家对政党援助的引入等外部压力的相关性。即使一般性社会发展会影响所有政党的动力结构，但正如以前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实证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也存在值得调查研究的更为具体的外部促进因素及持久的制度性制约。最重要的是，专栏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党(实际上是利益集团)也自动根据自身需要行动。它们试图影响、塑造并适应特定的环境，通过试图建立新关系或用不同的方法管理旧关系来补偿一些已经松散的旧关系，以一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提供佣金，甚至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跨国的) 政策制定环境下用熟悉的途径去帮助它们。至少在根据专栏案例研究所确定的范围内，缺乏一致或共性部分地变为“政党不断试图去塑造环境而非仅仅去忍受和适应环境” 的事实。
我们相信，政党是理性的共同体，即使考虑到密切的关系和责任，也总是有自我利益因素在其中。但是，政党与利益集团联合的内容或许是纯粹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不能涵盖的。例如，本专栏的案例研究似乎表明，历史因素具有重要影响。政党和利益集团会更乐意于询问对方：“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 但也不会完全不考虑共同的根基和经历。因此，谋求搭建本专栏语境下的“ 理论岛”( theoretical islands) (对社会和国家发展过程中制度层面的条件与趋势、正式的政治制度、关于特定政党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强调) 与其他关于政党组织的制度分析视角之间的桥梁的工作似乎是可取的。
考虑到不同国家政党制度事实上的不同程度的卡特尔化，在“ 卡特尔现象” 和“ 政党与利益集团联合” 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这些案例研究给出了怎样的答案？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政党在其所在的政党制度中享有特权，处于主导地位。卡特尔政党理论认为，这些政党决意维护这种地位。根据卡特尔化内部的“辩证法”，为了维护它们的地位，这些既有政党所展开的勾当导致了不同政党策略的发展。这些策略或许与利益集团关联不大，此类联合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无意义的分散精力的事情，是一种老政党经历过但新政党无需浪费时间的阶段。另一方面，联合可能会有意义，或许是一种对照圈外人的可靠性与圈内人消失了的优越感的方式。例如，在挪威，新政党似乎比许多老政党更易于强调大范围的组织化了的联合。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新政党是否需要比既有政党从利益集团获取更多将会非常有意思。
但是，对与利益集团保持亲密关系感兴趣，真的仅仅是所谓的“ 卡特尔” ( 联盟)之外的那些政党的特征吗？似乎不是。关于西班牙的案例研究表明，执政时，政党寻求或加强与利益集团联合的取向下降，但当沦为反对党后，相关取向又有所上升 ( 我们讨论的是主流政党)。关于丹麦的案例研究表明，一个主流政党 ( 社民党) 与其主要利益集团伙伴间的联合出现重要变化，不单单是因为政府援助的大量增长使二者得以摆脱彼此的金钱联系 (这与卡特尔理论一致)，也是对二者因该党长期被排斥在政权以外所产生的沮丧情绪的一种反应。尽管丹麦社民党仍然处于反对党地位，一些形式的友好关系正在恢复的消息以及所揭露的全国层面的变化表明，并不存在强制逻辑。对未来的研究而言，识别和详述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 (变化) 的原动力是一个重大挑战 ( 或许更为重要) 。
结论
在编辑本专栏的过程中，编者们希望对认识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有新的贡献，更具体的是，想知道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是否真正衰弱到一定地步，以至于政党实际上开始被完全隔绝于公民社会之外。此处的案例研究(以及先前的研究) 中可能存在支持卡特尔理论以及有关新民主国家问题的相关观点的成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旧的联合已经减弱，政党确实利用国家资源去补偿其变弱的社会基础。但也有许多证据表明，所谓的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联合的弱化(或相对虚弱) 或许并不是那么彻底。尤其是，在测量政党与利益集团 ( 公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系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使用避免过于看重旧的做事方法而低估新的方法的举措，更是如此。该工作及将其运用于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的工作正等待着我们。同时，编者们也希望他们已经充分说明了上述工作是值得尝试的。本专栏充分证明，在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实质、影响因素和政治重要性等问题上(无论是在旧民主国家，还是在新民主国家) ，仍存在争论。专栏也提出了未来许多年内会继续引起政党政治研究者争论的有价值的问题。
使政党独立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之外似乎并未全面削弱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联合。即使民主体制下的政党确实从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 限制”了政党竞争，那么它们是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利益集团来成功地获取政权，或者它们是否已感受到将社会保留在政治当中或重新进入政治当中的必要性？当今时代，很难锁定易变的选民的选票，因而也很难获得稳定的财政支持。通过利益集团，政党可以动员其支持者、寻求经常性的资金支持以及获取有价值的政治信息。未来研究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或许不是政党是否与利益集团联合或相互影响，而是政党如何与利益集团联合或相互影响。
以下是本专栏五篇文章的主要情况。
1. 《理清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 “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groups：Disentangling complex relation-ships”，by Elin H. Allern and Tim Bale)
艾琳·阿莱恩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政党组织、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政党与各级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蒂姆·贝尔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两位作者在简要回顾已有的关于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问题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流行的假设是：“ 较之以往，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明显变弱”，“无论是政党，还是利益集团，现在都更倾向于摆脱因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带来的约束，在卡特尔化的政党制度中更是如此”，作者认为这些流行假设需要验证。首先，当讨论“
关系” 时，必须对之有更为准确的界定。第二，实证研究表明，在不同时期，政治组织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种类。第三，需要进一步探究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差异。
2. 《丹麦政党与利益集团组织关系的去一体化》 ( “ Organizational de － integration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inDenmark”，by Flemming J. Christiansen)
关键词：丹麦 利益集团 国家补助 社会分歧
弗莱明·克里斯蒂安森是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议会、政党和利益集团。他在文章中指出，政党与主要经济利益集团曾密切相连，但近几十年来，它们似乎日益分离。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确定性的结构模型都描述了政党与利益集团日益分离的进程，但它们却很少论及分离是如何发生的。鉴于此，本文用一种交换模型分析、解释了政党和利益集团组织整合方面的变化及其对它们各自目标的影响。该模型涵盖了1920 年以来丹麦四组政党和利益集团的发展，并对之进行了纵向分析。检测到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模型的预期，即分离时机的选择取决于双方能够从对方吸取多少资源。
3. 《新民主国家政党面向公民社会的策略 － － 以西班牙为例》 ( “ Party strategies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new democracies：The Spanish case”，by Tània Verge)
罗经是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政治和社会科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政党、性别政治和政治行为。她的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其一，通过对政党针对公民社会采取的策略的认定，阐明政党与利益集团建立的关系的类型。作者通过对西班牙案例的分析，发现了三种不同策略，即创建或发起(社会组织) 、渗透 ( 由政党成员渗入社会组织，或者政党在公共场所与社会组织合作) 和合作( 搭建与社会组织联系和行动的共同平台) 。本文还讨论了这些策略所体现的基本道理，以及这些策略在不同政党不同时期功能的变化。其二，文章审视了或许能够解释所揭示的模式的环境和政党组织因素，发展了关于政党对利益集团策略的假设。
4. 《赠予者与获赠者： 葡萄牙的政党、国家资源与公民社会》 ( “ Givers and tak-ers： Parties，state resources and civil societyin Portugual”，by Carlos Jalali，PartríciaSilva and Sandra Silva)
卡洛斯·杰拉里是葡萄牙阿威罗大学治理、竞争力和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及社会和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葡萄牙政治制度、政党和选举行为。他和另两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评估了 1999 － 2009 年间葡萄牙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考察了政党在国家资助公民社会组织模式中的中介作用。作者们发现，政党与组织化的公民社会之间存在一种相当大程度上靠奖赏推动的联系。对国家资助的分析表明，政党在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扮演了掮客的角色。政党对国家资助的影响有三个维度： 第一，与政党组织有关，利用国家资助巩固政党组织，并补偿其虚弱的社会基础。第二，与选举结果有关，纵向上看，选举期间的资助尤为明显； 横向上比，资助与议会 ( 立法机构) 选举的关联度更高。第三，与意识形态的可能作用有关，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位置也是观察国家资助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
5. 《利益集团与政党在欧盟政治中的互动》( “ Interest group －party interaction inEU politics”，by Anne Rasmussen)
安妮·拉斯马森是荷兰莱顿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欧盟政治。她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通过加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能力，欧洲代议制民主出现了重大变化，但这却是以损害国家党为代价的。一个关于丹麦、荷兰和英国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研究项目显示，在欧盟政治中，利益集团仍然将与国家党的联系置于高度优先地位。另外，在欧盟政策中，是那些欧洲化程度最低而非欧洲化程度最高的利益集团将与国家党的互动置于最低位置。因此，为应对欧盟新的机会结构的要求而进行的战略性调整或许不会像一些欧盟民主的批评者所担心的那样令人担忧。
［挪］ 艾琳·阿莱恩 ［英］ 蒂姆·贝尔 著
刘玉 靳呈伟 编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