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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共识破裂暂停改革是理性选择

  

  十一五期间是改革攻坚阶段,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讨论清楚几个问题:哪些改革是应该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哪里?用什么来保障良好改革目标的实现,而不至于南辕北辙?

  这几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改革最后的结果和初期的设想不一致,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到位。1985年我们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十一五期间它仍是改革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改革新阶段的逻辑

  

  为什么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首先,在推进改革的方式和策略上,现在有必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适应改革新阶段。根据苏东的经验看,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下而上的起始阶段,主要是对旧体制的改革;第二阶段是自上而下的转型阶段,即新体制的建立阶段,表现为对社会重大改革进行全民大规模的辩论和立法。

  如果把改革区分为这两个阶段,那么两个阶段改革的策略及改革策略所需要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的策略更多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我们河上有桥,河里有船,我们何必桥也不走,船也不坐,一意孤行要摸着石头过河。目前的国企改革甚至包括其他的改革,完全可以通过大规模立法的方式来推进。

  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规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现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多是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已形成的利益主体在左右改革。从1997年前后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一些改革措施引起非议?特别是一些和老百姓利益相关的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我觉得跟这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看到,1990年代和1980年代的情况不一样。1980年代是体制改革推动结构变迁,也就是说,体制改革造成了新的资源,诞生了新的社会力量。1990年代后,新诞生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定型化,并且左右改革的进程。所以,这两个时代的逻辑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规范改革中的利益博弈。

  

  为利益表达作出制度安排

  

  从改革的动力和共识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现在改革的共识已经模糊,1980年代关于改革的共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我们不正视这种情况,盲目地、一味地深化改革,将造成很多的负面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有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现阶段,利益在高度地分化,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形成,而且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相差悬殊,强有力的利益主体在左右改革,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的实施。必须为不同的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做出制度安排,并把新的安排建立在民众自己的利益表达基础上,这样才能为改革创造起码的条件。

  如果暂时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另一选择——暂停改革,尤其是暂停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呢?可以对以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或者说完善改革,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且重建改革的动力和机制。这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种理性的选择。(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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