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中，世俗化被看作现代性转折的重要维度，“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其特征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此世的、现实的、可以计算衡量的利益目标，而不再坚持将超越性的追求（宗教信仰或神圣精神）作为生活的最高目标，至少不再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可以说，超越精神的衰落似乎已经成为世俗时代的主流趋势。然而，对于现代性的这样一种理解仍然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去年发表一部长达847页的巨著《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对“世俗性”的涵义、世俗化的演变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提出新的阐述，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讨论焦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的问题关切首先不是要在学理层面上把握西方现代性的演变及其后果，而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渊源、特征与问题，为中国人在复杂的现代情景下寻求人生意义、建构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而思考与开拓可能的精神文化资源。
2008年4月底，我们邀请京沪两地六所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七位学者，以“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为主题展开座谈。现场的发言讨论是热烈而丰富的：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何在？中国的“超越精神”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现代演变看作一个“世俗化”过程？或者，我们需要追问：中国是否处于一个完全异质于西方的独特文化传统之中，因而以“世俗”与“超越”之类的概念来提出问题具有某种误导性？本身就陷入某种西方话语？但反过来也可以追问，在经历了各种外来文化与制度力量的冲击（特别是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历史重构是否依然可能（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完全在“中国自身的脉络”中予以解释？那么，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包括世俗与超越的问题，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与现代中国具有相关性或相似性？策划这次讨论所用的标题只是给出一个论题的范围，并不意味着接受一种惯常的范式，其初衷也并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激发思考。七位学者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与视角，而讨论最有意义的结果在于重新打开了这一问题的复杂面向。在此发表的是各位与会者根据现场录音记录修改整理后的发言，每个发言之后附有“讨论部分”，是经过编辑删节后的现场互动回应。
来自：《知识分子论丛》8辑主题笔谈：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