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安门事件及其后清查工作，从九号院来说，对这里很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更大范围来看，也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有研究者甚至从中看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终结”九号院
1989年夏季之后，高层一纸令下，九号院的历史使命戛然而止。次年秋季，人员遣散完毕。这一年多，院子里的人们不再介入高层政策研究，从工作而言无所事事，但是，日子却过得异乎寻常地沉重和纠结。这是九号院波诡云谲的一年。这一年，王郁昭是九号院的主要负责人。
九号院的机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先是撤销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但是院子里的人们还有些许期冀，因为还有另一块牌子，即“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但是不久，中心也宣布撤销。这样，这个机构的牌子就摘光了。与此同时，任命了新的领导班子，即临时党委和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王郁昭为党委书记和领导小组组长。原领导班子就地解散，主任杜润生未被安排进新班子。此前，他担任这个研究机构的主任达七年之久，从清查开始，不仅不再是领导，而且成为清查对象。
对于王郁昭来说，执掌这个时期的九号院，不仅心里感受复杂，而且具体工作棘手。天安门事件风波所及，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各部门中，九号院可以说是受影响最烈的两个机构之一。当时，需要清查人们在事件中的活动表现，不仅有公开的，也有非公开的；不仅包括一般工作人员，也包括部长级干部甚至涉及更高层。在清查的基础上，还需要做出组织处理，包括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党纪或政纪处分，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然后，转入人员的分配和遣散阶段。需要分配安排工作单位的人员近二百，安置过程中涉及多个部委。王郁昭的压力主要来自清查处理。因为，人们对于事件过程本身和清查清理本身，认识上和态度上的纷争很大，也很深。
清查工作启动之初，九号院来了清查工作组。组长是一位中直系统的副部长，组员有七八人。在工作组督导下，每个人都要在会上交代事件中的表现，并且写出书面材料。大约一个月，预定过程基本完成。人们认为，清查可以结束了，工作组也可以撤离了。但是，想不到的是，新的工作组又来了。新的工作组长是国务院系统的一名部长，工作组成员增加到二十几人，阵势比上一个大很多。清查活动从头再来，人们颇多狐疑不满。一位处长说了些不满的话，被汇报到工作组，工作组长坚持要处分，以整肃对于清查的抵触。王郁昭开始不同意，工作组长在会议上斥责“胆小怕事”。工作组长实际上监督和领导临时党委。王郁昭的难处在于，既要执行工作组的清查要求，又要最大可能地减少清查带来的冲击伤害。
新一轮的清查力度增大，办法翻新，部署和监督更加严密。每个部门都派进了工作组成员，全面负责组织和监督这个部门的清查活动，要求每个人不仅说明自己的表现，而且要说明所知道的别人的表现。清查过程中，工作组采用了“背对背”方法。不论说自己的事情，还是说别人的事情，都是个人单独完成，不让别人知道，不得彼此沟通。然后，工作组通过分析比对每个人的自我表述来发现问题，开始新的清查活动。如此几轮调查，工作组认为情况基本清楚，提出了一个组织处理的意见，要求处分近二十人，既涉及部级干部，也涉及局级处级干部，还涉及出国人员和党外人员。
清查过程中，王郁昭内心的原则是尽可能不处分，如果实在要处分，则人员要尽量少，程度要尽量轻。在处理与工作组的关系上，他的做法是“不硬顶”，态度要好，但是在具体处分意见上据理力争。这是个与工作组博弈的艰难过程，每提出免除一个人的处分，或者是减轻处分，都要拿出足够的理由并反复交涉。最后，全单位处分了四个人。
九号院在清查过程中处分的四个人，分别是两位局级干部和两位处级干部。两名处级干部的处分是因为，他俩曾经一起在街头张贴一份关于“六点声明”的标语，一人负责刷浆糊，另一人负责粘贴。局级干部中，一位是下属出版社总编辑，曾经到天安门向学生演讲，事件过后录像资料被有关部门送到本单位；另一位是研究所的所长，因为副所长参加其他单位召集的会议并在一项声明上签名，所长作为主要领导要负一定责任。王郁昭提出，这位所长得知情况后批评了副所长并退出了活动，应该说表现不错，值得肯定，可以免于处分。但是，工作组坚持处分，僵持一段时间后给予最轻处分。有的非党人员参加了一些街头活动，工作组也提出要处分。王郁昭提出，等党员处理结束以后再讨论非党员的处理问题。关于非党员参与活动如何处理，中央应该有个文件精神，需要等待。对此，工作组不再坚持。
在紧张的清查处理中，1990年春节到了。但是，春节以后，工作组没有回来。王郁昭主动联系，工作组长既不表示清查结束，也不表示继续清查。王郁昭提出，应该有总结会，宣布清查结束。工作组不再露面，也不予回应，更不给任何说法。王郁昭谈到这件事情，说：“我把工作组这种不明不白的撤离称为‘不宣而退’”。联想到当年中纪委工作组调查王郁昭的事情，九号院工作组的表现是又一种“了犹未了”之后的“不了了之”。这种现象背后的体制逻辑耐人寻味。
工作组“不宣而退”之后，王郁昭继续处理清查清理的后期问题。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出国人员如何定性处理。天安门事件前后，九号院系统出国人员有十几人，有的在出国前参加了一些广场活动、街头活动，也有参加过一些内部敏感会议，还有的在国外参加过一些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活动。根据要求，必须对这些人员做出组织处理。但是，党委班子内部出现了严重意见分歧，有的成员坚持要将部分出国人员定为“叛逃”，王郁昭坚持要定为“出走”。叛逃和出走不仅在定性上有根本差别，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日后政府如何对待这些人。主张定叛逃者不妥协，王郁昭也不妥协，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几次党委会议不欢而散。那时候，我是王郁昭的秘书。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期，党委已经无法开会，意见相左者基本也不见面，主要是秘书在中间代行沟通。最后，王郁昭亲自执笔给国务院领导写报告，说明因为意见分歧，党委无法达成一致处理意见，请国务院领导决定。报告写好，由我安排打字员打印并负责文字审校，王郁昭又附了一封亲笔短信。报告送上去后，有关的国务院领导始终未就这个处理意见表态，更没有任何形式的行文批复。对于王郁昭来说，这种结果相当理想。因为高层不表态，在结果上相当于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处分。后来，王郁昭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两年后，有些出国人员通过个人渠道联系他，表示希望回国，王郁昭都热情回应并积极安排。一位局级干部受过处分，在任命领导职务时中组部开始不同意，王郁昭先是通过电话向中组部解释，然后，又亲自去中央组织部说明情况，终于获准。
清查处理结束后，接下来的工作是党员重新登记。形式上，或者说党内程序上，一个党员是否登记，主要是基层党组织决定。每个党员汇报自己在事件中的表现，然后由支部讨论是否允许党员登记，如果不允许党员登记，即意味着作为党员已经不合格，相当于变相清理出党。九号院虽然处分了四个党员，但都是党内处分，这些人的党员资格并没有问题。按照临时党委的安排，所有党员都进行党员登记。出乎意外的是，杜润生的党员登记问题发生了周折。涉及杜的清查活动颇为复杂，重要事情有两件：曾经受时任中央总书记委托，在科学会堂邀集有关人员讨论胡耀邦的评价问题；一个副部长向工作组反映，在那次部级干部奉命统一乘车参加会议的车上，杜润生曾透露最高层人事变动。关于前者，因为是会议，参加者十来人，情况容易说明白；关于后者，杜本人和相关人都表示未曾说过，个别人的说法难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安排杜润生所在支部正常履行党员登记程序。
有一天，王郁昭接到中顾委一位领导的电话。他如约去了中南海，这位领导问：“杜润生的问题查得怎样了？”王郁昭说：“查清楚了，就是科技会堂开了个会，别的没有问题，现在准备给他党员登记了，党支部关于他登记的评语也写好了。”这位领导又说：根据中顾委掌握的情况，杜润生和另外三位中顾委委员的问题很严重，关于他们是否进行党员登记，需要写报告请示中顾委主任陈云同志。于是，王郁昭回到九号院，安排停止杜的党员登记进程。过了一段时间，关于杜润生等四人的事情，仍然没有正式消息，但是却有一些传闻。据说陈云的意思是，杜润生等四人属于政见不同，不是违法乱纪，不给党员登记不妥。当年处理李立三、王明所犯错误，毛主席动员大家选他当选中央委员，这几个人继续作为党员更没有问题。如果不让他们登记，以后说不定还要平反。王郁昭继续等待。大约距离上次中南海谈话两个月，王郁昭在京西宾馆参加时任政治局常委宋平召集的一个会议。散会时，王郁昭正离开会场，被那位中顾委领导叫住，这位领导说：“杜润生可以党员登记了，陈云同志有批示，你是否知道？”王郁昭回答：“不知道。没有接到通知，更没有看到文件。但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登记材料准备好了。”第二天，中组部就给王郁昭来了电话，说杜润生可以登记，让把材料报过去。报送材料的次日，中组部又来电话，说没有意见，可以登记，并强调：“这不是审查，只是看了看。”当天下午，王郁昭就安排所属支部召开党员会议，通过了杜润生的党员登记。但是，直到杜润生的党员登记程序结束，王郁昭作为主持其事的党委书记，始终没有见到关于登记问题的正式文件，甚至是领导个人批示，核心过程只是非正规的个人谈话和不见面的电话通知。王郁昭在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也专门申明这个特点。
部长级人员中，朱厚泽组织关系的处理也有曲折。1987年初，朱厚泽从中央宣传部部长调进九号院，担任农研中心副主任。1989年初，朱厚泽又调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他离开九号院的时候，党的关系还没有转走。天安门事件之后，朱厚泽在全总的工作停止，但参加清查清理还在九号院。因为工作关系和组织关系分离，尤其是朱厚泽本人的特殊重要性，如何参加清查活动和党员登记，王郁昭心里没底。他的想法，既然组织关系仍在，上层没有特殊安排，则按照正常的手续推进。一天，他接到中组部电话，要求把朱厚泽的党组织关系转到全国总工会。但是，当王郁昭派人到总工会联系时，总工会方面却不肯接受。随后，王郁昭接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总主席倪志福的电话：“朱厚泽的组织关系就不要转了，因为他来工会工作时间短，并没有多大错误。主要是看到北京市委向天安门静坐的学生捐款送水，总工会书记处集体讨论也捐了款，送了水；另外，中国工运学院学生要到天安门游行，朱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参加游行，但是学生不听并借用了全国总工会的旗帜（横幅）。主要错误就这两条，而且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的。”这位领导与王郁昭的通话时间很长，一再申明党的关系不需要转。王郁昭表示照办。但是，隔了两天，中组部又电话通知，还是要求把关系转到总工会，并具体指出要王郁昭安排人找总工会机关某某人。这样，朱的组织关系正式转出。后来对朱的处理，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与九号院已无直接关系。（见王郁昭著《往事回眸与思考》第八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清查处理和党员登记结束后，九号院就进入了人员分配遣散时期。经过数月工作，九号院的190多名人员，分别被分配到五个单位，分别是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体改委等。这种分配基本上都是带编制划转。到了这些单位以后，组建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国家体改委农村司。大家戏称九号院被“五马分尸”。此前，这些单位都没有专门的农村研究部门，所有的农村改革综合研究都由九号院负责。现在，在这五个单位成立农村研究部门，大家又戏称农村改革研究随着九号院的终结进入了“五龙治水”时期。
一般来说，主持政治运动中的清查和处理，往往落入“整人”窠臼，事后成为非议对象。九号院的清查领导者中，有的人长期在九号院工作，与大家都熟悉，但清查过后遂成路人，基本不再被理会，因为清查中表现被大家看在眼里。王郁昭则不然。他是九号院的后来者，与众人素无交情，但是清查之后，人望反而大大提升。不仅那些未受清查伤害者对他很友好，那些受到处分者也给予很高评价。若干年后，当年受到清查运动波及的人，有的担任省部级官员，有的成为著名学者，还有的经商，都和他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大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寿辰聚会。对他来说，当年走进九号院的时候，可谓沉郁惆怅，但是离开九号院的时候，
却是怡然坦然。
天安门事件及其后清查工作，从九号院来说，对这里很多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从更大范围来看，也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影响。有研究者甚至从中看到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指出：“地方领导人越来越追求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不严格尊奉北京的命令，许多基层干部并不赞同上级发布的政策。1989的夏季可能是一个转折点。中央命令严格审查‘六四’风波期间人们的活动，并在那些公然反抗领导的人的档案中做出适当记录。但是全国无数单位都没有很好执行这项政策，只装了装样子，而没有真正摸清自己的人员究竟做了些什么。最终似乎也没有几个人有政治上不可靠的可怕记录被载入档案。在这个例子中，数百万公民以无组织的行动方式给最高层领导送去了一个沉默的信息：中央不能再把在单位中让中国人斗中国人作为增加北京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这种手段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特点。”（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11页）。
自县长起步
王郁昭从担任县长到担任省长，经过了十三年，其中县里工作五年，地区工作八年。从大学讲台到主政一县，是王郁昭的人生转折，更是他从政的起点。如同在地区经受了农业大包干的考验一样，在县里，他经受了另一种考验。
1970年春天，在经历了“文革”前期的冲击折腾之后，王郁昭全家下放到淮北一个村庄当农民。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每天像当地普通农民一样劳作和生活，简朴单调，轻松悠然。他甚至开始喜欢这样的活法。秋天，突然接到省委通知，让他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向那里的省委工作队报到。通知是一个简短的电话，未说所为何事。他对于这通知有些吃惊，对于去全椒也有些迟疑，没有立即动身。又过了五六天，省里又来电话催。于是，他背上挎包，经过一天的公共汽车颠簸，到了全椒。这才知道，让他担任省委驻全椒县工作队队长，并准备留下来担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
当时，正处“文革”中期，全椒县乱得全省闻名，因为派性严重，联合不起来，成立不了“革委会”，社会经济秩序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王郁昭被点名派到全椒。提名王郁昭到全椒的人叫杨晓椿，当时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直接领导省委工作队。他想到王郁昭，是因为1964年搞“四清运动”时，王郁昭下派到一个公社，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汇报工作，给杨晓椿留下较深印象，但彼此并无个人交往。杨晓椿点名王郁昭，是王郁昭到全椒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的。作为省委工作队长，王郁昭的首要挑战是协调整合全椒县上层各种力量，实现所谓“革命大联合”，标志是成立“县革命委员会”。那时，全国来讲已经没有县委县政府，派系组织林立，政权秩序混乱，高层正致力于通过整合派性组织、成立“革委会”，以重建地方政权。“文革”初期的激烈动荡之后，如果说中央有什么自上而下的问责考核，也许核心内容就是看是否实现了这种联合。经过复杂的协调，通过形式上的选举，革委会终于成立。成员有二三十人，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也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在其中。县里还有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县武装部政委，属于当地“支左”部队的领导人，对于地方日常工作介入较少。军人担任县党委的核心小组组长，基本作用是军队掌控地方，以使得各方力量的对立摩擦有所缓和，具有以军监政的作用。王郁昭同时是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从全县工作来说，大事情要经过核心小组开会，但是核心小组并不经常开会，开会也没有什么规律，以主任为首的革委会主持县的全面工作。
革委会成立以后，王郁昭面对更大的挑战，是恢复全县社会经济秩序。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大学教师，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也不懂工农业生产，初期舆论并不看好。但是，两三个月以后，人们的看法开始改变。他上任不久，一个造反派首领，在县革委会开会的时候，带领一些人围攻县领导，把王郁昭等人堵在办公室里，指责谩骂一整夜。次日，王郁昭报请地委同意，将这几个人抓了起来。接下来，又抓了一位造反派首领，因为有人举报此人奸污女知青。为了扩大影响，他还决定在县城召开公开审判大会。因为这两个造反派领袖在全县赫赫有名，印刷厂为公判大会印布告的时候，工人不敢印，王郁昭就自己到印刷厂去解释，打消印刷工人的顾虑，亲自安排印刷和宣传。随后，还抓了一个村支部书记，这个人也是县里有名的造反派人物，带领一些村里人砍了树，县里以滥砍滥伐的理由把他抓起来了。这几件事的处理，震慑了不稳定力量，树立了政府的权威，为经济社会秩序打下了基础。
王郁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文革”中间，社会很乱，老百姓很盼望恢复秩序，关键是看地方领导。对于领导人来说，当时抓人在程序上相当简单，因为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抓人不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县革委会下面有个“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县领导做出抓人决定，安排“人保组”去抓就行了。但是对于县领导来说，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因为抓人要担责任，特别是抓造反派的人，风险更大。这些人头上有光环，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闹革命”，抓他们需要充分的理由和依据。如果抓不好，会出更大乱子，成为“打击革命群众”，这是很大的政治罪名。他还提到，1975年万里担任铁道部长时，解决徐州铁路枢纽瘫痪的问题，关键措施也是抓了造反派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大张旗鼓地抓，抓了还开公判大会，抓了大造反派，震慑了小的造反派，大家才能搞生产，火车才通了。
在基本建立了正常的政府运行以后，一般社会问题就比较好处理了。为了恢复农村社会秩序，王郁昭利用一起事件大做文章。皖东农村有一个陋习，婆媳吵架而媳妇自杀，娘家人就会来婆家抢粮食、扒房子，王郁昭抓住这个事件，在全县农村张贴告示，同时安排广播宣传：有问题找政府，不准借机闹事，不准抢粮扒房，否则严厉惩罚。广播宣传，大造声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全县政治环境明显改善，社会秩序得到恢复，民心得到稳定。县政府有了权威，王郁昭本人也获得了信任。县里的人们开始说：“看来这个文人行”。在这个基础上，王郁昭抓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危害多年的淮河支流襄河，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全县粮食产量迅速攀升。三四年的时间，全椒从社会秩序乱、生产落后的后进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县。
1975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此前，地委书记陈作霖找他谈话，说：“你准备到地区来担任革委会主任、地委副书记。全椒县你来物色人选，接你的班。”不久，省委的任命文件就下来了。到地区后，地委书记陈作霖负责应付造反派，稳定大局，因为经常有造反派冲击政府；王郁昭负责抓经济社会管理工作，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等。1978年春天，王郁昭担任滁县地委书记。这时，“文革”已经结束。王郁昭清楚地记得，地委在两天里接连收到两个省委文件，第一天来了一个文件，任命王郁昭为地委书记，免去原地委书记的职务。第二天又来了一个文件，任命原地委书记担任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接到任命文件前，王郁昭本人毫不知情，更没有省领导找他谈话。之前，省委没有派人下来考察，更没有现在提拔前的民主推荐和民意测评等活动。
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王郁昭先后担任县和地区主要领导。说到这个时期的官场，他时有感慨。不论他被提拔，或者他提拔别人，程序很粗放，过程很简单，但是用人风气似乎相当清正。王郁昭介绍，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在管理干部方面相当信任下级。有一次他来滁县视察，王郁昭汇报工作，说到地委班子需要调整。他说：“你马上拉个条子出来”。王郁昭写出建议名单，交给他的秘书。回到省里不久，省委的任免文件就下来了。我曾多次与王郁昭谈到干部制度问题。从今天来看，当年的管理显然过于简单随意，制度化很低。现在的干部任命，程序日益复杂严密，民意测验、投票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等等，过程繁复，还有种种约束性规定。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程序简约，却甚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在程序严密，却盛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或者说，为什么这些繁复的程序和严格的标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为违规的操作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中）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本文是作者为王郁昭《往事回眸与思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