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像一部未完稿的巨大奇书，召唤着人们去“破译”、“解读”和“继续创作”。政治体制改革，恰是中国这部大奇书中最艰巨的篇章。
目前，海内外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路，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所谓“新权威主义”，其要旨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发展出口导向的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其理论来源是对所谓“东亚四小龙”经验的总结；第二种思路可称为“照搬派”，即搬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多党制代议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
这两种思路有一个共同点：缺乏历史深度，缺乏对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方文明的新形势的把握。
什么是中、西方文明的新形势？可以说，这个“新形势”就是中西文明的交流碰撞在今天，形成了过去五百年来未曾出现的新局面。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中国人而言，代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那么，1993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中国为按总产值计算的世界第三大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则代着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2年）以来，西方人第一次认真地把中国当成平等的竞争对手看待。
当代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表明，哥伦布运航的真正动机是向中国皇帝传播基督教，寻找黄金只是他要西班牙王室资助其运航的藉口。五百年来，西方思想的主流从未把中国当真看成平等的竞争对手（尽管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一度倾心中国文明，但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基本不值一提，尼采更把中国称为“变革能力已经死亡数世纪之久的国家”）。
与这种论调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近年来关于“中国的崛起”，甚至“中国军事威协”的种种论调。我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是1995年夏季号《经济视角》(该刊是美国经济学会重点刊物）上的专题讨论，“西方工人的工资是由北京决定的吗？”。这一讨论的背景，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伍德在1994年发表的专著《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简单地说，伍德的专著表明：一旦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真的充分加入世界市场，西方非熟练工人将会受到很大损害。因此，西方热心“经济全球化”的人，实乃不知深浅。
种种迹象表明，由于西方五百年来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将是严峻的。中国将不可能像“东亚四小龙”那样利用冷战时期美国市场开放的条件，成功地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因此，“新权威主义”思路中的经济前提，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更何况，即使在“东亚四小龙”国家，政治上的“权威主义”与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因果关系，也是大可怀疑的！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新权威主义”，只是反映了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想象的贫乏！
比起“新权威主义”来，这二种思路，即照搬西方多党制代议民主也并不高明。这种观点将“民主”这一抽象概念直接等同于目前西方的具体民主制度形式，是“制度拜物教”的一种表现（参见崔之元著《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中国与世界》九七年第四期）。“照搬论”者实际上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作“共生体”，完全忽视了关键的历史事实：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越有钱越有发言权，“民主”的逻辑是人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两种逻辑的冲突是显然的。目前西方的具体民主制度安排，是“资本主义”与“民主”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妥协的结果（例如，“普选权”在英国的实现，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宪章运动的成绩，资产阶级和贵族是主张财产限制、反对普选权的），还不是“民主”的理想制度体现，但由于“资本主义自然倾向于民主”的神话流传已广，我们有必要对之加以较详细的反驳。否则，中国政治改革的制度创新将难以设想。
我认为，一部美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充分而生动地表明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内在矛盾。众所周知，美国选举的投票率很低，总统选举也不过百分之五十左右人投票，议员、州长的选举才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人投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反映的是二十世纪的情况。1840年至1896年，总统选举的投票高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间，关键的转折点1896年的总统选举。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沙特斯耐德在其名著《半自主的人民》中所说，“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必须追溯到1896年的总统选举。”在那场选举中，美国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与共和党联手，击败了“民主党”和“平民党”的共同总统侯选人布来恩，这标志着1880和1890年代轰轰烈烈的“平民运动”的终结。以此开始，美国共和党和“经济精英”做了一系列法律上的限制安排，使民众的民主参与程度大大降低，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从1896年的百分之七十九下降到1920年的百分之四十九。直至今天，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还在这个数字徘徊。在这个意义上，沙特斯耐德说，美国政治至今仍在“1896年系统”之中。
“1896年系统”是对“平民运动”的反弹，而“平民运动”则是对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挑战。出于对“平民运动”的恐惧，“1896年系统”设置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普通民众参与选举的制度，特别是在“选民登记程序”上大做手脚：选民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繁琐的“识字水平测验”，要交“人头税”，才具有选民资格。选民登记从1896年前的永久性登记改为年度登记，从非本人登记改为本人现场登记。由于登记的规定时间短、地点远，要求选民每年本人现场登记的动机显然是要减少有效选民的数量，而被减下去的选民往往是通不过这些繁琐程序的劳动大众。
1965年美国通过的《投票权法案》虽然取消了对黑人投票的一系列额外限制，但在选民登记上仍未做出简化，未能真正突破“1896年系统”。1983年以来，美国民间进步力量发动群众，争取简化“选民登记程序”，以使更多的人通过多种渠道得以登记。已有多种简化方案被提出，如领取汽车执照的地点可进行选民登记，可容许通过邮政信件进行登记，可以容许在总统选举当天登记参选，等等。但是，代表美国“经济精英”利益的里根政府却多方阻挠在一些州已经开始的简化“选民登记程序”的实验。目前，美国普通劳动人民冲破“1896年系统”、争取扩大民主参与权力的斗争，还正方与未艾。
我们回顾美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的内在矛盾。“照搬派”看不到这一矛盾，他们的观点是对西方现有具体民主制度的美化。在这层意义上，“照搬派”和“新权威主义”者一样，都不具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精神。
我们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恰恰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扬弃基础上，争取更充分的民主的思路。这一思路有“两个中心论点、一个基本制度”。第一个论点是“公有制是充分民主的保障”，因为它可以摆脱私人资本对自由平等的民主参与过程的干预；另一个论点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因为没有民主，公有制就无从得到实现、无人加以监督，就有退化到少数官僚私有化的危险。总之，“民主”和“公有制”两者应是互为对方的根本保证的。我们的新思路所主张的基本民主制度，可称为“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度”，这种基于对中国国情和西方今日之多党制代议民主的批判考察而得出的，其要点如下：
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使信息传迅大大加速。从而使选民深入了解具体问题(issues)的能力加强，而不必再靠侯选人的政党身份去推测侯选人的政策取向。例如，在近年美国，同一个选民可能同时投票选民主党的总统和共和党的州长，或同时选民主党的参议员和共和党的众议员。这是因为一旦选民了解具体问题的信息成本降低，侯选人的政党身份便不再那么重要了。可见，多党制在美国作用也在下降。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根据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直接选举。据统计，不少地方真正举行了多个侯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如辽宁铁岭地区），但结果仍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当选人是中共党员。有趣的是，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当选，并非由于政党身份，而是被村民们认为“能人”。因此，只在有竞争性选举，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情况下，政党身份（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对侯选人获胜与否并不重要。
目前，中国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电视台，农民家用电视普及率也很高。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镇鲁格庄已率先利用本村电视录像传播竞选辩论。这表明，中国政治改革采用“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下一步改革应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这将是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扩展，并对更广规模的“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打下实验的基础。
总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是中国政治改革可能出现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新权威主义”和“照搬派”，这一新思路力争在中国实现比西方现有制度更充分的民主。我们相信，这一新思路是有希望的，因为它可以回答迈入二十一世纪中、西方文明的复杂问题。例如，按照这一思路，香港九七年回归中国，标志英国百年殖民统治的终结，是值是庆贺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能使这一庆贺在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获得崭新意义的，是中国力争在香港建立比英国殖民晚期更充分的民主而不是相反。如果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大陆，中国都能够建立比西方现有制度更充分的民主，那么，中国才能真正算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