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是拥有知识的社会阶层的统称，是中性的；而狭义的知识分子，则饱含价值和道德判断，专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不仅有深厚的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是，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不趋炎附势，敢于说真话，崇尚正义，与执政者保持一定距离，始终坚持社会批判的民间立场。本文所指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
专制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一直顽强地存在于阶级社会历史之中。或赤裸裸，或披上各种伪装，但不管以何种面孔出现，它嗜血的本性一直未变，总是以自由和民主为敌，因而自由和民主到来的步履是如此艰难。自人类社会出现专制以来，承担社会批判责任的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与其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斗争。斗争的形式，可概括为“阵地战”和“游击战”两种。
“阵地战”与“游击战”是军事上最基本的作战方式。是采取“阵地战”还是“游击战”，关键在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大小。“游击战”是我方力量相对弱小时，既能对敌方进行有效打击，又能保持我方有生力量的一种较好的作战方式。在专制社会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往往处于社会弱势阶层。在国家暴力机器面前，他们力量显得极其弱小。但良知和血性使他们不得不举起手中的笔。于是，“游击战”便成了知识分子与专制进行斗争的常用方式。（http://www.yannan.cn）
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的外围，相应分布着文化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专制国家的荒谬，首先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反人性上;其次表现在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严重不合理上。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统治者垄断公权、擭取最大私利的根本保障和掩盖其贪婪本性的最后一道遮羞布，历来统治者都是竭尽粉饰之能事，极力将其“合法化”。直接否定专制的政治制度，触犯了统治者的大忌，必然招来疯狂、血腥的镇压。
前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是该国原子弹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氢弹之父”。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政府给予他极大荣誉，他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金，三次提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但当他认清现行政体的专制本性时，走上了与体制离经叛道的不归路。1970年，他和一些朋友组织了民间性质的“人权委员会”，要求国家进行保障人权的政治改革，把矛头直接指向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当他作出这样的抉择时，厄运就接踵而至，他受到了克格勃的迫害。所有特殊待遇被取消，人身权利被剥夺，有病得不到治疗，甚至长期被监禁、流放，几乎丢掉性命。连萨哈罗夫这样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功臣，都陷入如此悲惨境地，其他一般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想而知。中外历史上，因直接对抗专制而付出自由、健康乃至生命代价的知识分子难以胜数。
在“游击战”中，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没有象萨哈罗夫那样直指专制国家反人性的政治制度，而是从文化、经济、教育、环境等多方面具体问题入手。今天针贬教育不平等，明天批评分配不公，在这篇文章中斥责道德沦丧，在那篇文章中揭露官场腐败，声东击西，进行灵活、流动作战。（http://www.yannan.cn）
龙应台是‘游击战“的高手。在上个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杂文集《野火集》里，她揭露和针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种种病象。从激情的文字里，读者可感受到龙应台对专制与暴政的痛恶和批判，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呐喊。然而，当时龙应台正处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她非常清楚对手是什么，以及对方所能容忍的底线是什么，于是，她选择了迂回的策略，绕过雷区但又执着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她说：“面对独裁政府，表面上的文化问题，环境问题，真正挖掘下去，背后都是政治问题。但政治氛围又不允许一个作者碰，那你怎么办？你只好从表面的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着手。”（据《南风窗》2003年9月上半月刊）
对专制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往往毫不留情。但他在斗争方式上，则是灵活多变的。鲁迅生活的时代，统治者严密钳制言论自由，文网遍及全国。鲁迅不能不找“钻网”的法子。事实证明，他是世界一流的“游击专家”。首先是使用笔名。他一生共使用笔名140多个 ，仅1932年到1936年四年间就多达80多个。官方检查机关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写什么”上面，鲁迅则避其锋芒，更多在“怎么写”方面用力，迂回逼近目标。就拿鲁迅写的杂感来说，他谈历史，谈文化，谈典故，题材似乎距离中国现实十万八千里，其实无一不息息相关。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于是办“地下出版社”自费印书。如以”三味书屋”的名义出版《毁灭》、《铁流》等。（据《鲁迅的最后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专制的铁掌总有漏光的缝隙，关键在于战士的智慧和策略。（http://www.yannan.cn）
从客观上说，知识分子采用“游击战”，虽可以在保障自己人身自由和安全方面提供更大的可能，但有的知识分子选择“游击战"，并不是因为缺少直面专制制度的胆识和勇气，更多是策略上的明智选择和追求批判效应长远性的审慎考虑。
龙应台说：“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作最大的‘颠覆’，作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我的不安--八十年代这样走过》）龙应台以大量切中时弊且又能为当局的最后底线所容忍的文字，依靠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由民主理念的社会化和普及化。
在短期内，也许可以打碎一个专制政权，却很难建立一个成熟、健全的民主社会。取代旧专制政权的，则更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新专制政权而已。民主社会的形成，关键在于民众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而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期沉淀，沉淀到每一个细胞里头，沉淀到文化底层里头。“游击战”虽不如把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制度的“阵地战”那样震聋发聩，但它能为知识分子赢得更多的发言空间和持续的话语阵地，尽量影响和启蒙更多的人，这有利于民众的全面觉醒和社会公民意识的普遍形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游击战”比“阵地战”有更彻底和更根本的意义。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方式，只要能够勇于挑战专制，探求通往自由和民主之路，都是社会和民族的脊梁，都是值得尊敬的。（http://www.yanna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