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都取决于民主同专制的反复较量，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尤其如此。民主者，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民主者，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尽其所能，关心国家的大事小事，予以必要的干预。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近三百年来，保证实现民主的宪法与宪政，已成风靡全球的政治文明了。放眼世界，现在仍是专制的国家，还剩下几个呢?
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也是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过来的。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让袁世凯当了总统。接着袁世凯杀掉宋教仁，因为宋想以国会制约总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共合作，蒋介石北伐，推翻了军阀统治，却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导致十年内战。后来国共再度合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但实现不了联合政府。共产党高举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大旗，将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列宁讲过，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好一万倍，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让法律束缚自己的手脚。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斯大林放肆消灭异己，结果红旗落地。毛泽东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可是一元化领导，书记挂帅，“马克思加秦始皇”，“四个伟大”，高呼万岁，终于发展到十年文革浩劫，到了崩溃的边沿。社会主义阵营的垮台和毛泽东晚年悲剧，仍旧是民主与专制的反复。历史学家有一个论点：暴力革命必然产生暴力统治(当然也产生暴君)。这是一种可悲的恶性循环。
中国不同于世界各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家，而且是圣王合一，即皇帝朝廷同儒家文化(三纲六纪)相结合的传统。毛泽东追求的也是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百代皆行秦政制”，从马克思只接受“阶级斗争”、“造反有理”。因此，我们这个惯于实行秦政的国家，要真正实现民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辕换辙，谈何容易。秦政有其深厚的土壤。农民战争推翻一个皇帝，又复辟一个新的皇帝。黑格尔在分析中国绵延不断的皇权专制主义时曾经指出：其一切现象皆源于皇帝的过份集权和官僚体系的过份奉承，他们合力创造了一个社会，其中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其他人则被迫在专制的淫威下低头。孟德斯鸠的理论核心，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西方同中国不同，有深厚的民主传统；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来。孙中山讲民权主义，却不相信人民有“参政能力”，要横插一个训政时期。“皇恩浩荡，臣罪当诛”。中国人习惯个人崇拜，做奴隶、做奴才、做驯服工具做惯了。
西方的词语中，“个人崇拜”(Personal calt)同“邪教”是同义词。“权利”(Right)同“正当”也是同义词。英国学者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我们中国产生不出来。西方国家的宪政，由全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已成社会习惯，因此，张三、李四都可以当总统，出现不了强人政治，也不需要语录当家，舆论一律；政党可以轮流执政，互相指责，揭恶扬善，广开言路，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设新闻检查机构(这次美军在伊拉克虐俘即由美国自己的报纸揭发)。当然，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点，但正面的作用是主要的，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能帮助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有所解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已列入宪法，这是很大的进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深得民心之言，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内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并举，所谓政治文明，岂不就是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政吗?经过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理应建设民主、反而搞成了专制的时代有望过去了。可是，人所共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以至买官卖官，腐败丛生，贪官污吏上上下下成百成千，权钱结合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发表著名的长文，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可惜所提意见一直未能付诸行动，之后反而出现一系列不幸事件。民主的大道理，说起来谁都懂得，宣传民主的文章也不少见，但为什么只听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还是喜欢权威主义呢?问题就在积习难除，仍是党政不分，党大于法，一把手说了算，“百代皆行秦政制”也。孙中山的阴影，毛泽东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国大地呵!
我们这些耄耋之人，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十五大召开时，我有长篇上书，谈如何防“左”；十六大召开时，我又有长篇上书，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促进党内民主五条，国家民主五条。保障人民各项自由的实现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已写入宪法。言论自由乃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却从未得实现。宣传部门的职责仍在控制思想，监管舆论，设置“禁区”，以求思想一律，意见一致；否则，动辄“查封”，“上黑名单”，乃至监禁、逮捕、剥夺工作权利，造成唯上是从、众口一声的局面。有些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怎样过渡呢?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要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现在的言论自由只存在在于嘴上、网上，民间流传的调侃谚语太多了，大庭广众中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听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言论自由应进入正常轨道，首先要做到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
在百年来的中国民主奋斗史上，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心血、辛劳乃至生命。要在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还需两三代人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开拓。中国的事急不得，但太慢也不好。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已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一天。我在“七五自寿诗”中曾有感叹句：“何时做个自由人”。今年“八十进八有感”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这权且作为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吧。
“老三届”群体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许多人是各行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不少人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我喜欢同年轻人来往，在“老三届”群体中有不少的“忘年交”。这本《民主探求录》的作者吴敏也是“老三届”一分子，我和他不很熟悉，仅有过几次通迅联系，见过两三次面。但我认真研读了这本书的“自序”和目录，粗粗翻阅了全书的书稿，就欣然答应作者的请求，同意为他写这篇序。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有关民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精神值得提倡；二是觉得现在研究和宣传民主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某种风险。我作为一个“风雨虽曾几度经”，“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共产党人，应该为他壮壮胆。当然，这本书中有的观点难免有欠缺，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戒骄戒躁，尽量做得更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