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如游戏，并不是贬低政治的地位，而是揭示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场权力游戏的基本特征。经济学家熊彼特把民主看成一种类似于市场的制度安排，认为它就是为竞争政治领导权而争取选票的活动。我从不认为政治从业者具有高于社会其他人群的特殊品质，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也不认为他们都是一帮道德低下的狡诈政客。在某个特殊时期，少数人冒着失去自由的巨大风险追求民主真理和社会福祉，成为后人敬仰的道德楷模和历史巨人，但在正常情况下，政治从业者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并无本质区别。由社会分工产生的每个行业都有自身的特殊性，每个行业的人有自身的特殊追求，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科学家以追求科学真理为目标，政治家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其职责，他们对社会都具有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由于政治事关所有人的利益，与其他行业相比，这又是一个受到社会特别关注的行业，它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凡响，一个文明社会必然首先表现在它的政治是文明的，即政治从业者遵守一套文明的游戏规则，它对培养和塑造国民的日常行为意义重大。比如，民主国家在一次大选落下帷幕后，竞争对手往往有致辞的场面，失败者向竞选成功者致以祝贺，成功者向失败者表达携手为国家服务的意愿。成功可喜，败亦光荣。无论哪个国家，权力交接都是最受人关注的重大公共事件，在万民瞩目之中，还有什么比成败双方的互谅互敬更加令人动容，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体验到宽容和理性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人们普遍学会尊重和理解对手，学会容忍和理解失败，学会看待和理解合作。
二
儒家政治是君子政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对立。在个人人格上作出绝对的好和对绝对的坏的区分虽然很少具有现实基础，但它却一直是中国政治和政治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由于政见不同遭到同僚的排挤和打击，最后逐出政坛，流放他乡，在诗歌中他对“党人”的怨愤和对小人的贬斥无以复加，斥责党人苟且偷安，隐善扬恶，而自己不但出身高贵不凡，身披种种香草象征自己具有各种美德，而且特别注重修能，正是因为他德行和能力非同一般，才招致党人们的嫉恨和诬陷，并使楚国陷入危险之中。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一开始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而他的治国之道也异常简单：“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权力集团内部的宗派纷争是一个正常现象，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容易走到一起，他们彼此支持也属于人之常情，但党人之争以至酿成党锢之祸，却是属于中国的政治现象，既有权力和利益竞争的矛盾，也有观点和意见的冲突。即使是不同政策的争论和选择，在这里不是从观点和意见上的分歧去解释，而是进行道德上的区分。观点和意见的分歧是可以充分讨论的，也可以相互借鉴并吸收对方的长处，而一定要在道德上见高低就只有无情斗争，争斗的双方都以忠良标榜自己，相互诬陷，罔顾事实，势同水火。因此，他们之间从来不会有政治辩论，而是用攻击代替辩论，用道德的辩护代替事理的辨析。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所谓新旧党争是一次政见分歧，而不是“小人以利为朋”的党争，御史却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司马光骂一位变法派人士“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把政见之争直接变为人身攻击。王安石则貌似泰然地说“谤与誉非君子所恤”，既然认定自己是一枚君子，又有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对于流言蜚语不用有那么多顾虑了。一次，天空中出现彗星，它被当作异象立即成为对手反对新法的一个有力证据，连支持新法的皇帝也说“天变不敢不惧”。
引起党争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很快会演变为激烈和残酷的权力之争。从名誉上和道德上毁掉对手是一种无法抵挡的诱惑。斗争双方需要从皇帝那里获得支持，获得皇帝支持的一方就成为胜利者，因而对任何一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取得皇帝的信任，于是诋毁构陷，离间君臣，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只要就不择手段，任何说理在这里都苍白的。只要被皇帝认定某一方是煽惑阴谋、毁我江山的朋党，就会遭灭顶之灾。皇权鼎盛时，党争能够得到有效制止，而皇权衰落，皇帝成病猫，派系纷争随之猖獗，且愈演愈烈，直至失控。崇祯在登基之初决心振兴伟业，以雷霆手段扫灭了“阉党”魏忠贤一派，大有实行铁腕治理之志，虽在短时间内起到某种震慑作用，却于大局无补。党争一旦发起就上下蔓延，愈演愈烈，有的持续好几代皇帝，有的甚至持续到该王朝的灭亡。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明王朝在风雨飘摇情况下，马士英为首的文官集团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武官集团的冲突造成了小朝廷的严重分裂，其中既有新朝廷的权力争夺，也夹杂着过去东林党争的宿怨。马士英集团利用对皇帝的控制权把持朝政，拉拢和任命自己的将领，清洗反对派，军队将领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致使清兵压境之时，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史可法在扬州毫无意义的抵抗和以身殉职虽然赢得了个人的名节，却招来了历史上非常惨痛的清兵屠城悲剧。
党人活动与权力的控制能力密切相连的，因此党争的强度是皇权强弱的晴雨表，一个王朝的终结，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党争，以东汉末年、唐朝末年和明朝末年为最烈。我无意去费神总结党争对朝政的影响。对于党争，我完全不关心它给社稷江山造成了什么危害，不关心它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了王朝的覆灭，我关心的是，野蛮的、非理性的、不讲道理和歇斯底里的政治斗争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
三
政治的教化作用是政治的一个基本功能，政治行为直接塑造社会个体的行为。在孔子看来，教化就是统治者以德化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苏格拉底看来，教化是政治家用自身行为教育人们尽可能去做一个善良的人，而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他自己，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从容赴死告诉后人人生的崇高价值在于：真正的困难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逃避做不义之事。
人们受言辞的引导，但更受事实的引导，苏格拉底之死所树立的以理性捍卫真理的形象对后世产生的精神力量，大于孔子基本上限于言语教导的力量。苏格拉底由于喜欢与人讨论被雅典法庭以腐蚀青年思想罪处以死刑。在完全可以逃跑以避免一死的情况下他却坚持留下，为的是做一个守法公民，哪怕面对恶法。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没有把自己与判处他死罪的法庭对立起来，作为自省，他以平静地态度分别对赞同给自己定罪的人和对主张自己无罪的人讲话，对前者他只做了十分克制的谴责，他主要阐释了自己不逃避死亡的原因和对死亡的认识，坚持死后到另一个世界还将继续与正直、睿智人们交谈和争论，最后，他表示对指控和投票赞成处死自己的人不怀任何怨恨。智者苏格拉底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显现出来的宝贵理性，是西方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
当我越发想弄清楚文明这一广泛使用的概念内涵时，就越发觉得文明的对立面不是蒙昧，而是野蛮，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不是它的物质水平，而是其人民的精神水平；不是其人民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水平，而是对自身的主观精神世界的认识水平，当他们有意识到把自己区别于动物、并以更高的精神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言行时，文明就在这个社会降临了。更具体地说，当一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学会了宽容，它就是一个文明社会。
宽容是一种放弃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承认真理不会永远在自己手中，承认争论是发现真理的必要途径。我们可以肯定，屈原掌握的真理未必比他反复谴责的党人就多多少，楚国即使像他所梦想的那样“来吾导夫先路”，怀王对他言听计从，也不可能改变楚国失败的结局。但屈原完全不这么看，他的逻辑是，我是如此爱国，反对我就是卖国，就如我们不久之前还流行的政治逻辑：反对某某，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政治上的宗派主义可能与政治同样古老，由亲族关系、朋友关系构成的派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政治组织中，问题是消灭宗派(这样看似简单，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还是将宗派以一种合理而有益的方式纳入政治的结构之中。把使派系斗争变为政党竞争，把政治中一种负面的却又无法消除的因素——宗派活动，转变为积极有益的因素形成政党组织，是一个极其智慧和伟大的制度创新。华盛顿在第二个任期内已深为派别争斗所困，以至于在他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的告别辞中强烈反对政府内的党派活动。宪法的缔造者们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已分裂成了对立两派，在反对汉密尔顿对国内政策和外交的支配上，麦迪孙和杰斐逊在政府内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自称共和党，他们还创办了报纸宣扬自己的主张并攻击“联邦主义者”汉密尔顿的计划。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人们理想中的政府是建立有各派精英组成的政府，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虽然代表着对王权的不同态度，但主要的联系纽带还是个人忠诚和派系利益，不过政治家们已经开始提出以政见为中心来组织政党的思想。政党与宗派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以合法的形式从事党派活动，并以竞争的方式取得管理国家的权力。
真正完成政党制度创建的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与汉密尔顿同属“联邦主义者”的亚当斯继华盛顿之后担任美国总统一职，使共和党的反对活动有增无已，副总统杰斐逊带头反对总统的政策。总统由于坚信自己是代表国家最高利益的无私爱国者，把反对派看成是反对国家的阴谋集团，并在1789年通过了惩治叛乱法针对政治反对派。好在1800年的选举随之到来，反对党首领杰斐逊获得了胜利，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号召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一道“为公众利益而共同努力”，说：“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这个《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与其前任不同的是，他并不以为自己是爱国者而对手就是阴谋家，新政府废除了惩治叛乱法，下台的联邦党领导人不再担心政治报复，政党活动也因此获得了安全保障。政党政治使政治文明到达了一个新高度。
四
毛泽东认同“党内无党帝王思想”，与其说是政治洞悉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的个人经验之谈。在他的早期军事斗争生涯中就充满了令他痛苦和愤懑的派系对立，在井冈山时期他与朱德分属两派，稍后在苏区他受到周恩来、博古等中央政治局领导人的排挤，长征途中与红四军的重要领导人张国焘等人剑拔弩张，到达延安后又受着莫斯科派的掣肘和不合作。当日本人在中国节节获胜、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关头时，地处大西北的延安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部整风和整人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莫斯科派进行全面清算，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使全党紧密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在毛泽东认同“党内无党帝王思想”的时候，并不表明他认同和支持党内的多元化竞争，在他的思想中，绝对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是被允许的状态。尤其在1949年后，政权初建，全国一统，得天下者踌躇满志，领导集团内部空前团结，毛泽东更像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神。1952年中共决定加强中央机构，镇守四方的各大行政区负责人奉调进京，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其时，他们正当壮年，扬鞭跃马，年轻有为，“一马当先”的高岗更是意气风发，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器重。但他毕竟尚未经历政治斗争的历练，特别顺利的仕途使他忘乎所以，以至莽莽撞撞就向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发起攻势，其势头之猛让毛泽东“有一种发生地震的感觉”，主席不能容忍他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内搞摊摊、搞圈圈、搞山头，可以允许党派存在，但绝不允许有党派活动。高岗被认为是刮阴风烧阴火，进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这一定性直接把高岗打进地狱，1954年的七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岗受到同僚众口一词的集体批判并彻底崩溃，只有以自杀求得解脱。
如果他在几年之后做同样的事情，结局就将大不一样，而且将成为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盟友。“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刘的矛盾渐渐突显，毛泽东甚至感到阴火正在烧向自己。这时，他已不是高居于派别之上的矛盾仲裁者，
而是派别之一，置身于矛盾之中。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小集团”，而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乃至于他觉得自己眼皮底下的京城竟成了水泼不进的地方。他越是要实现自己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就越是感到离心力在增强。
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当初对付延安的莫斯科派，他一番反反对教条主义的演讲以及对他们几番公开奚落就使其彻底丧失了斗志，交权认输。1959年庐山上对付彭德怀，自己的一场嬉笑怒骂和臣僚的群起而攻之就解除了其国防部长的大权。可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却需要做一次非常深远的战略迂回，去上海把火烧起来。刘邓路线虽然被肃清了，但此后毛泽东似乎走进了一个迷局，当全国人民对他的崇拜接近疯狂的程度，他在民众中的威望最高最高、太阳最红最红的时候，对集团内部的领导却越发感到不顺，需要借力打力才能驾驭权臣，他用周恩来制约林彪，又用四人帮制约周恩来。而林彪的一出出国一日游，让毛泽东陷入了一场难言之隐的极大被动中，更有甚者，几个小屁孩也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把身经百战的主席作为暗杀目标。岁月不仅一点一点地消耗巨人的生命，也在一点一点地侵蚀他的控制能力。在生命行将枯竭之时，他几乎是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对待身后的权力安排以及亲人的命运。多年来，他通过清洗维护团结，通过驾驭派系不使分裂，他知道，自己死后造成权力中心的虚空只有一场权力大决战、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才能弥补。他也知道，他的这个对权力着了迷的骄横女人在弱肉强食的权力派系斗争中如果没有自己罩着就会很惨。他很无奈地对自己的女人说：“我死后，看你怎么办。”江青束手就擒。这时，中国的男人们使出了他们对付女人最擅长的拿手好戏对那个他们早就厌恶至极的女人进行攻击，在她的“戏子”身份和婚姻上大做文章：年轻时在上海滩演戏不但嫁了几个男人，而且还有通奸行为，在当时的中国，其杀伤指数绝对爆表，可与唐代骆宾王做的那篇檄文——因为进行人身攻击而成为经典和名篇——有得一比。骆先生一上来就爆料，那个莅朝主政的女人，先帝高宗皇帝的婆姨，却层和太宗有过一腿。对于一般的女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一经公布于众是非寻短见不可，但武则天毕竟不是一般的女人，据说她看完文章莞尔一笑，说：淫才啊，我看可以重用。
五
把薄熙来在重庆的胡作非为，以及现实中无视人权、践踏法律的种种行为归结于文革的影响和文革余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革本身的历史渊源。文革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只不过把中国的政治斗争形式扩大到全民政治中，王朝政治斗争的野蛮、非理性、不讲道理和歇斯底里的特征，在文革中成为全民性的共同特性，它们又主要集中体现在红卫兵身上。非理性的政治没有把人民教化成为尊重人权、平等待人、学会倾听对方的有教养的社会公民。君子与小人的政治观在新时代就是好人与坏人、革命与反革命、敌人与同志的政治观。不要说红卫兵小将无知和野蛮，即使那些位高权重者或为了自保，或为了升迁，或因为宿怨而整人踩人、互相揭发、落井下石者也不少见。
政治应该是社会生活中最有尊严的部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是最受人关注的部分，它承担着教化人民的任务。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被处理的“通奸”女市长在电视上的截图，只见她头发散乱，撇嘴痛哭，尊严尽失，与她作为市长坐在主席台上满面春风、容貌姣好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顿时一股莫名的情绪油然升起。我想问的是，在禁止使用死囚器官的规定都已引起我们对死囚权利关注的时刻，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的尊严肆无忌惮的践踏是文明之举吗?如此羞辱一个人的法律依据何在?我们很容易地说，她是咎由自取，是遭受应有的报应。但如果不是从制度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而只是没完没了展示贪官的丑恶，人们对政治仅存不多的信念也会消失。生活中本该是有尊严的部分却如此丑陋，文明进步的希望在哪里?隐私权的发明为的是捍卫人类的尊严。女市长毕竟不是民主社会的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后者在出任总统或打算竞选总统时，就意味着他能够预测到某些结果，这会使他更加约束自己，或考虑是否参加竞选。该女市长却身处一个权力完全放肆的环境，在男女官员通奸几成风气的时代，她不能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把本该是制度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人的道德品质，这一陈旧古老的手段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思维。
尽管人们对实现可能非常失望，乃至绝望，但我还是坚持，政治仍然是我们必须要寄予希望的地方，只要求改善它，而不能破罐子破摔。社会需要政治理想，需要文明政治。政治不会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处理问题，而是为了守护基本的社会正义，需要在利弊之间进行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就是我为女市长辩护的理由。
当然，当代政治问题比官员通奸严重得多。民间流传关于薄周徐令新“四人帮”的说法，其真实性还不得而知，但他们各自的利益阵营正在浮出水面。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摊摊、圈圈和山头，周永康有四川系、政法系、石油帮构成庞大的圈子，令计划以京城山西籍官员为主要成员组成西山会，徐才厚满满一屋子的钞票、古玩、财宝，就揭示了一个隐伏的惊人的利益圈子的存在。如此广泛的结党却与政见却没有半点关系，他们都是现行体制的坚决维护者(被揪出的贪官在忏悔时都称自己辜负了组织的多年培养)，他们纯粹是一伙逐利之徒，政治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把打开一切利益之门的万能钥匙，他们完完全全就是欧阳修所斥责的“小人之伪朋”。
六
鲁迅把写文章视为“改造国民性”的经国之大业，他如果看到今天的官场德性一定会对国民性大为失望，说不定这会促使他重新考虑文章的功用。而他的弟弟周作人却认为写文章不过是“出一口鸟气”，别的就没什么用处了，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鲁迅的著作在大陆六十多年的影响力，今天的官员恐怕没有人没读过鲁迅，可都没有使他们身上的国民性有多少改观，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靠文章改造现实是不实现的。
要建设文明社会，必须让规则意识、民主法治思想在社会中发挥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文章对于法治思想的传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方式所能影响的人数量有限，相对于整个社会的人口，它能影响的总是少部分人，大部分人是通过生活来理解生活和认识问题的。
这个少部分却至关重要，但这个少部分要有一个必要的数量，在最低程度上达到一个能够引导社会文明所需要的量，也就是有一批文明的政治游戏者。中国是一个宗教力量薄弱的社会，当生活中缺乏宗教因素来塑造人们的行为时，政治的教化作用就格外重要。在任何一个世俗国家，政治都是社会的中枢，政治的文明程度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就高，政治的文明程度低，社会文明也就发育不良，政治败坏，社会必然败坏。用政治文明引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是让从事职业政治的这个少数首先践行文明的政治规则。
估计今天很少有人反对民主比专制更文明的论断。民主政治是玩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两拨人玩出来的，一拨人执政，一拨人反对。两拨人没有谁比谁更有道德，没有谁一贯地掌握真理，他们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民主执政的方式是说服的方式，执政党和反对党使用的同一种武器，就是辩论。辛亥革命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严重缺乏这个玩政治的少数。就当时一些最重要的政治参与者而言，黄兴、梁启超、宋教仁愿意遵守民主游戏规则，孙中山却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民主主义者，他主要看重结果，采用什么手段则不在乎，而这一时期更多的政治工作者包括会党首领、前朝官员就更缺少民主意识和规则意识了。
文明政治是辩论的艺术。讲道理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是运用理性解决分歧的能力，这使人类的社群生活区别于动物世界。动物解决矛盾的方式是打斗、撕咬和显示力量。进行辩论的第一个条件是遵循逻辑规范，无论是论证自己的观点还是反驳对方的观点，都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就逻辑而言，是指在辩论过程中自己的观点要能够一以贯之，不能前后矛盾，这就叫做逻辑自洽。不遵循逻辑规范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是诡辩和胡搅蛮缠。一边声称“坚持法治”一边又反对司法独立，就不能做到逻辑自洽，因为法治和司法独立两个概念是属种关系，司法独立是种概念，它包含在属概念法治之中，肯定了法治，就已同时肯定了司法独立。
辩论的第二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辩论双方必须要享有平等的言论权。在一个人们习惯性畏惧“领导”的社会，不可能有辩论。辩论只能在平等参与的各方展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不可能辩论什么，他只能接受一边倒的批判，不由分说就成了“反党集团”的首领。
公开辩论讲究风度。辩论的风度来自于真诚，既真诚地对待辩论对手，也真诚地对待辩论的话题，就事论事，有理说理，它与人身攻击是绝对不相容的。说理的力量源于尊重事实，源于分析的逻辑。举例来说，如果议会的领导人坚称“绝不搞西方那一套”，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在对待自己的话题上不真诚和不诚实。他的职务本身就是西方制度的产物，如果否定西方的制度，也就否定了他的职务，但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职务不适合国情。当然，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辩论和需要进行辩论，而只要向社会表明态度、指出方向就够了。
七
不是什么问题都能成为适合辩论的论题。思想、观点可以进行充分辩论，但如果事关双方的利益，就很难成为辩论的题目。政治是可以辩论的，要实现这一点，政治必须与政治从业人员的利益保持距离，就是说，政府和它的人员都必须是利益的中立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裁判员，这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概念。野蛮的政治斗争变为文明的政治游戏，其中的关键是政治去利益化。文明的政治游戏者，必须是利益的仲裁者，他们从政不是为了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西方国家的派别组织能转变成为政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结党不是为了营私，而是基于对政策和国家治理的不同观点。
我并不是说从政者需要特别高尚的人格，不是。从政者过高标榜自己的道德水准，只会导致大批伪君子的产生，在台上都义正词严，在台下常行苟且之事。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社会中也都有很多人不是把追求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比如，有的人是为了满足探索的兴趣，如科学家，有的人非常喜欢与孩子打交道，他们就会对幼师和小学教师的工作很感兴趣。对社会活动富有热情的人可能会喜欢政治。现代政治就是一门职业，从政的职业相比从医、从商、从教等职业，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当然，与中国传统的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政治也没有共同之处。政治从业人员不具有社会领导者的地位，就像裁判员并不领导运动员，也并不比运动员更重要。所以在民主国家，人们看到部长坐地铁上下班是一件极为平常之事，部长本来就没有高人一等，但在中国，市委书记忽然坐公交微服私访，就会成为热议的新闻，因为他有了权势就已经出人头地，就离开了平民生活圈。
当前比腐败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也许是那些具有政治热情和政治抱负、不看重个人物质利益、真正适合从政的人被相当有效地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混迹于政坛的人却是不适合从政的人。一个公开的事实是，官场从上到下已经被分割成无数的利益圈子，在中央层面上，我们所知道的薄、周、徐、令等都有各自的利益圈，他们有各自的下线，组成利益输送的核心层，每个核心层的成员也都有自己的下线和利益核心，如此层层延伸，扩张范围，利益圈越扩越大。在地方和基层，同样都布满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圈。政治如果成了个人追逐利益最有吸引力的场所，它就会吸引各色各样的逐利之徒千方百计地钻入利益圈子，并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表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于是政治生态游进一步恶化。
让做官无利可图，是改善政治生态最重要、也是最终的步骤，它让真正热心政治的人能够进入到政治行业中来，他们靠当好裁判、获得民意来赢得声誉，也能将热心财富的人挡在政治的大门之外，他们靠商业智慧和创新来满足事业追求，建立文明政治就从此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