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克服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独断化、特殊化、永恒化，就不能不回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本人，还原马克思做为普通人的一面，尤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貌，还原马克思主义做为普通理论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他的“第二个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9页）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观点、理论、情感、意志的体现。因此，人们在评论马克思主义时，不管赞成、反对与否，都总要首先对马克思本人做出评价来。在欧洲人中流行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谚语，它反映了对个人的主体性和评判权的确认。但是，任何人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固有的客观属性，从其言论和行动中即可表现出来。（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一）而对一个人的评价，也大体上有相对确定的客观标准。对于现代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导师，甚至是在一切方面都值得学习的榜样。中共在解放前，曾把马克思的生日五月五日定为学习节，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这种理念，在批判了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后，仍无大改变。常识表明，对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和人之常情的。这一点，即使在马克思的敌人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认同。例如巴枯宁在与马克思决裂并激烈攻击马克思时，也承认“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渊博的学者。他是一个有根底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热情地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这个事业。”（巴枯宁言论，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32页）直到现在，世界人民还是承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以致苏东剧变后，英国一家新闻机构在进行对前一千年最有影响的世界名人排队的民意测验中，马克思占据了第一位！
（二）对马克思做为杰出人物这一面，人们大体上已熟知了，但对其做为普通人这一面，人们往往知之甚少。而不了解后一面，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也就难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和评价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而又文明的家庭，自幼便受到了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理性、行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熏陶，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带给莱茵地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精神的影响。他之天资聪明和做为唯一存活下来的男孩所受父母的偏爱、呵护、教诲，他之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实现了成功的恋爱，对于形成他的自强、自信的品格，培养他对受难者的同情心，以及对美好生活、崇高事业的热切追求与成就感，起到了最初的推动作用。他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时，对哲学和历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参加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物质利益”问题，深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群众的疾苦。他在刚刚出版的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启示下，迅速脱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转向了唯物主义。马克思之勤奋好学和积极进取，使他对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理论，都采取了鉴别和批判的态度。当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认真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后，便迅速越过了费尔把哈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并与恩格斯一起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在他们随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宣告了科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满怀青年人特有的激情返回德国参加了实际斗争，期望并促使革命取得胜利。然而，这场革命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在伦敦流亡期间，如社会主义史学家梅林说的那样，马克思很快“退到书房”（大英博物馆），集中精力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并继续关注欧美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发表了大量时事评论。但工人运动的消沉，毕竟使他感到孤独和寂寞。特别是他同昔日的战友、冒险主义者维利希、沙佩尔的决裂，使他在伦敦的朋友极少，而在他的祖国德国，用他当时的话来说，“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8页）有一次他埋怨住在曼彻斯特经商的恩格斯说：“我的一些嫉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同上书第314页）马克思的好友和学生李卜克内西曾记述过他们几个流亡者的一次恶作剧：他和马克思在晚间酒后曾蓄意打碎了伦敦一条街道的四、五盏路灯，警察赶来时，他们迅速逃离，消失在黑暗中。（我景仰的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118页）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尽管有恩格斯的经常、大量、慷慨的帮助，马克思一家仍然常常陷入贫困之中，并受疾病的折磨。马克思有一次苦恼地说：“没有家的人真是幸福。”（同上全集第371页）不久又说：“对于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没过于结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他和妻子燕妮都不善料理家务，家庭开支常常出现亏空，当得知燕妮的伯父患了不治之症时，他告诉恩格斯：“如果这头牲畜现在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困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29页)不久这位伯父果然死了，马克思说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同上书第436页），因为燕妮得到了１００英镑的遗产。有一次，马克思还“做起‘股票’投机来”，并高兴地告诉恩格斯，说他“赚了四百多英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62页）他对正在替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的恩格斯说：“重要的不在于文章写得深刻，而在于写得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因为写得长了，稿费也就多了。由于物质生活上的困难，马克思对于二女儿劳拉的婚事颇为操心，他告诉恩格斯：“今天我用法文写了一封长信给拉法格，告诉他，在把这件事继续下去并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我必须得到他的家庭关于他的物质情况的明确报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在他得知拉法格的父亲邀请他的三个女儿同去波尔多后，写信给恩格斯说，让拉法格支付旅费“是不体面的”（同上书第324页），并再次求助于恩格斯。马克思在给他的朋友库格曼（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人）的信中又讲了这样的话：“为了孩子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6页）马克思的强烈的自尊心，倔强的性格，“男子汉”的气概，以及容易激动和急躁的弱点，使他有时不能全面、客观、冷静地评价和对待人，以致影响到了他的人际关系。在１８６５年的《自白》中，马克思认为“一般人”的优点是“纯朴”，“男人”的优点是“刚强”，而“女人”的优点则是“柔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8页）恩格斯曾称赞马克思的大度，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过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6页）但马克思自己却在得知出版商奥·维德干拒绝出版他的书后愤怒地说：“奥·维德干是我的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页)马克思曾坦率地说自己“生来就缺乏耐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2页），有时因为“怀有十分厌恶的心情”，而对人“所作的评价不完全公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3页）人们知道，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理论上，做为社会主义大师的马克思，都高于拉萨尔和巴枯宁这两位社会主义者，但他同二人的私人关系后来达到不可调和的敌对程度，不能不说同他个性上的弱点有一定的关系。他曾赞扬拉萨尔“充满活力和智力，有毅力，有志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5页），并说拉萨尔把德国工人运动从十五年的沉睡中唤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页）当然，他也批评过拉萨尔有“可笑的虚荣心”，是“庸俗的犹太人”，特别是批评拉萨尔鼓吹“依靠国家帮助建立工人合作社”的斗争策略。但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挖苦和嘲弄，是掺杂着个人情绪的。如在他请拉萨尔帮助联系出版商以在德国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曾表示感激拉萨尔，但不久听说推迟出版时，便向恩格斯表示了怨恨：“这个该死的沽名钓誉的苯蛋故意加以扣压，┄┅小犹太的这一着我是不会忘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页)马克思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向富有的拉萨尔借了债，拉萨尔要求恩格斯给予担保，并在后来做了讨债的暗示，这刺伤了马克思的自尊心。而与此同时，两人又在政治策略上发生了分歧，便在１８６２年断绝了关系。对于巴枯宁，马克思曾赞扬他“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粹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9页），后来又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１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当然，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做了有说服力的、深刻的批判，而在得知巴枯宁进行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时，便产生了憎恶的心情，连燕妮也十分讨厌这个“俄国佬”。恩格斯看出了马克思的这种情绪，曾劝说道：“如果你激烈反对这个俄国人的阴谋，那你就会无益地刺激工人（特别是瑞士工人）中数量极多的思想庸人，并损害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意在使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不致因个人情绪而出现偏颇。然而，马克思和巴枯宁还是彻底决裂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反对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笔者已另有专文论述）人做为一个具有丰富社会属性的有机体，必然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矛盾体”。（多湖辉著《人性的迷宫》，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5页）人做为具体的、完整的“这一个”，其长处或优点，与其短处或缺点，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由是，任何杰出人物，即使象马克思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出人物，总是具有做为普通人的一面，具有普通人的弱点或缺点的。诚然，进步人类为了宣传和实践杰出人物的思想理论，不能不突出其长处或优点，但只有了解到其短处或缺点，才会使这些长处、优点显得生动、鲜明、可信，才是对其人的全面了解，才能在深层次上把握其思想理论。反之，如果陷入个人崇拜，把象马克思这样的伟人神化起来，那就不但背离了客观实际，而且会将其思想理论僵化起来，一旦伟人从神坛上走下来时，就会出现对其科学理论的“信任危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三）在马克思的书籍、文章、通信、笔记等浩繁文献（中国正在编纂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七十卷本）中，人们看到诸多即兴语言、具体论断和基本原理三者交织在一起的状态，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一点，在历代有重要影响的著名学者中，都是常见的。这里体现出来的理论观点，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有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只有其中的基本原理，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而这基本原理本身，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并且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或可变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其它理论相同或相似之处，即具有做为普通理论的一面，是诸多理论学派中的一种，而不是具有“顶峰”意义的绝对真理。人们知道，马克思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他曾说：“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足，于是又得全部改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7页）但做为一个密切关注现实的革命家，他不能不随时随地地针对一些偶然事件发表带有即兴语言性质的评论；做为一个学者，也会在手稿中写下带有即兴语言性质的字句，而这是难免出现错误的。他在五十年代，是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固定撰稿人，由于在短暂的时间中频繁地写文章，曾经出过差错，而造成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和‘论坛报’出丑”的过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页）他说自己“对名称记忆很差”，有次就把“日本”误为“爪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3、220页）对于科伦共产党人之被捕，
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认为，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告密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恩格斯对此做了纠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0、593页）在写作《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时，马克思在对“费用价格”这一术语的使用上，赋予了三种根本不同的含义，即c+v+m（第一册）,c+v+平均利润（第二册）,c+v（第三册），而这在同一卷书中，是不应当有的。但做为未加工的手稿，又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和一些事变的判断上，比同时代的思想理论家们要高明些，用恩格斯的说法就是：“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6页）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马克思占有的信息资源的有限性，使他难免做出某些不当的结论来。他在１８５２年认为路易·波拿巴即将发动战争，“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这一预言，没能实现。他在１８５８年曾嘲笑“高等政客（例如论坛报的普尔斯基先生）胡扯什么在意大利可能发生以奥地利为一方和以波拿巴、皮蒙特为另一方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但意大利战争，在次年就爆发了。在工人阶级政党对待意大利战争的态度上，马克思同拉萨尔之间发生过一场有名的争论，不管后人对此如何评说，但有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即马克思曾就战争的结局说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同上书第435页）马克思在１８６２年的《中国记事》中，一改他在１８５３年的观点，把太平天国运动说得一无是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５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对德国面临的统一问题，做了这样的判断：“德国的统一实际上不存在。只有通过德国革命消灭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国人的仆从的普鲁士王朝，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7页）而在事实上，德国的统一，正是通过普鲁士王朝依靠武力自上而下地实现的。当然，具有高度自我批评精神和强烈责任感的马克思，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勇于改正。例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过：“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８页）不久，他就明确肯定：“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打击。”（同上书第654页）有些不当的具体论断，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纠正的。例如，人们熟知的关于“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的结论，就是由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两年纠正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工人阶级还不具备获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即使“联合行动”也不可能夺取和掌握政权。而在二十世纪初叶，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战线上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对此，不应象流行说法那样，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在当时是正确的”，只是后来变得过时了。人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个别问题上也有过争论，以致晚年的恩格斯在称赞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时，还直率地说过：“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１９页）今天，还有相当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成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出了问题，也只是“某些教材编得不好”，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错了”造成的。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本身同任何其它理论、普通理论一样，都存在着某些错误。有人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的只是一片黑暗，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领域才出现了光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从普通理论中孤立出来，甚至绝对对立起来，搞“特殊化”，否定其间的联系性和共性，并夸大其正确性，甚至不允许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原则性批评的做法，不但不能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而且有可能导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偏狭谬说这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