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韩寒以一篇《太平洋的风》再度引发人们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憧憬，台湾学者却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忧虑与反思。韩寒眼中的温文友善、拾金不昧与助人为乐，究竟是否是台湾社会独有的民族特质？台湾的“公民民族主义”究竟包含哪些侧面，又是如何形成？韩寒将之归因于台湾保存了中华传统美德，台湾学者又如何看待？
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民主化过程中，台湾社会的内聚力不断发生变迁，统独议题与身份认同成为饱受争议的话题，更因中国大陆的崛起而诱发了新的困惑。近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吴叡人发表论文指出，能够维持台湾政治内聚力的“向心力”，原本是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公民认同；然而，2008年以来的台湾大选造成了国民党支配之下的“竞争性威权体制”，民主制度面临重大破绽。作者认为，唯有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才能协助台湾度过制度危机、重建公民认同。
本文使用的公民社会概念，意指与国家和市场互为补充和对抗的第三领域，且不包括与国家重合的政治社会。作者认为，台湾的社会运动是民主转型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曾与民进党密切结盟；但随着2000年民进党政权成立，社会运动与政党的盟友关系瓦解，从而形成了独立于政治社会之外的、自主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之一。
作者指出，台湾目前已形成制度化审议（选举、代议、司法等政治社会组成部分）以及非制度化审议（社会运动、媒体等公民社会组成部分）双规并存的民主政治形式。当前者出现破绽时，后者能够积极发挥审议功能，防止民主制度失效，其具体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制衡、促进选票转移、在野党意识形态与正当性的重建。
2008年马英九与国民党大胜之后，台湾出现体制内制衡失效的危险。此时公民社会恰逢两个契机，因而得以迅速扩张：其一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台縀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其二，台湾各地科学园区的不当开发，使土地、农业与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此外，马英九在美国牛肉、八八风灾等议题上的不当处理，开在腐蚀执政党的正当性，创造了强大的反对民意。在反对党丧失公信力、出现政治真空的局面下，公民社会取而代之，成为批判政府的主要力量。尽管公民社会不具备参政能力，却能够促使选票流向民进党，使原本一蹶不振的反对党获得复苏机会，并诱使国民党分裂。
2010年五都选举中，民进党竟能翻身占据上风，其士气恢复如此之快、蔡英文的个人权威建立如此成功，与公民社会对国民党的制衡力量关系密切。这一过程，作者称瘀为“逆说的民主巩固”。
这一波社会运动浪潮的特点是，几乎每一次运动都是学生、农民、人权、消费者、环保、公民媒体等多种社运行动者的结盟，这意味着台湾公民社会内部有一个相互重叠且相当稳定的网络。其中，公民媒体扮演了传播、动员、组织与审议的关键角色，它们突破商业媒体的封锁，迅速传播信息，并协助深化公共讨论。这其中既包括公共卫视等“制度内运动者”，也包括“苦劳网”等网络公民媒体，更包括以这二者为渠道的个人公民记者。2010年大埔农民与警察的冲突，便是在公民媒体的报道之下为公众所知，从而推动了二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作者观察到，台湾公民社会的论述正在迫使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朝着更加进步、包容和整合能力更强的方向进化。原本的台湾民族主义以民进党为代表，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核心，却无力整合蓝绿分化的台湾社会。而公民社会进一步要求分配正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社会公民权，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核心价值，逐渐形成了跨越蓝绿分野和种族隔阂的共同价值。作者指出，这一中间偏左的意识形态抬头，意味着阶级或许将取代族群，成为台湾最显著的政治分歧。
在这种新型社会认同的带动下，民进党也出现了向公民社会靠拢的“再进步化”和“左转”倾向。然而作者在最后提醒我们，台湾社运的“进步本土主义”固然具有公民民族主义的要素，也冲击和影响着政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却并非完整的民族主义，因其虽有趋向于一致的共同价值，但成员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历史脉络与国族认同，从而遗漏了民族主义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共同体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