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报道，2012年1月19日，就一位内地儿童在港铁食面，香港乘客用粤语批评，后引发香港乘客与儿童的母亲争执一事。北京大学教授在第一个视频中批评一些香港人“明显有殖民地遗留症”，“这种人是给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他还说，“香港回归了，但人心并未完全回归”。
孔庆东后来在博文中解释说，他指某些人是“狗”，意思是鲁迅所说的“在帝国主义面前是狗，在同胞面前是狼”的不良人品。
他还在文章中表示自己曾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称赞过港人，说他们遵守规则的好习惯值得学 习，还赞港人有爱国心，又称香港并非“文化沙漠”。
笔者写过《药家鑫的药与中国社会的药》，资深作家祖慰读后回信说：“《药家鑫的药与中国社会的药》使我联想到鲁迅的《药》。鲁迅鞭挞的是中国底层弱势群体的愚昧，他们却去蘸为他们奋斗而牺牲的人的血，以人血馒头当作药来治病。你，鞭挞了当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收买成帮凶。汤因比说过，一个文明的没落有以下的过程：一，精英失去创造力、丢弃社会良知守护者的角色；二，大众撤回对精英的模仿（唾弃精英）；三，文明开始衰落。你的《药》的深层含义正是这。
1922年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开始构思其《历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亚农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军队戴的帽子而获得灵感。这件事透露了赋予他作品特殊气质的种种特点，即他对历史广大连续性的领会和对历史型态的见解、他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等等。
汤恩比在《历史研究》里检视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汤恩比与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他也不像马克思视经济力量决定历史，而认为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汤恩比著述虽丰，但究以他十二钜册的历史研究为最辉煌。汤恩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6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恩比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