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试图通过公投的方式寻求和平独立。尽管多数人民选择留在英国，高度分权和自治则是英国必须履行的承诺。就是说，苏格兰人用民主的方式“解构”着原来统一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一旦高度分权自治，原来的英国就不再存在。这并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欧洲很多国家正在面临类似的问题和挑战。欧洲是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地，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和组织形式，从欧洲扩散到世界各地，到当代，没有一个国家不自称为民族国家，即使实质上不是。不过在今天，过去促成近代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些原则，也在促成其转型甚至解体。
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更令人担忧。近代以来，中东的政治秩序的演变，本来就和西方密切相关，先是欧洲殖民地，后是美国。正是欧洲和美国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西方强权对中东国家的征服，才使得中东国家政权形式具有了现代性。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的背后支持下，现存中东秩序有的已经彻底解体，有的正在解体。在原来的政权解体之后，也并没有出现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体，更多的是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的出现。更为严重的是，在原来的国家失败之后，类似“伊斯兰国”的“不一般”的权力组织崛起，不仅对区域构成了威胁，而且随时可以威胁到整个世界。
欧洲传统民主政治的变迁表现为和平，中东政治变迁则表现为暴力和无政府;而世界上其它很多地区，则处于欧洲和中东之间，有暴力的，也有相对和平的。所有变化，或多或少都和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缘政治，及其随地缘政治利益而扩张的“民主政治”有关。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但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因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无政府状态。可以说，在这个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谈论政治治理问题，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远远超出了治理问题。很简单，治理问题只是国内的内部制度建设问题，而地缘政治则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秩序。
类似“末日论”的思维
历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设从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将来也一直会是问题。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欧洲哲学家包括黑格尔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最后最完美的阶段。之后，马克思等更是预言，国家最终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终结。同样，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就有美国学者(例如福山)出来说，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即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
有人已经指出，这种思维和“人类末日”论者的思维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类进步观(往往是历史单向线性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式民主一直在不断扩张的乐观情绪。不过，在经验层面，这种乐观的观点很难找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深入考察，不难发现，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随着西方民主的扩散，不仅民主的形式在不断变化，民主的质量也在转变，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扩散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
近代形式的民主或者“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起源于西方，逐渐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民主发生和扩散的过程，但近来最著名的还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生前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论述了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的过程，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民主发生和传播的条件。但很多人把亨廷顿的观点“庸俗化”，仅仅把民主作为一个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把民主和“历史的终结”联系起来。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第一波民主发生在19世纪早期，主要是民主在西方文化圈的扩张，其标志是普选权扩展到了白人男性。在其顶峰，第一波民主国家产生了29个民主国家。直到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上台，第一波民主出现倒退，低潮的时候只剩下12个民主国家。第二波民主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民主也随之扩张。到1962年为高潮，当时有36个国家被视为是民主国家。但第二波民主也同样出现回潮，在1962年至1970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减少到30个。
当然，这里人们对这两波民主浪潮所产生的民主国家的统计数字，也具有很大的争议。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是有各种财产限制的，而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更没有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民主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例如瑞典一直被视为是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直到1971年才把普选权给予女性。实际上，前面两波所产生的民主，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精英民主，而非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内部变革，类似的政治变革在198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年和1988年间扩展到亚洲(菲律宾、韩国和台湾等)，然后是1990年代初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从数量上看，这一波成就最大，在这一波之后，有100多个国家被视为是民主国家。也不难看到，第三波的民主大都是非西方国家。
民主倒退或回潮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仍然在变动过程之中。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的国家传播，但一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则出现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例如军人政权和专制)之间摇摆。不管怎样，在民主的传播过程中，不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正如西方式民主的产生是西方特有条件的产物，民主在向非西方国家的扩张，也受那里客观条件的制约，从而发生变化。
影响民主扩张的最主要因素是地缘政治。实际上，任何政治秩序的扩张都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秩序，而国内秩序无论是权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则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然受第一秩序的影响和制约，并且第二秩序本身也必须向第一秩序作调整，直到第一秩序和第二秩序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冲突为止。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秩序会包容很多政体(国内秩序)。尽管它们不会是一模一样的秩序，但必须具有类似性。例如，尽管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但必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传统上，东亚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具有不同的政体，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也表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例如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各个国家，都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制度。人们可以把一个特定地缘政治秩序内部的政体，称之为“类政体。”
从地缘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西方式民主的扩张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西方国家在把民主从西方扩展到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方式，包括殖民地、军事占领、冷战阵线等。首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目标当然不是西方国家为了推行当地的民主化。实际上，在殖民地统治期间，没有一个国家是实行民主的。但在殖民者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些日后产生民主的殖民遗产。同时，在领导人民反殖民地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政治精英大都受西方的教育，他们在国家独立之后，主动引入西方式的民主。
其次是占领，最明显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对西德和日本的占领，在占领期间推行西方式民主。在整个冷战期间，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在西方的压力下逐步实现民主化，至少推行表面上的选举制度。苏联集团解体之后，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秩序迅速扩展到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苏联本身的解体也促成了很多前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
也有一些地区的民主化主要来自内部动力，但也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东亚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地方的政治精英为了应付来自地缘政治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民主化，以求得美国的支持。
辅助于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扩张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甚至比地缘政治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内容。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也造就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也提高。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民主化动力。在非西方之外，民主性质的优劣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成长与否。
不过，这个民主扩张的过程也隐含着民主的危机。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来研究如何扩张民主，但往往对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注意不够。很显然，民主在扩张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变种。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的扩张过程中，其形式远远多于内容。这种现象其实亨廷顿早就观察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尽管能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并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学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学者，并非这样看，他们把西方民主简单地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西方式民主的发展和变化，并不能使人乐观;相反，有很多理由促成人们对西方式民主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