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政治理论的回顾，探索中国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理论范式、实践基础和实施途径。提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是顶层设计与实践经验的综合体，不是循序渐进的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一个人为设计、需要不断完善的、大规模的人类协调的复杂系统；正确的思维范式导向、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策略设计，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提；同时，对现代治理体系的本质、形式、目标和策略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阶段和攻坚阶段，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以强烈的使命感、啃硬骨头、突破利益藩篱、勇涉险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争在2020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制度体系。
这一决议，将中国辛亥革命就开始的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梦想，变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政策。现代化中国梦的理想，从萌发到今天，已经历经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它酝酿于戊戌变法、公布于辛亥革命、立足于新中国的成立、规划于1965年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奠基于1978 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则是表示它已经深入到中国现代领导的集体意识之中，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和发展的操作性目标。
它与中国现发展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这都是中国管理学人必须完整理解和身体力行地用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协助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对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的回顾，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提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和政策思考。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的参与。
2 现代化
“现代化”在英语里是一个动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To Make Modern”，即“成为现代的”之义。Modern这个词作为表示时间概念的形容词，原意为“现世（代）的”或“近世（代）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罗荣渠指出，“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1]。一般来说，西方社会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和现代（Modern）。中世纪的结束意味着现代的开始。启蒙运动是突破中世纪的先驱。十三世纪诗人思想家旦丁（Dante）的“神曲”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被认为是中世纪资产阶级叩响近代社会大门的思想解放运动先锋。薄伽丘的“十日谈”，彼得拉克的“歌集”，都是那个时代脍炙人口的杰作。十五世纪开始，许多文化艺术和思想革命的先行者踊跃参与了推动“现代”的运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孔德、涂尔干、韦伯、西美尔、特洛尔奇、舍勒、松巴特、华勒斯坦、波德莱尔、贝克、卢曼、马克思、托克维尔、尼采……。
他们中有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等等。他们作品和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人文主义的思想，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妄说，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歌颂爱情，要求解放个性，并多方面发展个人才智，提倡冒险精神；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提倡理性，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和唯物哲学；反对封建的残酷压迫，提倡仁慈、博爱；反对等级制度，歌颂友谊和个人品德，提倡平等。这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表现了蓬勃的朝气、乐观的精神、强大的自信和巨大的创造性。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系统的价值基础。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当然，现代（Modern）一词除作为事件尺度的概念外，还有另一含义，即“时新的（New，Up－to－Date）”与“时髦的（New Fashioned）”的意思 。
“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或学说是在半个世纪前出现的。1951 年6月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特征。195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中提出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1966年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中》写道：“如果必须给‘现代化’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这样说，它是历史形成的各种体制对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适应过程，这些功能因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激增而处于迅速变化之中。”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曾在《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一文中，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做了精彩的、集合式的表述：“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复杂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长期的过程、阶段性的过程、同质化的过程、不可逆的过程、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概念[2]。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有学者将现代化归纳为：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不仅在技术使用层次，也是一种心理态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文明的形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可用图1表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现代化的进程和特点可以大致用表1 表现出来[3]。
人类从原始社会走来，逐步过渡到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生产力，冲击生产关系，带来社会变革。其中，铁器和青铜器的发明提供了农耕工具，创造了农业文明；蒸汽机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类使用机器工作和运载的能力，带来了工业革命，创造了城市文明；而信息技术的革命则给我们提供了后工业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经济生活方面，由于技术的大规模使用，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市场和公司的出现，使现代社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人类自古就有的富足平等的理想不再是海市蜃楼；在政治生活方面，基于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政府就成为可能。社会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从原始社会的迷信，到封建社会对君主的依附，到现代社会追求物质财富和后工业社会对人的价值的追求。相关的理论和思想家有亚当·斯密、庇古、洛克、霍布斯、卢梭、康德、马克思、恩格斯、凯恩斯、罗尔斯、阿玛蒂亚森等。他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特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分配的原则。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现代性的特征，可以大致表述为：技术使用普遍化，人际关系平等化，政治生活法理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和市场化，生活形态都市化，分配方式均富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社会化。
治理（Governance）是一个古老又现代的词语。传统上，治理就是统治的意思。按照韦氏百科对治理的定义：治理指的就是统治与控制（Governance Broadly Refers to Rule and Control），是用统治的方法理顺社会关系，达到天下大治。它比小规模的组织中的“管理”内容要丰富，比强调交换行为的企业的经营管理（Management）更强调自上而下的统领和管制。
美国学者麦科迪（McCurdy）曾在著作中把公共管理等同为治理，是一门致力于寻找管理政府和公共事务之最佳途径的学问。缪勒则把治理定义为，“关注制度的内在本质和目标，推动社会整合和认同，强调组织的适用性、延续性及服务性职能。治理包括掌控战略方向、协调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有效利用资源、防止外部性、以服务顾客为宗旨等内容。”[4]世界银行学院对治理的定义是，“治理包括那些决定权利的使用方式、决定公民参与能力和公众决策的传统、制度和过程。”（http：//wbi.worldbank.org/wbi/topic/governance）还有学者把治理看作一个评估政府管理绩效的视角，治理能力可以通过政府动员政治支持的能力（合法性）、提供公共物品能力（绩效）和处理社会纠纷（冲突解决）等能力来度量[5]。
事实上，治理的内涵广博而且深入。在东方，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们早就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念。西周王朝特别重视治理中礼治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礼仪有助于维持社会体制和社会秩序。孔子生于乱世，极力推崇的就是克己复礼。孟子在治理理念上更进一步，坚持民本主义，认为人民利益应当是治理的最高目标。老子建议“治大国若烹小鲜”，他的思想远远超前于西方的自由放任市场主义。秦帝国迷信暴力征服，汉帝国则把军事力量与文明教化结合起来，唐帝国告诫自己：“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很早悟出了平衡调和的治道。著名的统治术百科全书《资治通鉴》共有294卷，记录了长达1362 年的漫长的政治史，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统治战略。对于历代王朝来讲，维护统治才是治理的首要目标。
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治理的话题也长盛不衰。柏拉图通过强调正义、节制等美德的重要性，奠定了政治学的道义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看作天然的政治动物，认为政治学应当研究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政治行为，最终应当为政治共同体（城邦）谋求和谐与秩序。治理之目的并不仅限于制止错误、保护公私财产，还要推动公共之善和公民美德的发展。这是最早的善治的思想。在深入研究古希腊150余个城邦之后，亚里士多德总结指出，最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应当保护公共利益，而非为了统治者的一己之私。
人类是天然的社会动物，由于拥有了理性言说（Logos）[6]，我们变成了社会联合体。众多家庭合为一处衍生了村落，而大量聚集的村落则发展成为国家。国家最初之所以形成，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然需要。到后来，
国家包含了许多道德性目的，被认为应当发挥作用改善人类生活。因此，国家作为一个地方联合体，并不仅仅是为了阻止恶的发生或便于交换，也不仅仅是一种保护财产和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国家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性组织，其目的正是为了人类的发展[7]。
人们对治理意味着什么也有自己的见解。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是一部为统治者征服或改造国家而出谋划策的著作。马基雅维利也因此被公认为第一位现代政治哲学家，或现代政治科学之父。古代政治理想强调公民美德及政府提升公民美德的作用，马基雅维利拒斥了这种理想。他主张统治者为了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为了获取荣耀和不朽声名，可以用不同的手段。治理意味着政治稳定、避免腐化堕落[8]。除了马基雅维利，还有很多政治哲学家也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思想。如托马斯·霍布斯强调君主专制的重要性[9]。约翰·洛克强调保护不可剥夺的生命权和可以让渡但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例如霍布斯和洛克等，都信奉个人主义和自利性假设。对他们来说，培育情操高尚的公民并不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国家并非如古典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本身就是一个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通过良好的法律、有效的执行来维护秩序与和平。政府的作用就是创造环境，以使公民身心得到自由成长和繁荣[10]。
卢梭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该问题，他愤世嫉俗地指出，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为自私和残酷寻找借口罢了。保护私有财产并非什么值得崇敬的自由，说到底不过是富人欺压贫贱者的通行证。此种情形下的民主无疑等同于富有者掌权[11]。卢梭认为，启蒙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等堕落道德观，激发了竞争、等级、嫉妒及其它邪恶冲动，全体人民都将因此堕入悲惨的深渊。卢梭希望通过达成社会契约的方式来实现善治。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马克思沿着卢梭的道路走得更远，他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善治的唯一途径[12]。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密尔相信，理性终究会超越偏见，只要官僚制坚持理性和宽容，采取民主决策机制，那么自由还是能够实现的[13]。
美国宪法制订者们与卢梭不同，他们深受启蒙思想影响。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和公民权利，坚持公域必须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公民私域的发展等理念。他们至少认真讨论过两类治理模式：一类是杰斐逊倡导的民主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民主参与和约束政府规模来保护自由、自主和天赋权利。麦迪逊支持杰斐逊的观点，他认为在民主共和国中某些狭隘党派利益是不可避免的，压制党派利益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扩大共和国的疆土和社会规模，以容纳各色各样的党派，防止单个党派独霸支配权。另一类就是汉密尔顿倡导的政府类型，主张政府实行集权控制，深入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14]。
通过上面这番追根溯源式的探讨，我们发现，如何治理是所有统治者都面临的棘手问题，古今中外很多政治哲学家都为此绞尽脑汁。有些学者认为，治理不过就是指如何巩固政治秩序、政体延续性和精英的统治地位。治理意味着荡平任何敢于挑战现有权力秩序的势力。制度结构、策略、文化、礼仪、宗教信仰等都可以作为统治手段，在统治者的容忍限度内用来达到治理的目的，即便这意味着反对力量的大规模抵抗（秦汉两代都是明证）。统治者为了确立道德准则、规范臣民的行为，也往往诉诸强有力的说服性力量（例如儒家学说）。统治者还试图利用宗教信仰的力量，通过内在的敬畏来压制臣民的欲望。对于另一些学者而言，秩序和稳定只能通过民主参与、社会契约、法治、包含制衡内容的制度约束等方式来获得。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要想确立良好的治理秩序，保证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贤明而又自律的君主制、契约君主、官僚制度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治理的最新讨论始于九十年代的世界银行。当时，世界银行资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腐败、低能、低效、专制，滥用通过世行项目借来的款项。但作为国际民间组织，世界银行又不能直接干预别国政治。因而提出用公民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参与协作治理，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问责。许多学者参与推动了近些年对治理的研究，他们把治理界定为公平而有效的惯例和组织制度，国家权威要强调效率、效益、参与民主、法制、开放、透明、回应、问责、公众舆论支持、公平公正、有战略目标。这就是近年来大力提倡的善治，追求民主、效率和高尚的道德标准。治理需要“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公共福祉。是指一个平稳选举、管理和更换政府的过程，一项有效管理自身、合理执行政策的政府能力，一种公民和国家相互尊重、职能机构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状态。”[15]
世界银行推动治理的努力与西方国家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小政府分权改革正好契合。在分权、改革大政府、私有化的口号下，西方政府大力裁剪政府人员，削减公共支出，降低国家税收，使很多原有的政府功能转到民间。公共财政乏力和政府能力的降低，使得多方合作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和设想，也是一个管理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政府、协同政府、民主治理的理念就得到了更有力的推崇。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归纳出六种已知的治理类型：
（2）前现代民主治理理想，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教育公民，实现更高的道德目标；
（3）现代早期的马基雅维利型治理，关注君臣关系，主张不论是铁血手段还是绥靖手段，目标都是维护统治秩序；
（4）现代启蒙治理哲学（自由利益群体治理），强调所有个体和社会力量之间长期互动和相互影响，保障个人利益和财产权利。不过，这种治理哲学遭到卢梭和马克思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为富人统治穷人装饰门面；
（5）现代官僚型治理，遵循法律和道德激励的方式来设计制度、推崇信任，一些启蒙思想家和理性社会精英持此观点；
（6）民主善治———民主社会主义的治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治理是一个关于统治的学问，因时代诉求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前现代权威型治理以满足统治者的私欲为要旨，罔顾普通百姓的死活。前现代民主治理理想虽然富有吸引力，但比较理想化，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和有力的治理方法来实现这样的理想，不切实际。马基雅维利式治理是早期现代的一种治理思想，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在这一体系下，虽然君主不是君权神授，但作为社会监护人，普通百姓也容易沦为仰君主的鼻息过活的众生。启蒙思想家设想的民主治理体系的实践者为美国等国家，这一体制有赖于被治者的积极参与，而被治者是否拥有平等参与权却常常是个问题。并且，参与者的素质也决定治理方式是否可行。现代官僚型治理，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普遍形式。按照一定的法理原则，建立起一套韦伯意义上的官僚的科层结构，通过统一意志、科层结构、机构分工、制度化管理、数据和文牍、对资源的掌控、全职的官僚从业人员等等方式协调社会，将国家中的精英意志转化为国家治理的现实。但大型的官僚体制，也有自己的天敌，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官僚会异化，成为不是执行国家意志的工具，而是对社会和国家巧取豪夺的摄利者或摄利集团。现代民主治理是自由主义高度发达后的一个可能的方向。马克思、达尔等优秀的思想家早就对此有所讨论。但实现民主治理的条件是有高度民主意识和自觉素养的公民，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提出国家的目标是要教育公民，孙中山提出宪政之前训政的必要性。
每种治理类型都有自身的问题和缺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目标：有效地解决冲突，保持稳定。一旦社会冲突能比较容易地化解，善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低水平的治理会破坏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逐渐降低其存活能力，而高水平的治理能够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满足社会的多样需求，达到国富民强、人民幸福。
岁月流逝，一度盛行的杰斐逊式政府（启蒙民主型治理）早就让位给了汉密尔顿式政府（官僚型治理）；自由主义利益集团政治因其违背公民利益并让政府变得虚弱不堪，也遭到猛烈攻击[16]。美国政府常常因为财政预算问题而关门，大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市场动力型方式正在沦为垄断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傀儡，利弊权衡中“弊”大于利。著名的美国学者罗义和金斯伯格说过，一个分权的国家，一个过去留下来的政治古董，是不足以面对新治理时代的挑战的[17]。
历史的回顾，使我们了解到，治理的本质是统治，它有不同的类型，反映的是不同的时代诉求，我们要寻找的现代治理模式应该是源于过去，但高于过去的模式，即有现代的人文精神（人本主义）、现代的民主精神（公民参与）、现代的管理工具（现代行政官僚和信息技术）、现代的道德准则和现代的高度运行效率。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建立民国开始，到十八大决议提出的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它一直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一个心结和追求。这个过程漫长而艰巨———有人提过央地分权和联省自治，有人努力推动过新生活运动，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毛泽东主席的十五年赶超英美，周恩来的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邓小平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都是这一努力的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多方位的改革，九十年代以来，大量立法，向社会分权；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确立公共服务为政府基本职能，从管制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确立“建设服务型政府”。与此同时，民间组织大量涌现。2010 年，民营企业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企业对全国GDP的贡献已经达到65％以上，占出口的68％，民营企业缴纳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近50％，民营企业为全国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局部已超过90％以上。最新一轮的事业单位改革，将中国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提到了议事日程。
十八大提出从治理体系上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前期准备就绪、系统推进制度性现代化的战斗号角。这一努力需要面对的，不单单是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的思维意识，也要面对改革开放后在传统制度结构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新的利益藩篱。以农耕文明立国的中国，缺乏现代的体验，科学民主的精神也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人心。但中国全面现代化的任务，在全球化和高科技竞争的时代，显得尤为迫切。十八大提出的顶层设计的思想，是基于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制度体系的一个深刻了解。我们知道，现代人文价值中的人人平等原则，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等都是抽象理想的产物，不可能是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历史自然演化的结果。有人生于富贵之家，含着金元宝来到人间；有人生来体弱，说不定还要靠特护生存。平等的理念，并不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之中。但历代思想家们，在深入了解人类发展历史的经验性研究中，体会到如果我们只是靠生物本能，行从林之法，弱肉强食，那么每隔一段时间，必有动荡、反叛、暴力、嗜杀，朗朗乾坤，就会永无宁日。要想有人文的关怀，要想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套有别于传统封建君主体制的现代管理体制的诞生。
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引发了文艺复兴对古代理想的憧憬，进而催生了现代的人文价值观，与自古就有但遥不可及的人类理想遥相呼应。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民生民本的理想也是早已有之。但苦于没有实现的途径。基于现代管理技术基础上的现代治理思想的出现，给中国继续发展和前行带来了福音。西方早于东方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给中国全面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但是，如何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国面对两大挑战。一是思维范式的挑战，一是管理技术的挑战。
思维范式方面，中国面对几大思潮：
（1）阴谋论，
片面以全世界为敌，认为西方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围堵和危害中国。这种思维范式影响中国开放性地与世界交往，不利于分清真正的敌友，不利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也是不自信的表现。红楼梦里探春有一句话，一语道破与外部关系的要点，“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方能一败涂地！”所以说，克服阴谋论的途径，是关注自身力量的建设和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力。
（2）假马克思主义或形而上学的马克思思潮。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寻梦途中，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和立国之本。马克思自己就认为自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们早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违背了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和革命的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和形式化，断章取义，没能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科学批判和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甚至将执政维权不作为一个过渡性工具，而是作为一个终极目标，忘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建党初衷。忘记了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必须在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最终消灭自己。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里特别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第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第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三，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8]在革命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政权就有了更宏大的目标。忘记了这个目标，就是套着马克思主义的外壳，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一种思维形式。
（3）全盘西化论，认为作为一个传统国家，中国文化是病入膏肓，不彻底剔除不得以重生。这中间，有崇洋的思考，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无奈。用这样的思维范式，指导制度建设，也会引发错误的选择。
（4）只想往回看，不想往前看。这种思潮努力要开发传统，到没有现代文化基因的故纸堆里找寻未来发展办法和方向，是南辕北辙的努力。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指的是论语思想的丰富。但如果真的细读论语，体会其精髓，让其深入自己意识形态，那还就真的治不了天下了。论语是帮助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核心思想与现代的平等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理念。读通了论语，就成为一个完全的封建秀才，失去了治国平天下的真正能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多被历代统治者过滤和掩埋了，没有得到好的成长和发育。要真正弘扬中国文化，必然要走将之与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发展联系起来的道路。或许，这样的努力，会最终告诉我们，原没有必要做东方和西方之分，优秀的思想，东西方都有过，不同之处在于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条件的区别。一旦进行了有效沟通，它们之间相通的地方或许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5）开始追求西方的后现代思想，提倡争夺世界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忽略的是话语权的基础是“实力”。如果西方首先提出“子弹头式高速列车”，那是他们已经有了这类列车。他们的特点、规律、运行等都有一套体系，我们在学习的基础上再加发展，就是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前有基础，后有方向。如果另起炉灶，自成一体，只能妨碍沟通和学习，创造学习和交流壁垒，也往往闹笑话。前不久公安部创新提出，黄灯不停要罚款，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西方一百多年工业化的经验告诉我们，汽车的行驶有巨大的惯性，黄灯的设立是一个缓冲。如果强调自己话语和法规，不注重过去的经验，只会贻笑大方。不在前人优秀武学的基础上自创武功，更多的结果是走火入魔。
所以说，中国现代治理体系的创立，首先要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盲目历史主义、片面马克思主义、无原则的西化主义和违反科学原理的片面感性主义。需要正确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客观、科学、平和、谦虚、认真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审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以向前看的精神，建设中国的现代治理体系。
建设现代治理体系的第二个挑战是管理技术的挑战。现代治理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现代管理知识和技术为依托。复杂系统是具有相当数目的单元、能够基于局部信息做出行动的智能性、自适应性主体的系统。它不是简单系统，也不是随机系统，不是简单线性系统，是一个复合的有许多子系统的复杂系统，相互作用、依赖、学习和共同进化。简单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弱，复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强。复杂系统中的个体一般来讲具有一定的智能性，例如组织中的细胞、股市中的股民、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司机，这些个体都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部分环境通过自己的规则进行智能的判断或决策。复杂系统常常具有突现性、不稳性、非线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但它却有潜在的秩序。现代政府的治理系统，只要有清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基石，有优秀的政府雇员维护这种价值体系的神圣，许多枝节问题就会不攻自解。
由于一个现代政府组织不是一个线性的简单系统，不少人对顶层设计存有疑虑。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设计是无用的，制度不如变化快。但如果从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现代政府，很多疑虑可以迎刃而解。复杂系统的设计是必须有系统，而系统是有目标、有体系的；系统内部机构单元是智能和动态的。系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吞吐能力。
如果说现代治理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官僚系统的话，现代官僚系统应不再是我们传统认识的那个僵化、文牍、全国一个板块、几十年规定和管理原则不变的传统官僚。它有结构，有网络，有协调，有分权和集权，有内部的统一和竞争，有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鼓励公民参与决策，有优秀的员工，有强大的协调和协作能力。系统也不是万能的，它必须要留有机动和不可测的空间。现在有一些学界的讨论认为治理是非政府行为，是以社会非盈利机构和社会力量为主的。这是对治理的误解。在任何社会中，政府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即便在网络化治理体系成熟完善的制度条件下，政府依然是网络系统的中枢，是发动、引导、激励和监管各种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力量。没有骨骼、心脏、神经和大脑，肌肉和皮毛何附？
应该指出，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面临的不仅仅是市场不足，价值理念不到位的挑战。它的现代政府体系———或用学界的话来说，现代官僚体系，也是严重不足。现代官僚体系是建立在现代价值观念、现代法理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原则之上的一套机构和制度体系，对内分工和运行有方，对外职责和规制清楚。只有健全的官僚制度，才能容纳规模性的市场。中国和国外的许多政府官僚体系，经历的就是一部持续的变革历史。主要问题是，如何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有一套基于特定价值理念的设计好的制度结构、流程、规制、文化和社会预期。在这个制度环境中，有统一，有分工，有法制，有问责，每一个地方政府和独特的部门，有一定的法规体系、自由度和灵活应对的空间。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可以自动调节。政企关系的改革，中央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公共决策的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城乡分治的改革，公务员体系和职责的改革，事业单位的改革，都属于建设这一现代治理体系的努力。
现代治理体系，可用图2大致表现，其中，大椭圆为国家社会，三角为行政管理体系，也称为现代官僚体系，圆形图案代表市场，棱形为非盈利组织，折叠型为民间联系国际社会的纽带，角圆型为城市政府。地方政府按公司化或现代财团法人的方式运行，灵活高效，易于监督，也在为民服务方面富有创新能力。
特别要提到的是，现代治理体系并不是后现代治理体系，它的核心还是以科层结构为主干的建立在现代价值观和法理基础之上的行政官僚体系，是国家社会的主心骨，由优秀的社会成员（训练有素，有现代价值观和工作技能、服务精神的公务员）作为其运行的支撑。在民俗文化中，一般都有对官僚体系的抨击。但如果想想为什么军队使用行政的方法进行管理，为什么企业做大做强后要兼并其它企业，形成规模企业，或是教会这样的宗教组织，也使用等级制来进行管理，我们就会知道，行政科层的方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管理方法[19]。它与市场、意识形态方法一起，为人类组织管理的三大方法，各有利弊，需要用互补的方式克服各自的天敌（如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意识形态失灵）。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政府是法律环境和规制的打造者，文化的捍卫者和创新的支撑者，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只有良好高效的政府，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法理环境。
现代政府本质上还是精英政府，有人说，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人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在与环境、自然和历史传承互动和博弈的过程中，人类已经有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有抱负有理想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及支持他们事业目标的广大人民，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立志腾飞的主心骨。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啃硬骨头、突破利益藩篱、勇涉险滩、不怕狭隘民粹主义者和强大利益集团的指责，以国家民族百年大计为重，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制度体系，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走向辉煌。
5 结论
写到此，我们对现代治理体系就开始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本质上，现代治理体系的基础是以民为本的现代人文价值观和为捍卫和弘扬这一价值体系而设计建立的制度体系。它的形式是，法理化，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透明化。它的运行目标是张弛有度、灵活有序、协调合理、高效、公平和正义。它还是一个不完美的复杂系统，需要不断调整和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它的复杂和不完美性，才能在设计和管理过程中留存足够的空间和自反应机制，保障它的自我调节和人为调节的功能。行政改革是一个永恒主题的提法，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之上的。
建立这一制度体系的策略应该遵循在现代价值原则指导下的政府体系和管理目标设计、规制建设、市民教育、民间力量培养、地方治理，循序渐进，务实调节。制度设计的底线不是循序渐进的可能，而是建立在抽象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原则。虽然一时一地做不到，但每一步都努力，都是向这个原则靠近。毕竟，“现代”与“政府”一样，是一个人类的创造，一个文明的果实，必须也应该按理想的目标进行设计，才不会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走弯路。中国已经属于后发的国家，在许多国家已经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时代，还在从传统向现代蹒跚前行。有了三中全会全面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决策，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会得到大踏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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