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时期，这既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据统计，全国信访总量每年都在1000万件（人）次以上高位运行，反映的问题几乎涵盖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的所有领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而且过激行为时有发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信访活动客观上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阶段。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旧的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完善尚需要一个过程，新旧体制之交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分配与调整，这种分配与调整给绝大多数人带来实惠的同时，也影响到少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在转型期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各种诉求都需要一个渠道去表达，信访就成为主渠道。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信访问题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是产生信访问题的第一大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不到位、不完善的地方，体制机制仍存在一些弊端。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不到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粗放型增长方式、盲目扩大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环境压力过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导致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明显。二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越位”、“缺位”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一方面，政府“越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还很多，致使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扭曲。另一方面，单纯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事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到位，带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导致一些重大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致使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问题突出。近年来发生的城镇拆迁、土地征用、环境污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信访问题，都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有关。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是信访问题产生的第二大根源。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管理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在管理观念、结构、制度等方面深受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影响，城市社区和农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单位化倾向愈益严重，所掌握的资源、资金又极其有限，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社会化功能缺乏有效支撑。成千上万的社团组织大都带有准官方的性质，附属在政府的业务主管部门之下，社会组织的自组织管理和自律行为的功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秩序缺乏稳定的基础要素支撑。再加上政府社会管理机构林立，社会管理职能严重分割，社会管理方式陈旧落后，社会舆论引导机制、社会自我调节机制和社会预警体系还很不健全等问题，政府很难做到及时有效了解社情民意，更好地协调和保护各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种不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要求。近年来，信访量始终在高位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与社会管理体制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是信访问题产生的第三大根源。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应看到，与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与不断提高的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在一些方面明显滞后。民主法制建设与人民民主不断扩大的客观要求还不适应；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待逐步实现；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有序表达还未形成相应完备的法律秩序；科学决策、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还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司法不公正的现象仍然存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还不能得到很好地控制；侵犯人民群众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权益的问题时有发生。这些也都可能导致信访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信访问题是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存在，反映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信访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体制障碍。具体来说，通过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法制建设进程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