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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后自由主义的犬儒

  

  施米特在其描划现代精神的著名论文〈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中宣称:政治是人类的命运,但如何理解政治,取决于人如何理解什幺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政治制度(国家)最终取决于人在道德上的决断。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十六世纪,神学拥有权威;十七世纪是形而上学;十八世纪是道德;十九世纪是经济;二十世纪则是技术"。这里所谓"拥有权威",指国家从某种理念获得其现实性和权力,对拥有不同理想的敌对群体所争吵的问题作出了权威性的决断。"技术"成为现代的时代精神,意味着现代国家的所谓"非政治化"的真正含义就是一种"道德"理念。

  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就是用"技术"取代传统的道德决断,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妥协。如果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没有分歧,对于如何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原则上能够达成一致。如果人类围绕什幺是正义、什幺是善总是相互争吵,怎幺办?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对这一人类困境的永恒解决:彻底放弃什幺是正义、什幺是善的问题,只关心手段(技术)。这就是为什幺,自由主义要以价值的中立性作为国家的基础本身,"技术"本身成了一种信仰——解决"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的信仰。"当今对技术的普遍信仰是不言而喻的,其根源无非在于人们能够相信他们在技术中找到了绝对中立的基础……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甚至经济方面那些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不同,纯粹技术性问题要求某种明确的客观性,它们允许达到清楚的解决。"

  可是,技术只是看起来中立,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实际上不可能中立。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徒有其名,事实上是一种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人类一致的道德精神。施特劳斯在评论施米特的论断时更为尖锐地指出:"只有以人生的意义为代价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因为只有人们不再提出何为正义的问题时,才有可能不惜一切达成一致;不过,如果有人放弃了这个问题,他就等于放弃为人"。追究到底,自由主义无异于主张,人类再也没有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上帝早就告诫过人不要吃分辨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希腊哲人偏偏以摘食知识树的果子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西方文化及其历史在知善恶的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终于承负不起。西方哲人的后裔们于是庄严宣称,要放弃善恶的知识。

  人类价值问题必然会引发生死悠关的争端——人类划分成朋友和敌人的政治斗争,然而,以技术手段真的可以解决争端?后现代主义看到,技术统治是更为可怕的暴君。由于最终不能指望靠任何自然-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技术消除人间的欠缺和残酷,后现代哲人们决定干脆犬儒算了。

  福科在临终前的讲课中,颇有预感地详细谈到苏格拉底的一生,似乎自己一生追究道德知识的压制体系堪比苏格拉底。当他叙说苏格拉底与种种流俗的公共意见和真理权威的不懈斗争时,一定想到自己与历史习传的公共意见和真理权威的不懈斗争。福科将西方哲人归类为两种典型:要幺以苏格拉底为榜样,要幺以犬儒哲人为榜样。福科敬佩的是犬儒哲人而非苏格拉底的信念:"没有确定的经典",也"没有固定的、可以得到公认的信条"。犬儒哲人是另一类"牛虻",以触犯法律、嘲弄习俗、无视禁忌的漫言对大众说话,搅混社会生活,不像苏格拉底那样,仅仅对一群菁英说话,引导他们分享各种永恒的普遍观念。

  苏格拉底临终前为什幺要让友人宰那只公鸡献祭?福科解释说:苏格拉底不过与虚妄作了一辈子斗争,有如唐吉坷德与风车搏斗,苦不堪言不说,实在没有什幺意义。如今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必须解脱与虚妄搏斗的个体命运,于是让友人千万不要忘了宰只公鸡献祭,以告慰自己备尝艰辛的灵魂。福科在临终讲课中,显然有点后悔自己一生的努力没有真正贯彻犬儒哲人的风范,用了苏格拉底的方法来实现犬儒哲人的目的。

  自由主义对犬儒多少还有些犹豫,超逾自由主义,意味着义无反顾地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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