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改革影响到社会的利益格局，在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时候，人们会权衡取舍，人们会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本来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那些以反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来阻碍改革的人，也是存在利益问题之争而已，因此本身就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正确”观点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举道德的国度，“政治正确”在目前仍然是一件“道德”武器，随时可以拖慢改革的脚步，甚至会使中国的改革跛步而行。而事实上多年来我们就仍未冲破“政治正确”的束缚，“万言书”的出台和“物权法”的搁置，均是那“无可非议”的“政治正确”，似乎令其站在“道德”的高度上。
无可否认的是，虽然经济改革的成绩斐然，地球上不分肤色的人们给予许多赞美，统计出的数字愈益光彩夺目。然而经济增长却出现更大更多的腐败，农民、下岗工人和低收入群体仍然相对贫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方面的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对比形成更大的生活压力，市场经济改革出现的问题也就增加了某种“政治正确”的正确性。
一
本来，在以往全民所有的计划体制下，国家公共权力一直主导资源配置，包括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人们的消费资料，必然形成依附于这种权力的群体，甚至包括所有人均要依附于这种权力。但多年来在这种体制下，经济与民生问题仍然体现不出“政治正确”的优越性，因此要实施市场经济改革。而当初实施的改革，也是由“政治的不正确”转变为正确的。
其实，在所谓的“政治正确”下，我们所走的是不断变换之路。简单梭理一下吧！在二十世纪的近一百年时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进行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试验”，其结果最终是重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如我们建政之初是把分土地给农民私有，接着又再取消私有变集体所有，稍有一点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割掉；在城市是没收官僚资本，清除外国资本，“赎买”民营资本，逐步将私有改造成“全民所有”，之后又转换为另一个名称——国家所有（政府权力代表所有权）。但这“政治正确”的道路根本体现不了其优越性，并没有带来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社会，经济与民生与所谓腐朽垂死体制的国家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农村的“半私有”的承包制出现，由原来的不正确变为正确，并不断向城市推进，城市中的国家所有也从所谓的“放权让利”到承包制，有了一定的私有成分。后来再到明晰产权，又进行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继续“行政垄断”来行使“所有权”，部分人行使着“经营权”或资本“购买”“经营权”，而“经营权”实际变成了“使用权”，原来的全民所有部分就变成权贵资本私所有。其它领域也在不断鼓励私有的发展，公有的比例越来越少。市场经济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
目前，私有经济已经占了很大比例，在2005年，非国有的税收贡献就超过了国有，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联营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股份公司中的国有控股公司、涉外企业中的国有控资企业完成税收收入13235.90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3.7%，不到一半，而整个“十五”私企税收增长最快，年均增幅45.3%。
张五常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但笔者认为，最难的应该是确定怎样才是“政治正确”，找到“政治正确”的焦点改革才能突破。
二
一直以来，实施改革的市场因素始终是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而引入的，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使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的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导致依附于权力获益的群体的最终分化，并且利益对立。也就是支配着大部分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权力通过权力（和权力背景）寻租双轨制下存在“差价租金”来获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数量的“权贵阶层”，并再继续寻求权力来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具有难以名状的是，现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现在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他们说要维持现状才是“正确”的。
而缺少权力及权力背景的则因财富资源被权力控制不断被瓜分，原有相对平等的现状被打破并且差别不断扩大，其利益受损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尽管今天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已超过计划经济时代，但同当时相对公平的无差别幸福感甚至相对于其他群体（如农民）有优越感对比，要优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对现有改革从心理上和现实行动上加以抵触。而失去以往权力的某些失意者，就要针对改革存在的不正确问题，告诉并联合利益受损阶层要将“政治正确”回归过去寻找“正确”性。
这样一来，改革的“政治正确”性出现了争论，并各自为自己提供“正确性”理论，但大众的讨论却没有加入，最终激发出更大范围的争议。
本来一直存在着权力打着“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口号来侵夺人民的利益的现象，资本和权力的结合才是权贵资本形成和民众利益受损的原因。改革的过程本身应该是打破权力的过程，是还权于民，还富于民的过程，但现在却变成是权力获取利益的过程，证明了权力根本没有退出这个过程。正如秦晖教授所说，“现在的私有化像是分赃，那么当年的国有化就像是抢劫了”。“在权力的捉弄下下社会主义者埋怨公共财产被侵犯了，自由主义者埋怨私有财产被侵犯了，其实在权力的捉弄下无论公共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哪有什么不可侵犯可言？区别只在于过去用强权化私为公，现在同样用强权化公为私。但即使是过去，公共资产真的很神圣、真的掌握在公众手里？即使在今天，无权者的私产真的有保障？”——这是多么的一针见血！
三
在已经过去的多年的改革推进过程中，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国有（集体）资产的产权归属如何处置问题一直成为改革的焦点，变革产权成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弃的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将全民（集体）所有的财产转为公民私有财产和公共服务财产，并明确界定属于全体公民的公共服务财产和公民自身私有财产产权的过程。
还权于民，还富于民本来就是正确的，却被其过程中出现不正确的现象而失去“正确性”。但我们去谴责造成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权贵资本的时候，更加要去寻找权贵资本得以形成、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根源，也需要认识到以往难以监督的“国家经营资本”同样有害。市场经济的本身是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的现象，只是在于其程序与过程，是权力与资本在缺乏大众参与下的暗箱操作，是程序与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形成的。因为市场经济不止是私有化和资本化，更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公民公共服务财产产权和公民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约了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经济力量和民间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制约公共权力来为公众服务，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的基础。
对于市场化改革出现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现象，本身并非是市场经济改革所必然导致的，更不是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而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出现明显问题。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共财政，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于、服务于并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所鲜明昭示的。如在教育、医疗、养老方面，只是简单地推向市场而没有履行政府的职责，在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却对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严重不足和不均，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欠帐太多，社会问题不断积累，均集中反映在公共财政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缺失。再加上行政垄断企业与一般企业职工的收入存在极大的差别；人为造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以及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些结果显然是政府管制和干预及大量的制度、政策因素等体制性原因造成，更说明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所导致的。
对于腐败问题，其天然与之孪生的是权力，实质上是对权力不能制约所产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本就应该允许公民的政治权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扩张，必须要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使其不能背离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还权于民，离不开法治，单凭道德力量的约束、简单的道德批判以及意识形态的专制维持所谓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规则和秩序。
如果我们还要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方法再让不受约束的权力来管理已经是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们对他们所索求的资源；如果我们还再相信已经是市场经济思想的人去管理本属于人民的资源而不会产生腐败、不会忽视大众利益、不会形成新的权贵资本，这想法已经不止只天真的，更是危害的。看看有多少“前腐后继”、利用权力损害民众利益的人吧！这些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正确思考和认真对待？
四
200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文革四十周年；毛、朱、周逝世30周年；文革结束30周年；《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一周年（台湾也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十一五”开局年；改革反思、改革攻坚突破年......的确是如此沉重。
但无论如何，“政治正确”性仍然会存在争议，现在能让大众可以讨论“政治正确”性，已经是一个进步，因为哪怕是不理性讨论也被认为是一种“正确”。
或许，现在争论的调子已定——那就是往后看一看，继续向前走。但，政治如何正确呢？——导致大量问题发生的“半拉子”改革显然不是正确的，旧体制不作实质性的变革，中国将永远在“政治正确”之中变幻徘徊。
——2006年6月6日初稿，6月28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