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在其描划现代精神的著名论文〈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中宣称：政治是人类的命运，但如何理解政治，取决于人如何理解什幺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政治制度（国家）最终取决于人在道德上的决断。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十六世纪，神学拥有权威；十七世纪是形而上学；十八世纪是道德；十九世纪是经济；二十世纪则是技术"。这里所谓"拥有权威"，指国家从某种理念获得其现实性和权力，对拥有不同理想的敌对群体所争吵的问题作出了权威性的决断。"技术"成为现代的时代精神，意味着现代国家的所谓"非政治化"的真正含义就是一种"道德"理念。
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就是用"技术"取代传统的道德决断，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妥协。如果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没有分歧，对于如何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原则上能够达成一致。如果人类围绕什幺是正义、什幺是善总是相互争吵，怎幺办？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对这一人类困境的永恒解决：彻底放弃什幺是正义、什幺是善的问题，只关心手段（技术）。这就是为什幺，自由主义要以价值的中立性作为国家的基础本身，"技术"本身成了一种信仰——解决"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的信仰。"当今对技术的普遍信仰是不言而喻的，其根源无非在于人们能够相信他们在技术中找到了绝对中立的基础……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甚至经济方面那些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不同，纯粹技术性问题要求某种明确的客观性，它们允许达到清楚的解决。"
可是，技术只是看起来中立，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实际上不可能中立。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徒有其名，事实上是一种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人类一致的道德精神。施特劳斯在评论施米特的论断时更为尖锐地指出："只有以人生的意义为代价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因为只有人们不再提出何为正义的问题时，才有可能不惜一切达成一致；不过，如果有人放弃了这个问题，他就等于放弃为人"。追究到底，自由主义无异于主张，人类再也没有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上帝早就告诫过人不要吃分辨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希腊哲人偏偏以摘食知识树的果子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西方文化及其历史在知善恶的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终于承负不起。西方哲人的后裔们于是庄严宣称，要放弃善恶的知识。
人类价值问题必然会引发生死悠关的争端——人类划分成朋友和敌人的政治斗争，然而，以技术手段真的可以解决争端？后现代主义看到，技术统治是更为可怕的暴君。由于最终不能指望靠任何自然－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技术消除人间的欠缺和残酷，后现代哲人们决定干脆犬儒算了。
福科在临终前的讲课中，颇有预感地详细谈到苏格拉底的一生，似乎自己一生追究道德知识的压制体系堪比苏格拉底。当他叙说苏格拉底与种种流俗的公共意见和真理权威的不懈斗争时，一定想到自己与历史习传的公共意见和真理权威的不懈斗争。福科将西方哲人归类为两种典型：要幺以苏格拉底为榜样，要幺以犬儒哲人为榜样。福科敬佩的是犬儒哲人而非苏格拉底的信念："没有确定的经典"，也"没有固定的、可以得到公认的信条"。犬儒哲人是另一类"牛虻"，以触犯法律、嘲弄习俗、无视禁忌的漫言对大众说话，搅混社会生活，不像苏格拉底那样，仅仅对一群菁英说话，引导他们分享各种永恒的普遍观念。
苏格拉底临终前为什幺要让友人宰那只公鸡献祭？福科解释说：苏格拉底不过与虚妄作了一辈子斗争，有如唐吉坷德与风车搏斗，苦不堪言不说，实在没有什幺意义。如今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必须解脱与虚妄搏斗的个体命运，于是让友人千万不要忘了宰只公鸡献祭，以告慰自己备尝艰辛的灵魂。福科在临终讲课中，显然有点后悔自己一生的努力没有真正贯彻犬儒哲人的风范，用了苏格拉底的方法来实现犬儒哲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