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时，名不见经传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适时地推出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给西方人捧上一杯兴奋剂——“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彻底胜利了，自由民主没有对手了。而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 彻底做实了。但事实并非如所言。福山最近又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推出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鼓吹美国政治制度终极论的“历史终结”到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福山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换。
“历史终结论”的外部敌人：文明的冲突
当初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放出来，其哈佛时期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福山错了，冷战结束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结束了，但是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21世纪初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发生重大冲突。姜还是老的辣。“文明的冲突”发表仅仅10年后，就发生了2001年的“9·11事件”——从此开始了改变国际格局的、改变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还看不到胜利尽头的“反恐战争”。“IS国”接过拉登的恐怖主义大旗，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
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文明的冲突”就已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学生被老师终结了。其实，“文明的冲突”还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的“敌人”，即伊斯兰文明与作为自由民主主体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是自由民主最终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是“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
“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自由民主本身
何出此言？如前，自由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党争民主”，结果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民主国家一下子从40几个增加到120个以上。结果如何呢？成功者寥寥无几，有的国家要么陷于内战和分裂，比如阿尔及利亚、前苏联、南斯拉夫和目前的乌克兰、叙利亚；有的国家则陷于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比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则是长期“无效的民主”即无效的国家治理，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中亚诸国，等等。
俄罗斯最有代表性。在苏联解体后的10年时间里，党争民主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几乎导致俄罗斯国内失序，黑社会当道，恐怖主义盛行，科学家批量流失，GDP下降40%——比1929年大危机时美国的经济损失还惨重。不得已，再也无力治国的“病夫”叶利钦做对了他该做的最后一件事，把权力交给普京。普京的“可控式民主”让俄罗斯起死回生、并重振雄风。在过去20年里，俄罗斯实验了、实行了两种不同的制度——作为党争民主的自由民主和普京式可控的民主，前者置俄罗斯于绝境，后者使俄罗斯恢复基本的国家尊严。
看到很多国家的“民主的回潮”，有竞争性选举而无西方人期许的政治自由，美国人又开始抛出一系列说法，所谓“无自由的民主”、“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等等，似乎要把转型国家与自己主张的自由民主撇清楚。其实，这已经说明把党争民主当做唯一标尺的自由民主在理论上破产了。
但是，执拗的福山似乎不愿意承认自由民主破产的严酷现实，或者说他看不出自由民主理论本身的内在冲突性的内在逻辑，在其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样论调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依然断言民主在很多国家的困境不是因为民主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民主执行中的问题。福山还在继续犯着“历史终结论”同样的错误。
自由民主理论的硬内伤
西方人鼓吹的自由民主无疑是一种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政体理论。那么，政体是什么？政体从弹丸之地的城邦国家时期的统治权即亚里士多德所说“谁统治”，逐渐演变为大规模现代国家的“如何统治”问题，其中不但包括横向的行政关系比如总统制或议会制、横向的政治经济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有纵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比如单一制或联邦制、纵向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政体事实上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总和，是国家建设中的诸多维度的权力关系的总称。
由此我们明白了，以竞争性选举为根本标尺的自由民主论只是讲的政体中的一个维度即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纵向的选举民主问题。选举固然重要，也是民主的最原始形式，但是其他维度的权力关系呢？国家建设是综合性的制度建设，突出一个而不计其余，必然导致权力关系的扭曲。现实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转型国家甚至是西式民主国家比如印度、乌拉圭等，都是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本身的结构性硬伤而导致的无效治理，即把选举式民主当做国家建设的全部关系，以为有了竞争式选举就有了民主，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
30年来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几乎是唯一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民主化。其实，民主化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民主化。当作为“观念战士”的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怀有“使命感”而推广民主的时候，这里的民主只是竞争性选举。然而，美国宪法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他们所说的“审议民主”即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的结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所讲的美国的民主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而是作为人民主权实现形式的乡镇自治即社会民主。
美国否决型政体而导致的“政治制度衰败”
如果说当初被“大胜利”冲昏头脑的福山盲目放言“历史的终结”，那么身为美国人的福山最近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中，对美国政治内在逻辑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即否决型政体而导致美国的“政治衰败”，已经接近故事的真相。
众所周知，为了防止英国式的集权，美国人设计了一套精致而复杂的分权与制衡体制，而且在权力的源头上即宪法里就设计了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兜底条款”：修宪须得到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议员、四分之三州议会的同意。这看上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其实是反民主原则。政治是利益分配，什么样的利益能让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呢？似乎永远不可能。就这样，设计于农业社会的宪法不但保护了寡头，即使有了今天的大众民主，大众在宪法程序上依然不可能因为自己是所谓的多数而修改宪法。
但是，在这个看上去超级稳定的结构之内，分权与制衡使得美国不存在最高权力即“主权”概念，权力被分散到国会、行政和法院，这样的体制更为党派和利益集团提供了自由的活动空间。自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党派斗争极化。结果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或者总统难以作为，奥巴马最想做的医保改革几乎流产，学习中国的高铁计划也只能是束之高阁。说美国是一个“否决型政体”，一点也不为过。
“否决型政体”的主要玩家是利益集团。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就是两次选举之间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政策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美国政治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从政治经济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的、大众主义的还是利益集团的？结果找出来1779项政策议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枪支泛滥，历史上民意调查最低85%、最高91%要求控枪以及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但是，这么大比例的民众，绝对多数的民意为什么不能得到执行？决策过程最能体现国家的政治本质。
不能体现民意，而且该做的又不能做的政治，在福山看来就是典型的“政治衰败”——这可是其导师亨廷顿用来形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福山认为，哪怕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自己，而且如果解决不了应该解决的问题而失去竞争力，就意味着“政治衰败”。福山的敢言无疑将会引起巨大争论。
其实，福山所说的作为一种政治危机不只是今天的话题，只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背后的政治制度难题以及与美国几乎完全不同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才让美国的政治制度问题重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才有西方主流媒体对西式民主的反思潮。要知道，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著名的三边委员会就委托亨廷顿等三人写过著名的《民主的危机》，而且多元民主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也写下了《多元民主的困境》。所以，美国政治的问题并不是新鲜话题，只不过由于美国当时的对手即社会主义阵营表现太差，以至于自我消灭式的失败而烘托出一个“历史终结论”——所谓的美国政治制度就是人类的终极模式。如果说福山的前辈是反思美国政治中的问题，福山则断言美国已经日落西山了。
作为世界“机会之窗”的中国
在定性美国政治衰败的同时，福山在《金融时报》撰文认为中国是危机四伏世界的一个“机会之窗”。世界上共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除去早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和俄罗斯外，其他9个均是发展中国家（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南美的巴西和墨西哥），除了中国政体上是民主集中制，其余8个全部是自由民主的典型形式即代议制民主，结果如何呢？比较出“发现”。因此，我们说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并不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当然这些事实还需要提升为理论，做到理论自信，进而促进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得不说，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实践。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