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保风暴叫停的一些项目，动辄使资金投入几十亿的大项目，能真正叫停吗？会不会比如说罚个几十万，补一些审批手续就过去了？但如果真正叫停，我们付得起这样的成本吗？
答：我们这次主要查处的是程序违法问题，而不是说那些被叫停的项目已经造成或者必然造成环境污染。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从项目规划的源头上遏制环境污染，至于开工后造成的污染，我们另有专门的法律和权能进行查处。我们这次执法行动，是想力图证明，不管项目大小，都应该在开工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如果无视法律存在，不管你的项目有多大规模，不管你是否已经造成了污染，都应该回到法律框架中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何况我们还要建立“后环评制度”，即等正式开工以后，企业是否兑现纸面上的承诺，是否安装环保设施和贯彻三同时制度，我们还要对其进行跟踪监管并把结果随时公之于众。环评法是可持续发展的门槛，是深得民心的一项法律，是全国人大经过多次努力才得以通过的。这个法绝对不能变成橡皮图章。
另外，对程序违法项目的最高罚款权限，以及最高执法权限，全由《环评法》规定，我们只能照规定行事。至于该如何加大执法权限，是今后对法律修改完善的过程，到时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至于成本帐，有大帐小帐，有近帐远帐，作为一个大国，还是算算大帐和远帐吧！
2下一步环保整治的重点将是电力、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能耗物耗高的行业。但这些行业巨头势大气粗，你是否做好准备应对可能会遇到的阻力？
答：我们在叫停三十家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知道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知道在全国停电的时候这样做，会有人怀疑我们的动机。但如果人民知道目前环境、资源和人口的压力，如果知道上马的发电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特别是那些毫无秩序乱上的火电，其污染排放量早就超过了国家可承受能力。如果知道再过若干年，中国的生态破坏也许是我们现在这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修复的话，他们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决心。为此，我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下一步，我们将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石化、交通等行业的环境影响评价有大动作。我们会总结这次叫停30家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会做得更规范、更科学、更坚决。
3、中国应加快实施生态补偿机制。描述一下这个机制？目前的难点？
答：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
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富裕人群消费的环境多，应当做出更多的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占用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
对高价值商品应开征高消费税，其中要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
污染大户应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我们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迫使企业为节约成本选择治污。
总之，完善的环境付费和环境税收政策，可让高收入阶层拿出更多的钱改善环境，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让生产者自觉追求环保的生产方式，让消费者自觉选择环保的消费方式。
目前的难点在于：有些人认为环境是公共产品无法定价，也就谈不上补偿；有些人认为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就可以了，没必要专门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有些受益与受损方的界定很明确，有些不明确，补偿起来有技术上的困难；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人对人的生态补偿较难，需彻底改革分配制度才行。
4、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如何实现？科学的“自然观”应该是怎样的？
答：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人类社会内部关系不和谐的结果，先是社会对部分人权利的剥夺，然后才导致了这部分人对自然权利的剥夺。比如，贫困山区农民没有办法生存，只能毁林开荒，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就是这么造成的。
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公平的社会（不是平均），实现社会公平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条件。在目前社会贫富差异悬殊的情况下，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是非常困难的。富人不愿意放弃已经享受到的物质富裕，穷人也不甘受穷，他们要千方百计地追赶富人，途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指标，扩大生产规模。在不解决贫富不均的前提下强调环境优先，就有可能否定穷人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权利，因此难以达成全民环境保护的共识。因此，在和谐社会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一系列生态补偿机制。关于这个机制，在上面的问题中我已经详谈了。
5、环保既然在国家发展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有学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提出，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务院的直属机关。并提出成立“环境警察”队伍，真正让环境执法“镇”得住那些违法者。你怎么看？
答: 作为环保官员，作为一贯的可持续论者，我当然希望环保部门的职能得到重视和加强，特别是当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如此严峻的时刻，特别是当国际上都把环保部门当成内阁重要组成部分的时候。但我觉得，叫局啊、部啊、委啊什么的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一些迫在眉睫的职能问题解决了。
首先是协调职能，环保急需一个有协调功能的综合机制，比如协调中央和地方的环保权责，协调各地方区域的环境整治，协调各部委的环保权能等等。
第二就是越快越好地使环保的执法力度加大。
第三是环保参与综合决策的权能、环保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以及在监管体制上的改革，如执法队伍能垂直管理等等。总之，叫什么无所谓，只要提供足够的权能让我们能干成事儿就行。
6、针对重大煤矿安全事故出台过一个引咎辞职的制度，比如，发生矿山安全事故一次死亡10人以上，矿长立即下台。环保方面的引咎辞职制度，环保总局考虑过没有？
答：任何地方出了恶性事故都应该有引咎辞职制度。但必须首先理顺体制，即对权责利有明确统一的说法。比方讲有的位置有权，但不担责任；有的位置没有权，却要承担责任。有的部门只知道争权，一旦需要担负责任时就躲得远远的，这便是权责利不统一的结果。
以后要在体制和法规上做出明确的界定。比方讲，地方环保官员是地方政府任命的，他们出了问题，谁该引咎辞职？再比如，我们对政府和企业负责人的环保行政处罚措施至今尚未出台，出了环境事故如何按法规处罚？一句话，我们的体制应该进行深度改革才能赏罚分明，被罚者心悦诚服。
7、2005年1-9月，是我国绿色GDP试点核算与调查评估全面铺开的阶段。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江争取用3-6年的事件，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你对这个目标有多大的信心？怎样才能使地方政府真正从“GDP增长崇拜”中走出来？
答: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ＧＤＰ以市场交易为前提的，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值多少钱得在市场销售中才能确认。但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我们很难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
另外，绿色ＧＤＰ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ＧＤＰ，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一旦实施绿色ＧＤＰ，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ＧＤＰ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
但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有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我们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我们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中国的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体制是这样，经济体制是这样，可持续发展机制也是这样。绿色GDP深得人心，内外瞩目，大势所趋。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却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说明当前的资源环境危机已经使我们别无选择。这不是一个走不走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得不走的问题。何况说，也并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
2月28日，我已宣布绿色GDP在大陆十省开始试点。我们就是想向社会证明，环保总局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是说话算数的，我们会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不会在乎个人得失。
8、环保风暴是中央与地方权利博奕的结果。在本轮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单纯的行政手腕效果不理想，转而用环保牌来限制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中膨胀的诸侯割据意识。旨在维护中央权威？
答：为了和国际接轨，也为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我们肯定要不断进行政府职能转变，从主抓经济到主抓公共事务。环保、资源和安全等负责公共事务的部门的权责会越来越大，审批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也会随之变革。这并不是说行政手段无法进行最有效的宏观调控，而是人口资源环境危机发展到这一步了，社会民主法治发展到这一步了，世界潮流发展也到这一步了。另外，我要借此再次重申，我不喜欢用“风暴”这个词，因为风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是依法行政，我们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一整套长效监管机制。
9、环保风暴和审计风暴，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了你和李金华。但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查处的问题本来不是去年才有的，《审计法》、《环评法》也不是去年才实施的。更多的作用来自你和李金华等个人作用。更大意义上说，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来查处这些问题。这种观点，你怎么看？
答：东方“人治”和西方“法治” 都有各自深厚的文化土壤，几百年来各有其政治制度上的利弊。中国正在从“人治”的传统渐渐往“法治”上走。
我相信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在实现过程中，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国情，也鉴于至今尚未彻底完成执政党的全面转型，我们有时可能会依靠权威，依靠策略，依靠人望，或者各种方法混杂在一起。但这些都是过渡性的，并不意味着“人治”大于“法治”，因为如果没有《审计法》和《环评法》，我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我和李金华是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们正在为国家为民族做自己问心无愧、无怨无悔的事情。
10、你曾经提过，“公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公众对影响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应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环保风暴”是不是你的一份试验田？你如何评价中国民间的环保运动的发展水平？
答：这次环保执法行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法过程完全透明，而不仅仅只把结果公之于众。从一开始宣布叫停３０家，到中途只有２２家停建，到最后３０家全部整改，我们没有试图隐藏任何环节，包括执法的不顺利。
此外，我们还要建立“后环评制度”，即等正式开工以后，对企业是否兑现承诺进行监管并公之于众。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行动探索一种行政方式，即将政府执法行为完全公开，使公众准确判断并关注、参与、监督那些影响他们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
可以说，这次行动能够有如此结果，公众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也注意到，媒体和网络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对我们环评质量与效率的批评。我对此很欢迎。中国正处于选择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争论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更是有益的。不管是赞扬还是反对，公开的争论将把各种得失利弊展现在公众眼前，将帮助公众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含义，将求得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将使各种利益群体在环保领域内求得最大限度的共赢。这也是公众参与的意义所在。
环保总局今后还将探索用法律保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为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制定明晰的程序，推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建立和民间环保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是最令人感动的一个群体。除了极少数盲从西方模式的极端组织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纯真、为理念而无私奋斗的人，而他们为之奋斗的理念符合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在现阶段，他们是政府不可多得的合作伙伴。但是，他们还未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还存在管理水平低、专业化程度低、组织松散、力量薄弱等情况。作为政府机关，环保总局要对大部分民间环保组织予以支持引导。如对各类环保组织进行专业培训；如多层次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座谈、对话的平台；如联合民间环保组织和各界人士共同合作社会公益行动；如就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专门的解释与沟通等等。
12、围绕环境问题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比如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这一点你怎么看？
答：这一点在国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和阶层不公平。
首先是城乡不公平。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却愈来愈被排挤在现代化成果之外。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牺牲者。拿环境来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中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
其次是区域不公平。几十年来，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环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天然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我们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而保护的成果却主要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近年来的南水北调、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
再次是阶层不公平。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和工人的低工资积累起巨大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各种途径流失，形成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大的贫富两极分化。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富裕人群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贫困人群却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
13、社会和谐需要首先实现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但目前权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人微言轻，没有代言人，上亿的农民工占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却在全国人大中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丧失话语权。这也是他们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重要原因。如何解决？
答：我只能从环保领域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公共政策中弱势群体要想获得话语权，就必须有代言人。在环保领域，除了人大政协与媒体外，代言人就是民间的草根环保组织和有良知的专家学者。环保总局所要做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这些人能够与政府和企业集团进行对话；环保总局还要做的就是推动制定一些法律，保证他们能够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获得信息与专业能力，我们一定要力促他们至少能够代表环保弱势群体发出声音。
14、环境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
答：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在政治层面，“环境无国界”是与“人权高于主权”同时出现的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西方某些战略家认为，一国内部的环境问题可能对地区乃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为此，鼓吹建立对其他国家内部环境问题的国际干预机制。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例如，我们与周边国家在酸雨、沙尘暴、跨界河流污染及开发、跨境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存在摩擦和争执，由此常引发外交纠纷。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还经常把环境问题和一些重大国际事务“捆绑”起来，使我们十分被动。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国际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仅欧盟对机电和家具产品提高的环境门槛，就影响我国每年贸易额约130亿美元。
在发展战略方面。西方国家长期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太阳能飞机、氢能汽车、电动汽车等等。一旦这些以可再生的丰裕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得以成熟，现有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体系将被抛弃，这对仍拼命沿袭传统工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一系列新技术的产生，将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全面重组。
从国内安全角度讲，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侵蚀，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沿海赤潮的年发生次数比20年前增加了3倍，四分之一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32%，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占5个。
环境也对人民健康造成了明显的危害。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中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每年有200万人死于癌症，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就已跃居恶性肿瘤之首，其中大气污染最重的石景山区，肺癌死亡率比全市平均值高30%。
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民族生存空间收缩。有专家认为，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将沦为生态移民甚至难民。
国外科学家宣称，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领导人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以及文化价值理念的重建。
17、中国目前面临的文化危机到了怎样的程度？主要价值观念体系如何构建？
答：世界许多文明古国，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强盛，随着国力的衰弱而灭亡。几千年来，循环往复。虽然其文明内容还在延续，剩下的古建筑还被后人凭吊，但其民族血统、文字和语言都已经断裂。唯有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同根同种同文生存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靠得是一套完善的伦理体系——不管是谁在军事上征服了中国，都在文化与伦理体系上被中国同化。但1840年之后，中国被依靠殖民掠夺起家的西方新老工业强国打败，国人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认为国家贫弱是由于文化落后。五四以来，孔家店被砸烂，革命文化替代了传统文化；文革以后又高喊“批林批孔”、“破四旧”，倡导“与天斗，其乐无穷”的阶级斗争宗旨；改革开放后，
“发展是硬道理”又被一些人曲解为“唯有单纯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将近一百年了，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和西方国家不同，但在人类生产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还是走了西方传统工业化的老路。
这种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必然带来另一种负面效应。“唯坚守祖宗成法”不对，“唯政治决定论”不对，“唯单纯经济增长论”也不对。中国几千年来靠文化精神立国，如发生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会亡国的。至于如何完善我们执政党的理论体系，如何重构中华文化体系等等，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我不好乱说，就不展开谈了。我想仅就如何建设环境文化与生态文明问题谈谈。
延续中华几千年的是一套充满政治智慧的文化伦理体系。而这套伦理体系的内核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一直体现着生态平衡的原理，中华传统文化从来关注着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续。以此精神为基础，中国传统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医学养生、棋艺茶道，无不展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合关系，无不表现着深刻睿智的生态文明，无不浸润着天地人文的和谐美感。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20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地挑战。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标志着当代环境文化的兴起。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度成为发展环境文化的理论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冲突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剧烈和深入，中国文化自身也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获取生命力的转折点上。中华民族的统一以文化的统一为基础。文化的混乱必导致心灵的混乱，心灵的混乱必造成社会的动荡。中国历史上，文化的混乱和冲突，总与国家的混乱相伴相生。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大规模文化冲突之后，中华民族文化总能兼容并蓄，将冲突的各方文化整合为一个更为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形成更为恢宏深厚的民族精神，从而使大中华江山一统、国泰民安。
伟大的民族都有伟大的文化风格。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我们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儒、释、道、法的文化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在于超越与创新。大中华民族是个处处谈文化学文化的民族。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必须从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予以推动。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千百年来曾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曾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今天，我们必须抓住人类文明转型的机遇，发展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中国再次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的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