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托利的名字对于中国学人来说并不陌生。他的《民主新论》一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便被翻译成中文。当人们谈论民主理论时，萨托利的著作至今仍是颇为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对于萨托利的政党研究，知之者就不那么多了。最近，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政党现象是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现象，除少数拒绝融入现代性潮流的国家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着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就中国语境而言，要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实质，离开对政党现象的思考也是不可能抓住要害的。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为我们理解中西方政党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本。
意大利政治理论家G•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曾先后担任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初版于1976年。此书其后在多个国家一版再版，经久不衰，堪称一部政党理论及比较政党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该书中，萨托利首先阐述了关于政党的一般理论问题。通过对“政党”概念的词源学考察，特别是通过对伯克、休谟、博林布鲁克、麦迪逊、贡斯当、托克维尔等政治思想家的政党观的思想史考梳理，萨托利首先区分了宗派和政党的不同，并粗线条地勾勒了西方自近代以来对政党的态度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的趋势便是从把政党当作宗派而加以贬斥到为政党政治的必要性提供理论辩护，政党自身也由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家们逐渐把现代政党与合法性、多元主义等问题联系起来，并且试图说明：开放的、多元的现代社会需要政党，无论是一党还是多党。
萨托利认为，理解政党概念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政党不是宗派；第二，政党是整体的部分；第三，政党是表达的渠道。这就是说，政党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它试图服务于整体的目的，而宗派代表的仅仅是自身。政党并非必然利他，但它必须对整体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否则便蜕化为宗派。萨托利看重政党作为表达渠道的功能，而不是代表功能和引导功能。他说，代表功能并不一定要由政党来实现，也可以由其他委员会或组织来实现。而政党固然可以引导、重塑乃至操纵民意，但萨托利指出，在多元政党体系下，这些功能殊难发挥。政党多元主义可以使民意免于操纵而得到充分表达，这里的“表达”不是指一般地发出声音，而是指对重要问题必须能够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萨托利关于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的分析颇为精彩。他指出，区别于部分论（把政党理解为部分）的政党多元主义体制，党国体制背后是一种整体论（把政党理解为整体）的政党观。在党国体制中，缺乏竞争性的多党，党内的派系分化和党外新政党的建立都是被严格禁止的，除党之外的社会政治组织缺乏自主性，这是党国体制的鲜明特点之一。在这个体系中，政党与国家融为一体，国家公共行政不过是党务的副产品或具体化。与多元体系中的政党是表达的工具不同，一元体系中的政党是选拔统治精英的工具。
在关于党国体制的论述中，萨托利特别批评了法国政治理论家迪维尔热的一党多元主义理论。根据迪维尔热的这一理论，一党之内如果按照派系进行竞争，同样可以实现政治民主。当代中国一些学者关于“党内民主”理论的主张其实是有意无意地沿着迪维尔热的思路展开的。萨托利认为这种观点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按照萨托利的分析，首先，政党多元主义不是宗派主义，竞争性的政党关系与裴鲁恂（Lucain W. Pye）意义上的派系政治关系在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其二，它们与合法性的关联也是极为不同的。前者争取的选民的支持，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党国体制无法通过派系斗争为自己获得统治合法性，因为它缺少选举竞争和自由选举。
在本书稍后的部分，萨托利着重探讨了政党体制的问题。在世界范围的比较视野中，萨托利对现实存在的政党分门别类，就竞争性体制和非竟争体制各自的逻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就政党研究提出了一个总的分析框架。此外，他对政党竞争空间理论也不乏出色的点评。
大体而论，萨托利的《政党与政党体制》为我们理解政党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读本。萨托利在个别地方也提到了中国。他对中国政党政治的分析或有不当之处，但他基于出色的理论梳理和比较研究而提出的一些论断，对于我们思考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多少还是具有启迪意义的。
（意大利）G•萨托利：《政党与政治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原发于《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２００７年４月３日，第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