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和情书的流行是中国“前信息时代”亲人与情人之间情感表达高度化的基本特征。许多年了，这种低成本、慢速率的信息沟通方式因为电话和网络的存在差不多退隐了江湖。大学时代，我常常收到读过若干年私塾、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写来的一封封通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满是繁体文的“家常里短”和“情感叙事”。而进入“后信息时代”，我和父亲之间的“故事”除了电话交谈和当面对白之外，好像缺乏了“书面记忆”，似乎再也没有通过书信表达身边信息和血缘关切。最近，在大学念书的侄儿银诚捎来了他那年近八旬爷爷的来信。昨天晚上，忙完细碎的琐事之后，开始慢慢阅读来自老父的手迹，他那带着老花镜、吆喝着母亲帮他拿纸笔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父亲的“家常里短”其实我们之间早已电话沟通，他写信的唯一目的是表明去年所做白内障手术的成功。
当我正陶醉于父亲视力复明的欣喜时，儿子嘉诚过来发话了：“爷爷是不是快死的人了”、“继承人是什么意思”、“爷爷是哪一年结婚的”、“日本鬼子打到老家，爷爷奶奶躲到哪儿去了”……据说，七八岁的小孩是连狗都嫌的。接着，他不断盘问近期播放的电视剧《秦始皇》、《孝庄秘史》、《大明王朝》、《大清后宫》里面的人物关系和幼稚话题。在夫人长时间陷入“帝国回忆”的影响下，脱离了卡通频道的儿子也越来越表现得紧跟“时代主旋律”。当他们娘俩入睡之后，处理完一些文字资料，下午久睡的我零点后打开了号称“中国娱乐频道”的湖南卫视。此时，正在重播所谓“新生态纪录片”的《变形计》第二季，陕北乡下留守儿童与城市“问题少年”互换彼此生活情景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
故事说的是两个孩子，一个主角是来自长沙的１４岁城市少年胡耿，独生子女，生活在工薪家庭的他性格叛逆、浮躁，身上还多少带点社会习气，对家庭、学校乃至生活的城市都没有一丝好感，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不愿读书，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与父母水火不容、视若仇敌，父母尝试许多方法都无法把孩子从网络的旋涡中拉出。他总说没人理解自己，活得很孤独，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留守儿童”。另一个主角是真正的留守儿童、陕北１５岁少年石宏强，生父在他5岁时去世，母亲找了继父，且父母长期在外地打工，家里只剩下八十多岁的爷爷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一个人要读书，还要照顾弟弟妹妹。早上4点半，当胡耿在网吧里酣战时，石宏强就已经起床生火做饭了。
于是，《变形计》安排了他们进行人生体验的互换，即在七天时间里互换角色去体验对方的生活。我们看到了，来自城市的少年在花掉了一个星期的生活费之后，面对全家绝粮的情形，开始和姑姑艰难地卖枣。当他带着弟弟去城里找妈妈，并看到妈妈双手抱着一块一块的砖头一级一级艰难地往上爬的时候，我想生活的落差不得不冲击这个城市“孤独”少年的心灵。特别是妈妈靠这种苦力方式挣来的14块钱，在一再推却下最终放到了他手中的时候，心灵的震撼连坐在电视机前的人都感受得到。在另一场景中，来自陕北的贫困少年石宏强到了城市以后，每天中午只吃最便宜的米粉，休息时间还自己找活赚外快，这所有这一切只是想帮爷爷买一盒胃药。质朴、懂事和孝顺似乎诠释了“穷人孩子早当家”这句悠远的古话。在城市学校就读几天的他，独立、沉稳和坚强超越了城市的同龄，城市班级里的同学“有感而发”地为他开了简短的欢送会，家长们也参加了……。
我是眼含热泪看完这个重播的原生态节目的，不知不觉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两点，于是不得不爬上床，但辗转反侧、久不能寐，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催促我只得从床上爬起来俯案记录如下：
——城市独生子女应该如何教育？
——如何关爱乡村里的“留守儿童”？
——农民工在城市里只能做脏活累活吗？
——城市人的下一代能吃得苦吗？
——农村少年的幸福成本为什么如此高昂？
——城乡之间的巨大落差何时才能消除？
——人与人之间是“生而平等”的吗？
去却这些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或许因为电视摄像头的跟踪所产生的霍桑效应能够激发“问题少年”的某些自我救赎，或许几天的底层生活经验并不能完全改变一个城市少年的思维定势，但一种夏令营式的野外生存和艰苦奋斗却是教科书教育所无法比拟的。三十年多年前的“上山下乡”和“忆苦思甜”保留了我们所拥有的社会记忆，或许对于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青年教育不无裨益。经过贫困历练的农村少年能够经得起意想不到的“天掉馅饼”，也许在他看来城市的快乐和幸福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他，但是一种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从我们这一代“城市移民”的身上，也许看到了１５岁的石宏强是原来的我们，１４的胡耿是我们的下一代。当我们比我们的父亲轻松幸福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肯定还比我们更加快乐幸福。然而，当父亲和我们处于同一时空场景之中的时候，自然代沟与社会代沟的产生和出现似乎不可避免。
当我为儿子的时候，年少的我总是无法理解父亲吃苦菜、挑盐脚的岁月陈述以及所给古书上的思想教育。当我做了父亲，我发现年少的儿子总是以好奇和好玩应对着新鲜的一切，就像卡通里的童话和网络游戏的趣味。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岁月隔离和经验断裂一代一代地延续着，我们如何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恐怕需要通过无数次的“变形”才能做到。我们发现，基于时间的“变形”是自然的，基于空间的“变形”则是艰难的。在和谐社会的政策语境里，城乡分治的二元中国应该会很快成为历史。
２００７年３月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