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110岁的周有光先生几年前的一段话，我确实颇有感触和担忧，也引起联想和反思。针对这些年文化和民德方面的种种问题，周老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对周老的这种判断，大家肯定见仁见智，甚至争论不休，笔者此处姑置不论。但笔者由此联想到和反思起民国时期针对文化和民德问题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指1934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当时蒋介石鉴于仅靠政治欺骗和武力高压已难维持统治，“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他寄希望于超过政治、物质和武力的精神力量，即所谓“精神力量的伟大,超过于一切物质的力量和一切武力。”蒋介石指出，“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邓演达认为，蒋介石的遗传意识和灵魂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蒋介石鉴于无礼不义、寡廉鲜耻之徒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烦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散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 所以体现精神力量的“礼义廉耻”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思想。他强调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符合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又从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说法，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蒋介石当时对“礼义廉耻”的诠释是：“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后来结合抗战需要，又修订成“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蒋介石亲自发动并高度重视新生活运动，不仅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还接连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讲话，并督导编印《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新生活运动章则》等文件。宋美龄作为妇女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推行新生活运动是不遗余力的，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生活运动从总体上说用意深远，切中时弊，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同时在解决文化和民德问题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但确实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表面形式远超过预期效果。在新生活运动中，蒋介石就指出：“我们现在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1949年，国民政府因内战失利，“暂停办理”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远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有人归于国民党组织松散和基层脆弱，有人归于国民政府摈弃下层民众和公民社会，有人归于蒋介石的党化教育、政治高压、思想控制和“尊孔复古”，有人归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也有人归于民德堕落已病入膏肓而无药可救。这些归纳当然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我认为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主客观很多方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十点：
一是领袖专制而摇摆。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极其高调，早在1928年4月，蒋介石就到曲阜孔府考察。1941年2月，蒋介石、宋美龄又公开带头吃素食淡饭。但蒋介石不仅坚持“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而且言行不一，以超越两端的高调而实际摇摆于两端。例如，蒋介石一方面强制实施新生活运动，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再如，蒋介石本支持蒋经国上海打虎，但由于是选择性封闭打虎，所以当蒋经国打到和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孔氏家族这只老虎时，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 尽管表面上还是唱高调，但实际上已法外施恩，在后台包庇结案。最大的老虎不能打，不仅不能真正服众，被打的老虎也不服。正如某立法委员说：“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1943年，周恩来说: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 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 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 ”
二是官员徇私而腐化。1948年，蒋介石指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众所周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当时的法学家章渊若说：“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所以尽管蒋介石“以极大兴趣投入此运动”,并严厉要求“关于此次新生活运动, 是注重实行, 绝不类似过去之各种运动徒事粉饰”，“但运动仍很快地堕落到官僚的‘文字游戏’中去了”。
三是学者清高而彷徨。相对于近些年某些学者对功名和金钱的过分依附和空前堕落而言，民国时期某些学者是有些正气骨气和善于独立思考的。但很多学者的清高而彷徨，影响了他们对新生活运动的正确理解和亲身参与。例如，胡适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又如，民国时期是一个多变而彷徨的时期，很多学者也随之多变而彷徨，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君主与共和、改良与革命、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战争与和平、美国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难选择上，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四是商人投靠而奸诈。民国时期商人投靠而奸诈的事例很多，例如，1948年，上海商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结果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其中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因各有靠山，有恃无恐，所以大肆囤积，最为奸诈。蒋经国虽然痛下决心，坚定打虎，但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停止打虎，释放有罪的商人孔令侃和杜维屏，并无奈地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这不是哪一个贪官、奸商的问题！”
五是百姓贫穷而愚昧。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尽管这种“衣食先于道德”的观点颇受非议，因为不少人“衣食足而无廉耻”，也尽管蒋介石1935年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但民国时期百姓贫穷而愚昧，不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和知识水平。如1936年，有人描述：“中国大部分国民,是衣不足,食不饱,住不蔽风雨的贫民, 是无物可用的贫民。”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不必先讲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路走,先要教好一般人知道吃饭,知道穿衣,会住房子,会走路”，还是被很多人批评为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胡适说：“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梁启超将国民“生计憔悴之逼迫”与“专制政体之陶铸”、君王“霸者之摧锄”、“屡次战败之挫沮”等“四端”，列为“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毛泽东曾将“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作为“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六是儒学批判而丑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1937年，宋庆龄认为，提倡恢复儒学“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贺衷寒说，过去对中国固有的精华，往往完全不要，今天要加以发扬。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把过去对文化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但由于儒学过去大受批判而被丑化，在这种背景下，礼义廉耻有时不仅不可能推行，而且还会走向反面。
七是西学移植而异化。西学具有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由于近代以来国人过多重视物质层面，所以民国时期移植西学时被大量异化，邯郸学步的现象比较常见。西学中的精华，我们学到的很少；而西学中的糟粕，我们倒学到了很多。
八是信仰缺失而难建。民国时期对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否定，以及西方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传入，使很多人信仰缺失并难以重建。1900年，有美国学者比较研究有无信仰的两个家族，发现200年来，有信仰的家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医生、教授、法官、牧师和大学校长，而无信仰的家族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罪犯、流氓、小偷、酒徒和妓女。因为信仰缺失者往往无畏无耻，而无畏无耻者有时就是罪犯和流氓。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宁可信仰虚无，不可毫无信仰。
九是暴力崇尚而至上。梁启超指出：以暴易暴而导致的“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
十是战争连年而残酷。新生活运动期间发生了8年抗战，又经历了3年内战，战争杀死杀伤的人口数以千万计。在到处杀人如麻的连年而残酷的战争状态下，提倡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思想的新生活运动，毫无疑问是难以奏效的。
从新生活运动之前看，民德堕落是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数百年难题。明末顾炎武将改朝换代称为“亡国”，将民德堕落称为“亡天下”，认为前者“肉食者谋之”，只需统治者考虑；而后者“匹夫有责”，所有人都应考虑。1895年，严复提出“新民德”，针对的是当时“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1902年，梁启超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1903年，梁启超作《中国历代民德升降表》，认为当时“混浊达于极点，诸恶俱备”，是中国历代民德最堕落的时期。1906年，刘师培指出：“中国民德之堕落，未有甚于今日者也。”1925年，鲁迅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1934年，《大公报》指出：“惟中国社会积弊太深,在高位者倡导之事,往往为推行者所误,或流为具文,或形成压迫,或表里矛盾,或始勤终懈。故往往有用意极好之运动,而终无实际之效果。”
从新生活运动之后看，民德堕落在某些方面的表现，近年来比过去更为突出。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2011年，温家宝针对大量可怕的毒食品事件指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许多“仓廪实而无礼节，衣食足而无廉耻”、“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的自我毁灭和极端恶劣事件，说明民德堕落现象已无法守住人最基本的道德底限，也超越了人可想象的道德极限。究竟要多么蒙昧和野蛮才能做出这些魔鬼般的事来？所以有人呼吁：“道德救亡”已成为当前中国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
尽管针对文化和民德问题的“运动”或“活动”，我们多年来大张旗鼓地搞了不少，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新生活运动的覆辙，尽力避免表面形式大于预期效果的“运动”或“活动”过后，或者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革命”或“改革”过后，“礼义廉耻”等正确价值观并未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民德堕落总是“涛声依旧”甚至“有过无不及”！民德提升始终“任重道远”甚至“可望不可即”！
（《团结报》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