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今天为人耳熟的“一片散沙”说，虽为外国人所加，实为孙中山先生强化。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其含义是指没有统一纪律，缺乏团队精神，民族凝聚力差。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合而有三：异族的专制、没有民族精神与民众过分的自由。这三个原因，他并没有并举。当把它们并列一起加以分析时，孙中山先生的自相矛盾就无法掩盖了。既如是，这些原因未必成立，其“一片散沙”说也未必可信。然而，“一片散沙”说又深入人心，它必然揭示了一些问题。这就是中国人组织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和组织化、规则化程度的不高。其本质乃是中国人权利意识的缺位和自治能力的低下。
关键词：一片散沙，散沙，自由，民族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为什么迟迟不能“驾欧美而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呢？最为经常的解释是说中国人“一片散沙”。这个说法俨然成为普通民众的口头禅，也几成中国人的“专利”或“代名词”。然而，又有多少人去追问和反思“一片散沙”的问题？事实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就频频思考过这个问题。本文试图予以分析。
据笔者统计，孙中山先生一生至少25次提到“一片散沙”，2次提到“一盘散沙”，8次提到“散沙”。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到“一片散沙”是在1912年4月10日《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上：“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1]最后一次谈论“一片散沙”是在1924年3月16日后、4月13日前的《民权主义》“第三讲”中：“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2]孙中山先生对“一片散沙”谈得最频繁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
从孙中山先生所有提到“一片散沙”或“一盘散沙”或“散沙”的地方来看，至少有5处明确提到“一片散沙”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批评，有1处笼统的称是“常人有言”[3]。这说明，“一片散沙”之说，是外国人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至于具体哪国人，孙中山先生没有明言。它也说明，即使孙中山先生在其他地方没有点明这种说法为外国人所加，正好表明他是赞同这种说法的。而且，正是他频频提及“一片散沙”，才强化了这种认识。我们不难推论，如孙中山先生那样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中国人，都以“一片散沙”视中国人，常人自然不会例外，因此，“一片散沙”才可能成为国人的口头语。
2、“一片散沙”，意指没有统一纪律，缺乏团队精神，民族凝聚力差
孙中山先生既然屡屡提到“一片散沙”，那么“一片散沙”究竟指什么？
他说，“机关不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4]；“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又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活动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5] “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革命党。”[6]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7]
归纳起来，“一片散沙”就是指没有统一的纪律来约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团体，致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强。以这样的民族来推翻国内残暴的统治者、抗击外国侵略者和建设共和国，必定遭受种种挫折，最后要背负落后和“一片散沙”之名，亦在情理之中。
3、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一：异族的专制
中国人“一片散沙”的可悲状况，是他们自身本有的？还是外力压制的结果？孙中山先生既然如此注意这个问题，他又是如何分析的呢？
他指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8]言下之意，中国人并非天生就“一片散沙”，而是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结构特性有关。具体到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的“一片散沙”状态，与清朝异族的专制统治直接有关。这种说法成立与否姑且不论，至少对孙中山先生而言，它是造成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一。
4、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二：没有民族精神
在孙中山先生著名的《民族主义》演讲中，他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9]
后来，他又把当时中国的危机与此结合：“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0]
这就表明，没有民族精神的中国，无法形成强大的民族，自然陷入“一片散沙”和落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5、造成“一片散沙”的原因之三：过分的自由
孙中山先生还将中国人“一片散沙”的原因，归结为他们有过分的自由。对于这一点，他是不厌其烦地分析：
“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为什么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说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个有自由和人人又自由。人人把自己的自由扩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么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们拿一手沙起来，无论多少，各颗沙都是很获得的，没有束缚的，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
在散沙内参加士敏土，便结成石头，变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变成了石头，团体很坚固，散沙便没有自由。……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既然如此，当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便不能象一片散沙。所以外国人这样批评我们的地方，就是陷于自相矛盾了。”[11]
“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和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所以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不过中国人原来没有‘自由’
这个名词，所以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意思，和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到底中国人有没有自由呢？我们拿一片散沙的事实来研究，便知道中国人有很多的自由，因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会，连这个名词也不管了。”[12]
“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象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3]
他又据此分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
“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此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简单的说，袁世凯有很坚固的团体，我们革命党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凯打败革命党。由此可见，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如果说争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团体，我们的革命目标便永远不能成功。”[14]
6、造成“一片散沙”的三个原因自相矛盾
从孙中山先生以上的分析来看，异族的专制、民族精神的缺乏和自由的泛滥均导致了“一片散沙”。这三个原因，他显然认为都是站得住脚的。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孙中山先生并没有将它们并列在一起，而是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情势只谈论其中的一个原因；他也没有特别指出其中的某个原因是造成“一片散沙”的主导原因。可以说，这正是革命政治家投机行为的表现。
然而，当我们把以上三个原因集合起来时，孙中山先生的自相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一方面，他说异族的专制把中国人的“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15]另一方面，他又说：“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试问，中国人究竟有无自由？
一方面，他说中国人“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16]试问，建立在以家族为基础上的“国族”，就能使中国人摆脱迷信家族造成的“一片散沙”？
对这些矛盾的化解，实际上不能回避对两个概念的理解：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族”？
孙中山先生指出：“自由的解释，简单言之，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来往自如，便是自由。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名词，所以大家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有一种固有名词，是和自由相仿佛的，就是‘放荡不羁’一句话。既然是放荡不羁，就是和散沙一样，各个有很大的自由。”[17]如果“放荡不羁”就是“自由”的话，那中国就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说的老早就有充分的自由了。
如果真如此，他说的“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黄金世界，极平等自由之乐。而降及后世，政治弄到如此不好，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其故就是人民享的自由太多，因此而生厌，遂至弃去其自由，而野心之君主继之，以致积而成秦汉以后之专制。”[18]的话，就不足为信。既然秦汉以后已是专制，再说中国人的自由是被满族专制完全剥夺，也难以成立。如果说自由是被专制者剥夺的，又怎么能说是因人民厌恶自由而放弃了自由？很显然，所谓的“放荡不羁”决不是“自由”。如果，孙中山先生对严复的译著《群己权界论》有所了解的话，他可能不会有如此。严复曾明确指出：“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挂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19]也就是说，东西方语境中的“自由”是截然不同的。孙中山先生不能明白“自由”的真谛，从他以下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20]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谓的“自由”又是一种牺牲个人自由的集体自由，而实质不过是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这与西方建立在尊重个人价值基础上高扬主体性的自由，实在是大异其趣。
至于“民族”，在西方一开始就与“国家”关联。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英文中民族的名词是‘哪逊’（nation的音译——引注）。‘哪逊’这一个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民族，一是国家。”但是二者又是不同的：“民族是由于自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21]而所谓的“自然力”，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它们“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22]不过，对于东方的中国来说，民族就是国族，“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23]言下之意，西方的国家未必由单一民族造成的，因此常常诉诸于武力，而国家观念也正是在武力建国的过程之中形成；中国由于长期由一个民族组成，所以可以经由家族观念的不断扩展、扩充，最后和平地形成国家观念。暂且不说，他忽略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体系”。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国家观念，不外是化家为国，其实质是家国同构、“天下一家”。孙中山先生可能于梁启超先生对中国人“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的批评比较陌生，对西方真正的民族国家，即建立在民族自决权基础的主权国家，也无法认同。当然，孙中山先生又确实道出了中国式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独特性。那就是，坚持大一统和大同世界的理念。以这种理念而论，孙中山先生所生活的中国不正是“一片散沙”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造成中国人的“一片散沙”的根本原因决不是异族之专制、民族精神的匮乏和过分的自由。
7、中国人未必“一片散沙”
如果孙中山先生有关“一片散沙”的原因的分析未必能成立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确认的这个事实也未必能成立。也就是说，中国人真是如外国人所说的、孙中山先生所承认的“一片散沙”吗？我们还是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三个原因来论证。
如果说，中国人的“一片散沙”是满族专制的结果，那么，满族专制之前的中国人就是一片团结？事实上，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专制之前中国是自由的，由于他们享有太多的自由，又成“一片散沙”了。因此，并不是一片团结。如果是“专制”酿造了“一片散沙”，那么，专制的对立面民主就能结束“一片散沙”？如果是这样，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24]又作何解释？
如果说，中国人的“一片散沙”是由于民族精神的阙如，要结束“一片散沙”就必须培育民族精神，而要培育民族精神又必须扩充家族观念，而事实上民族精神的不足恰恰就是因为过分推重家族观念，这不是循环论证吗？还有，既然中国长期由一个民族构成，如何还能民族精神不张？如果说，家族观念能够上升为民族精神，这就不能说中国人没有民族精神。既然是说没有民族精神，孙中山先生为何还说“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25]？如果“能知和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26]，岂不是说以往的中国人不“能知和合群”？事实上，很多中国人都“能知和合群”，为什么还是缺乏民族精神和“一片散沙”呢？
如果说，中国人是因为自由太充分而成“一片散沙”，为何近代以来还有无数有识之士去争取自由？如果说，中国曾经处于自由，处于“一片散沙”，为何还要推翻专制统治？推翻专制统治，难道仅仅是为了“国家的自由”？如果说，推翻专制不是为了自由，孙中山先生怎么又能说，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了？如果按照孙中山先生“一片散沙”的“自由”逻辑，辛亥革命以后的历次革命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
结论是显然的：中国人未必是“一片散沙”。
8、“一片散沙”说，揭示出中国人组织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和组织化、规则化程度的不高
既然，孙中山先生的论证很难让人置信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但“一片散沙”之说又确实深入人心。此中矛盾，如何理解？俗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不如回头探讨当初外国人为什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
“近来革命思潮传到东方之后，自由这个名词也传进来了。许多学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讲到很详细，视为很重要。这种思潮，在欧洲两三百年以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差不多都是为争自由，所以欧美学者对于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意义也很有心得。但是这个名词近来传进中国，只有一般学者曾用工夫去研究过的，才懂得什么叫自由。至于普通民众，象在乡村或街道上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说自由，他们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国人对于自由两个字，实在是完全没有心得。因为这个名词传到中国不久，现在懂得的，不过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学生，或者是留心欧美政治时务的人。常常听到和在书本上看见这两个字，但是究竟什么是自由，他们还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连自由的知识都没有，自由的名词都没有。但是外国人一面既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一面又批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27]
这段话至少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革命与自由是相伴的，没有恩赐的自由，只有靠斗争得自由。第二，自由在西方人民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已经化为心性之所有；但是中国只有少数的学者才懂得什么是自由，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第三，西方人从自由的观念与自由的实现来说，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知识，所以文明程度低、思想稚嫩。第四，尽管西方人批评中国人没有自由知识，还批评是“一片散沙”，但是，他们并没有说缺乏自由的中国人就等于“一片散沙”。
因此，自由的多少或有无，与“一片散沙”根本没有必然之关系。事实上，是孙中山先生将二者联系起来：“外国人的这两种批评，在一方面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没有团体，又在一方面说中国人不明白自由。这两种批评，恰恰是相反的。”[28]
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除了他对“自由”的理解与西方有偏差外，其实，他对西方自由最初所指的范围也不清楚。既然，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基本上都是为了自由，这就表明，自由主要指政治的自由。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充分自由，比如“中国古代人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原是很自由的。而老子所说底‘无为而治’，亦是表示人民极自由底意思。”[29]其实，指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宽松状态或者说生活的悠闲。这种自由，是在社会公共权力缺位或失控的时候才出现的，所谓“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所以，西方人常说的自由与孙中山先生讲的自由是两回事。既如此，孙中山先生以自由的状况来回应西方人的“一片散沙”之说，就难以成立。
事实上，正如孙中山先生自己所言，西方人批评的“一片散沙”指的是“没有结合能力。”不过，结合能力的低下，不是说中国人“结合成一个坚固团体”的能力低下。进一步说，结合能力的发达，不是要使整个中国都置于一个组织或团体之下，而是这个社会的组织化的广度与深度。因此，“一片散沙”并非指中国人没有形成一个坚固的大团体。从历史事实来说，专制统治之下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也没有结合成一个庞大的团体，当时还奢望建立什么“坚固团体”？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越坚信只有组成一个牢固的大团体，才能结束“一片散沙”，他就越注重党化教育。这又为他推行“以党治国”即“用本党的主义治国”[30]，提供了合理的理由。而他心目中真正的民国只有“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31]，才能出现。不幸的是，这些思想为后来的蒋介石歪曲利用，最后使国民党走上了一党独裁的反动道路。
今天，我们要苛责这位伟人尽管显得诸多不智，但是，他对另一位思想家有关中国的诊断视而不见，就着实让人奇怪了。孙中山先生在做《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时，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早就刊布了。该书对中国人就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无论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我们的成绩，丝毫不让他们。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合起千百万个人，力量便加千百万倍，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中国人则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反倒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32]虽然，梁启超没有明言怎样提高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和培育法治精神，其用意是明显的。可以肯定地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通过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将中国结成一个坚固的团体的宏愿，他是不会认同的。
因此，“一片散沙”之说决不是孙中山先生说的因为中国自由太多，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强大的专制和民族精神的稀缺；“一片散沙”也不是指的没有统一的纪律、统一的团体和统一的思想，而是指的组织意识、规则意识的淡薄和组织化、规则化程度的低下。
9、“一片散沙”说的本质在于中国人权利意识的缺位和自治能力的低下
“一片散沙”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是建立在对西方人的误解之上的。因为，后者是从自己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而梁启超归国后的认识，又为此提供了证明。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的误解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表象上，即没有纪律、没有团体和没有凝聚力。一句话，中国人是“乌合之众”！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33]他或许会思考这些问题：以不间断的革命追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为什么总是屡屡受挫？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就是摆脱“一片散沙”，就一定能获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吗？这些问题，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后来者即革命的接班人必须反思的。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正是在对孙中山思想辩证地否定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颇具特色的建国之路，从而走出了孙中山先生的困境。这就是通过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牢固的共产党组织、铁一般的纪律和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等，有效解决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一片散沙”的问题。但是，革命年代并没有切实解决组织化和规则化也就是外国人所谓的“一片散沙”的问题。
因此，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立即开始了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立、宪法的问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形成，可以说基本奠定了中国政治社会的格局。然而，孙中山先生的困惑，并没有从新中国的蓝图中消失：当家作主的人民为什么依然遭受“官僚主义”的压制？因此，我们不得不问：“一片散沙”就其本质来说，是什么问题？
孙中山先生对民国初年动荡政局的分析，对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无启发的：“国人因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利，国中政权遂为一股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民国十年来所以如此大乱，其原因亦即在是”。[34]“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35]
中国人到底缺乏什么新思想，使得他们不知道如何做主人？也就是说，跳出“一片散沙”成为国家主人，他们究竟还缺少什么？严复曾指出：“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36]民的自治是自由和自利乃至国家富强的基础。梁启超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37]权利思想的形成与发达，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对于自治和权利思想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却往往把它们合为直接民权：“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38]问题是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孙中山先生自己说过：“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39]也就是说，就国家发达的根本是个人权利这一点，他是不赞同的。只要看一下他以下的话就明白了：“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诸君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未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40]他还说，革命成功的基础是“人民心力”，所谓“人民心力”是指“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最后达到“以主义征服”所有人，也就是“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41]由此可见，他忽视了“一片散沙”的本质问题。
事实上，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知自由，已经触及了“一片散沙”的本质，但孙中山先生却误解了。概而言之，“一片散沙”的本质是中国人权利意识的缺位和自治能力的低下。
明乎上述，对于深化今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注 释：
[1]《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同上，第722－723页, 第174页, 第100页, 第711页, 第722页, 第621页, 第383页, 第617页, 第621页, 第711－712页, 第718－719页, 第721页, 第721－722页, 第383页, 第675页, 第712页, 第490页。
[19] <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0][21][22][23][24][25][26][27][28][29][30][31]《孙中山选集》,第722－723页, 第617、618页, 第620－621页, 第618页, 第523页, 第679页, 第679页, 第711页, 第711页, 第490页, 第526页, 第483页。
[32] 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424页。
[33][34][35]《孙中山选集》，第994页, 第507页, 第562页。
[36] 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
[37]《新民说》，第39页，转引自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38][39] [40][41]《孙中山选集》，第602页, 第722－723页, 第484页, 第540－541页。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