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故宫等世界文化遗产“景点”酝酿涨价，惹得民愤汹汹，95％的网友反对。于是，反涨价者一下子占领了道德高地。他们大声疾呼：在这些文物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之后，从地域上，它已经不单属于中国，更不单属于北京，从受众来看，绝不单单属于高收入者，而是属于所有人。
乍一看，这些反对的声音似乎是代表了中国的真正的小民百姓的利益，是要捍卫他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拥有权。真是如此吗？只要根据反对者们自己提出的数据一分析就可以看出，反对故宫门票涨价，实际上是中国相对富裕的阶层捍卫自己享受“折价午餐”的特权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如果说故宫涨价剥夺了老百姓游览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权利的话，首先就要看没有涨价前的游客是谁。论者指出，调整后的北京6个世遗门票价格加起来是460元，这几乎相当于北京民工一个月的收入，农民两个月的收入，城镇居民半个月的收入。即使是城镇人，谁会花半个月的收入周游这四大景点呢？这分明是侵犯小民百姓的利益！
可是，反对者们就不愿意把这些数据再往前推一步。未涨价前，谁去得起这些地方呢？以调整后价格的一半计，未涨价前，这六个地方门票也要两三百块，占去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月收入的大部分。更何况，这些地方的游客95％是外地人。他们到北京的旅费和住宿，数倍于门票的价格。全加起来，一个人的一次游览几乎相当于普通中国人几个月的收入。
可见，现在这几个地方的游客，大多数是中国比较富裕的阶层。他们虽然手头不一定宽裕，但多半属于少数有一定经济优势的“中产阶层”，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据北京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北京的民工人均月收入为499元，已经远超出国民的人均收入了。你问问他们有多少人有闲心周游古迹？你再问问一个月仅挣200多块的农民和那些孩子考上大学后因缴不起学费自杀的家长，谁会想着游故宫？
现在故宫的游客，旺季每日高达12万人次。这样的流量，必定对古迹造成严重破坏。控制客流量势在必行。问题是，为了达到控制客流量的指标，应该采取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采取行政手段，门票不变，客流量减少，直接的后果就是黑市的出现。为打击黑市，必须加强警力，国家要增加拨款。同时，客流量减少而门票不变，门票的总收入就会减少。缺少了门票收入，管理和维修这些遗迹又需要国家来加大投入。
反对者拿出发达国家的例子，说人家的世遗名胜的门票都是微不足道，有国家注入大量资金作为补助。这话不假。但你看看这些发达国家，人家的孩子几乎都享受着免费的普及教育，上学有校车接送。许多普通公立学校有体育馆、标准400米跑道、草坪足球场和看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大学收费都是象征性的。我们又如何呢？你到农村看看，那里的学校是怎么运转的？如果故宫能够通过提高门票，自己解决古迹的保护和维修问题，为什么要国家投入呢？国家的钱难道没有更急需的去处吗？
故宫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但游览故宫，却不是国人基本的生存权利。比如，在涨价前就来不起故宫的农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故宫本来就是皇帝老爷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才修建的。我现在也去不起。故宫既然属于我们大家的，就让它利用自己的名气，从去得起的人那里多收点钱，剩余的“利润”可以拿来送我儿子上学！这也算对我们祖上血汗的一点回报。这样故宫与我也算有点关系。
实际上，去得起故宫的，大部分是中国的城镇居民和新兴的中产阶层，是那些能上网的人。这些人在城乡分离的时代，占了农民半个世纪的便宜，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吃惯了折价午餐，现在还有买东西不给足钱的习惯，所以反对涨价最凶。他们要的，是国家在连国民基本的教育、扶贫都顾不过来的时候，要像发达国家那样资助他们无关痛痒的休闲活动。而中国真正的弱势阶层，其实并不关心故宫涨不涨价。
这次门票涨价之争，反映了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心理病症。他们总是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把自己打扮成弱势阶层，完全忘了他们是在近年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有许多应得的权利，需要国家的投入来满足，根本不考虑这样的投入，只能分走真正的弱势阶层绝无仅有的经济资源。他们一天到晚在讨论中国的大款为什么不捐钱，而不知道国外那些手头拮据的中产阶层也不停地慷慨解囊、打义工，成为社会的中坚。如果中国的中产阶层不能从这种心理中走出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就永远不会具有现代精神。（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