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至今，人们对此次事故的批评焦点是铁道部的处理方式。在生命抢救、信息发布、事故调查、家属抚恤、媒体应对等诸多环节上，铁道部的表现都令人失望。不过，作为一名曾经的公务员，虽然未曾在铁路部门工作过，但是我颇能理解铁道部的做法，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铁道部在事故处理时，优先考虑的当然是其生产目标，即尽快通车。救人固然重要，但其前提是满足通车的时限要求。这其实是铁道部在处理以往类似事故时的常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为什么这一次却遭受如此大的批评与反感呢？
在笔者看来，事故人群及发生区域的特性，让铁道部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次错误的应对。此次事故人群不同于以住矿难的遇难矿工，后者基本上是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从已经披露的遇难者职业来看，除大学生外，以企业经理、公司白领、公务员、教师等职业为主，这些人统统属于中产阶层。而他们的亲属，从媒体报道来看，多数也是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不同于农民阶层。首先从经济诉求来看，由于拥有一定的固定财产与较高收入，在权益受损时，诉求的额度与其未来预期性财产收入目标是一致的，这也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一种经济理性体现。通俗地说，对贫穷的遇难矿工家庭来说，不要说50万元赔款金，就是20、30万元可能也具有吸引力，但是对一位遇难的中青年中产阶层人士来说，他几年的收入就有这么多，更不要说未来几十年的财产收入总额。
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由于其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不仅有经济诉求，法律、伦理道德诉求同样强烈。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冲突事件表明，在遭遇环境污染、权益受损等问题时，中产阶层往往会采用法律手段维权，有律师曾为在列车上消费不开发票而起诉铁道部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律是注重程序正义的，此次事故的受害者家庭当然会要求信息公开、程序透明、证据保存，这不是“添乱”，而是一种“追求真相”的正常法律程序诉求的体现。遗憾的是，铁道部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仍然以一种“闭门造车”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来处理事故，无论是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的表态，还是一再拖延的事故说明会，以及在事故现场对受损车辆的掩理处理，让人感觉到这仍然是一种行政权力的“傲慢”，完全背离法律文明的时代潮流。
而人们对事故现场处理方式的不满，正是中产阶层伦理道德诉求的很好体现。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彰显，人道主义理念成为中产阶层的伦理核心。否则无法理解那些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人的志愿者、那些彻夜不眠排队义务献血的普通市民，以及微博转发形式捐款百万的珠海市政协委员，这些当然都是中产阶层的义举。所以，当人们指责铁道部门抢救时间过短、遗体处理不当、缺乏人文关爱等行为时，其实是一种人道主义感情的真实流露。这一点当然也是履行单一生产职能的铁道部始料不及的，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追求GDP的部门，可能在他们看来，人就是“经济动物”，物质诉求永远是第一位的，也是唯一的，其他诉求都是次要的，可能用钱搞定的。
此外，此次事故发生的地点，以及遇难者的籍贯，多数是中国最发达的沿海闽浙地区。这一地区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等指标来看，许多城市已经进入中产社会。中产阶级的认同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所以当大众媒体，特别是以中产阶层为主要阅读对象的都市报纸，对铁道部进行一边倒的批评时，就不足为奇了。这并不是什么蓄意行为，而是中产社会的本能体现。
最后，笔者想提醒有关责任部门，今后在遭遇人祸型事故时，再也不能以闭门送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行政方式处理。这种做法在计划经济社会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一个中产社会，在面临具有多重诉求的中产阶层时，往往都是苍白无力的，只能白白消耗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温州动车事故处理的教训再次表明，包括铁道部在内的有关责任部门的社会治理水平，也应该与时俱进，必须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长式说教姿态，切实了解中产阶层的诉求，明白政府与社会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以平等协商与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