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在各种媒体上已讨论了一段时间，但大家在到底在争什么这一点上，似乎还没有形成共识或默契。其实，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却有质的不同的层面。一是涉及北大这所学校正教授以下教师聘任、评审、升迁和去留制度的具体的、“形而下”的层面。一是涉及到中国学术的未来和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和精神品格的“形而上”层面。虽然制度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必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讨论中缠绕在一起，但在概念上将这两个层面区分看待，却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和误解。
有些读者可能觉得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改革还是反改革”。一些人文学者的意见，因对教改方案有微辞，或被视为“反改革”。但实际上，把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分开，就可以看到，站在“形而上”层面（如“理念”、“精神”、“定位”等）批评北大教改、只是担心一些欠考虑的措施会对北大学术队伍的建设和学术自主性带来负面影响，并不见得就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反对改革。同样，在北大“方案”里一些事关系年轻教师升迁去留的技术性规定，后面就有“打破铁饭碗”、“让市场竞争说话”、“同国际接轨”这样的抽象观念支撑。
“世界一流”
把这两个层面分开来，还有助于让人看到，这次“北大教改”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几乎毫无关系。因为无论是建立一套相对合理、切实可行的教师评审和升迁制度，还是明确北大作为一所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都只能从中国教育和社会现实的实际和实际要求出发，和“创世界一流”这样的广告语言风马牛不相及。无论北大在“形而下”层面（包括财力、规章程序的完备程度、硬件的标准、管理层的效率、乃至每一个教员的学术水准）与当今西方一流大学有多大差距，在“形而上”层面上，作为一所具有历史和象征意义的中国大学，它本身必须置身于这样的问题之上，而不能陷入它所带来的误区。一所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最好的学生、得到国家全力扶持、同改革中的中国社会命运与共，并以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复兴为使命的大学，尽管有种种问题，但除非遭遇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不是一流也难”（王绍光语）。“形而下”层面的改革，无论多么必要和迫切，应以维护和发扬中国大学的特长和特性为目的，否则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王绍光已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建立一套国际标准的教师聘任和评审制度，既不是一流大学的充分条件（仍需其他统配套工程才能发挥作用），也不是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大量欧美二、三流大学和香港几所大学都实行类似制度，并未因此而成为“一流大学”。见王绍光：《北大教改我之见》）。这么看，即便北大通过反复讨论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若改革的方针有偏差、则结果最多只能使北大体制性运行更符合所谓国际标准，但却不一定就能培养出更好的学生和师资。但只有最后一点才是改进北大的根本标准。
五四或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我辈未能躬逢其盛，但就我个人经历的八十年代看，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学院建制和师资水准都处在“新时期”的草创水平，但拜内部相对宽松的气氛和外部“思想解放”时代之赐、虽在物质、管理、教学各方面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北大仍不失为一所极具精神魅力的大学。那时的北大学生，从进校到毕业，大概做梦也不会去想北大是否够“世界一流大学”的资格。不是因为答案不言自明，而是问题本属多余。当时有抱负的大学生（绝不只限于北大学生）似乎都本能地相信自己正在参与历史。对当时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来说，除了从自由读书，平等论学中产生出来的权威，再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在开放的中国的历史视野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外在的参照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北大校园内“自由散漫”和“没规矩”反倒促成了一种至今令人回味无穷的学习和生活气氛。反观今日北大，物质条件改善了，学术建制相对完备，专业训练的“家法”日见威严，同国际“接轨”更是只争朝夕，但师生的朝气和锐气却不如从前。
当时的北大，虽囿于文革后中国的相对闭塞，却并不缺乏世界眼光。虽然有星期三下午政治学习和周末交谊舞“土”得掉渣的“中国特色”，可在气质、判断和进取心上，却是积极、外向、但同时又是自主、自信的。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却总让人担心这个口号背后的自主性和自信心的匮乏。种种以国际标准为指归的改革方案似乎都隐含着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世上早有既定的、普遍的等级、秩序、和标准，我们只要照猫画虎，把它拷贝过来，就可以获得进入世界体系的门径，最终得到一个“货真价实”的承认和地位。这样的“接轨主义”，看似有世界眼光，但由于缺乏内在价值的自我确定性，却根本谈不上与外界和“他人”建立实质性的辩证关系，而只是“世界一流”的一厢情愿的镜像。这样的“国际化”教育体制生产出什么样的学生，这样“上轨道”的大学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是问题真正的关键。同这个大问题相比，北大在世界上是一流二流还是三流四流，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这次北大教改偏打出“创世界一流”的旗号，难免让一些有留学背景的人不自觉地要以“世界一流”的见证和代言人自居，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发言，却对自身经验是否有“见木不见林”问题，是否带有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想当然的地方和偏见鲜有反省。个别议论，认为中国既然“人均收入只是美日等国的三、四十分之一”、一、二百年之后也难“混到美国这样世界第一的地位”，所以在独立自主的大学理念问题上最好“想都不要想”，而应该踏踏实实将自己定位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初级加工阶段，在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心甘情愿地、结构性地依赖西方一流大学。这样看，把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大学”办成“留美预科”，本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如何处理学院“下岗工人”，药方也是现成的，即把北大搞成个上市集团，让现有“过剩”的北大教师去搞通俗普及式的教育，以“满足社会对北大教育的需求”（此话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不言而喻，具备 “国际水准”的师资，就只好仰仗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了。八十年代末期的“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论（刘晓波），如今似乎又在大学问题上死灰复燃。这里不妨拿薛涌的《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作一个例子分析（本段打引号的言论都出自此文，下同）。
“文化民族主义”
薛文虽以“文化民族主义”为题，但除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夏目漱石的比方，不见作者就此复杂的问题作任何界定，也不见作者对现代大学、学术和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立场性的说明。看来，作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历史现象和学理问题，而只是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脏字眼，只要把这顶帽子扣到谁头上，谁就理亏词穷，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作者自报在美国读了八年博士，但涉及理论问题时却没有任何知识准备，在此放过不谈。但既然“文化民族主义”问题已被以这种方式提了出来，我们就应对其基本理论轮廓作一简单初步的讨论。
在有关民族主义林林总总的学说中，我们不妨暂取英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平实的描述性定义，视之为一种“文化和政体合一”（the convergence of culture and polity）的观念、诉求和历史运动。这一过程起源于近代欧洲，随资本主义生产、市场、专业化分工、社会流动和社会组织、个人自由、印刷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兴起而产生。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它所带来的现代性的种种属性本身超越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但一种普遍的历史力量要成为具体生活现实，却要落实于活生生的人群，从而不得不寻找并最终落座于长期形成的语言，习俗、共同记忆、集体经验和集体心理等等“文化”范畴。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国家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的基本单位，其作用是在这个单位内部（作为国内市场，国内劳动力资源总体，等等）清扫传统农业社会的地方主义（关税壁垒，货币和度量衡的不统一，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等等）；对外则以国家手段，保护本国工商业，通过贸易、战争、文化、宣传等手段向外海外拓展发展空间，同其他资本主民族国家竞争。这种作为“客观社会存在”的民族主义必定伴随着为其辩护的、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民族主义。后者往往将民族国家的人为体制本体化、神话化，强调种族、文化等方面的优越性和纯粹性，强调国家意志和个人对集体意志的服从。现实需要神话，神话加强了现实，最后两者难解难分，这就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这部历史充满了血与火，更有法西斯主义的黑暗时刻。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整个世界近代史，也就是一系列伟大的民族国家生长、发育、和成熟的历史。
当今，民族主义意识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话语的排斥和消解，但作为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却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种种普遍价值、全球化、标准化、个人自由等等面目极大地扩张了传统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利益、权力、和支配范围。人们往往以为美国多元文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证明”民族国家时代的消亡，却不见美国政体和民族主义认同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美国文化的基础上。这种文化虽然突破了传统的种族、族裔、习俗、甚至语言文化的界限，但却在一种“普遍”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特殊的美国神话（民主、自由、无限的空间和机遇，等等）层面上达到了空前的一体化。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之所以初见端倪，也是因为西欧诸国在广义的文化（生活方式、道德伦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逐渐趋同，外加国际事务上同美国相抗衡的需要。东欧各国和同属于北约的土耳其要加入欧盟，就困难得多。种种迹象表明，盖尔纳的“文化和政体合一”的公式，并没有过时。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权力运作的全球性扩张，“文化”的概念已经有了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含义。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文化存在”和“政治存在”的中国，天然地具备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性质，其“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乃是一个历史的观察，而非一个意识形态的结论。（尽管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上的诉求，在本质上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范畴，在根本上更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种“中国特殊论”的。）这一点，只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敌视中国的客观存在的人，都可以看得明白。后一种人，虽然经常打着反“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但真正要说的，无非是中国应该放弃目前的政体，融入西方政治体制而已。但在这种通过抽象的制度移植而建立的新政体，将如何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在最广义的“文化”意义上同西方的实质性、结构性不同？它又将如何在体制内部解决盖尔纳所谓的“文化和政体合一”的历史需求呢？
民族主义问题和文化问题、价值问题本来就无法分开。在民族主义前面加上“文化”二字，除了同其他特殊领域内的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如经济民族主义，体育民族主义等等）相区分，并无其他意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固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也的确是在西方的影响下起步，但中国大学的生于忧患，长于乱世，也正是一代代中国人苦苦摸索救国的道路，以图重新获得文化和政治自主性的过程。中国大学的成长史，本身是百年中国一个缩影。而中国大学的本质，在求知、治学、培养人的一般意义之外，更带有一种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使命感和沧桑感。在当今世界，“中国”的文化含义变得空前地复杂而关键，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或根本“理念”，便和这个时代的挑战结合在一起。这本是一个国内本科生也懂得的道理，薛涌在国外读了几年书，怎么反倒不懂了呢？还说什么“一位芝加哥的教授曾向笔者骄傲地说：我们这里的学术，超越了任何文化、种族、和国家的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大学的精神”。我本人在美国大学读书、教书十多年来，接触过种种学院中人，听到过种种极端的言论，但像这种比北大“创世界一流”口号还要“假大空”的话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敢说，这种政客竞选式的语言若在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系务会上说出来，只能被讥为愚蠢、充作笑柄。
美国大学对内提倡多元，对外大力推动国际交流，虽“混到了世界第一”，每年仍有大量学生出国学习，这都是事实。但事实背后的原因却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结构和美国经济、政治、军事活动的国际化、全球化。在这个国家精英以经营全球为己任的工作市场上，大学和大学生都唯恐自己不够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经验”，在激烈的竞争中遭淘汰。美国学者个人固然可以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世界主义、非功利性抱负（暂且不说这种天真烂漫本身是否有问题），
某些科学、知识、技术上的发现的确可以让全人类受惠。但美国大学体制的整体必然作为美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体制一部分，其根本的自我定位和自我意识仍由这个民族共同体的集体经验、意志、和利益所支配，更不用说企业界、商业界、金融界、政府的种种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手，天天都在影响大学的发展。这是连普通美国本科生都懂得的道理，可薛涌念到了博士，怎么反倒不懂了呢？这样一个里外都“隔”的脑子，却说着好像里外都很“通”的大话，若有“衣锦还乡”之日，拿“世界一流”大学文凭做尚方宝剑，把“北大集团”之类的设想付诸实施，笑话就要闹得太大。就此看，甘阳提议的少聘乃至不聘海外大学“中国研究”领域留学生的建议，听上去似乎过于严厉，但却证明是有的放矢。
怎一个“隔”字了得
在《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一开头，作者言不由衷地说，读甘阳文章“每每多有受益，甚为叹服”，承认甘阳是一位当代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但到后面，就忍不住把甘阳出国前后的言论统统称为“陈词滥调”。我很怀疑这位自封的甘阳崇拜者和批判者到底读过甘阳的哪些东西。在文章的末尾，作者说“甘阳作为一个搞西学的中国学人，至今还拒绝把西方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遗产”，就明明是“无知者无畏”式的不知所云。凡是经历过八十年代文化热，或关注当代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正是这个甘阳，十八年前在《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主编的位置上首先提出，当代中国的“西学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该丛书编委会正是本着这个精神，翻译出版了大量现代西方学术经典，不但构成了八十年代后期文化讨论的一个高峰，而且为今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八十年代以来的几代学人，包括本人在内，都从甘阳及其编委会同事们的这一理论和实践中终身受益。薛涌或许未曾亲历，不知者不为过，但在名校念了八年书，大小讨论班（seminar）应该上了不少，总应该知道先读书，再发言，若连必读书都没有念（即英语俗语里所谓的“没做家庭作业”）就不可以信口乱说吧？
说实在，薛涌的文章通篇和甘阳讨论的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也没有迹象表明，该文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弄懂了甘阳文章的内容。举个例子，甘阳在《华人大学理念》一文中引用丁邦新（香港科技大文学院院长）的言论，本来如黄子平所言，是“用心良苦”，怕的是北大改革名义上是瞄准哈佛，实际上学的却是香港科技大，将“香港后殖民地大学的怪现象”（黄子平：《从北大到McBeida》）当宝贝引进，日后弄不好连中文系教学和学生写论文，也都得用英文；可在薛涌眼里就成了“拒绝把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跟着几个心里不太平衡的香港人后面”。再举个例子，甘阳担心北大教改方案会在事实上造成北大教授越来越多地由“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担任，而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只能去国内二、三流学校任教，从而引发北大乃至其他中国大学生本科生认为读北大的博士到头来低人一等，不如径直出洋的连锁反应。这是合情合理的担心，可薛涌却问，“如果密西根大学发现自己的教师全是哈佛耶鲁毕业，为提高自己身价，是否应该重用本校学生，以提高本校学生那教职的比率呢？”这里逻辑的混乱在于北大和西方“一流大学”的关系，与同为美国大学的“密西根”和“哈佛耶鲁芝加哥”间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及其背后更大的结构性差异却正处于薛涌看问题的死角，被他视而不见。
薛涌要么真的不懂、要么故意曲解甘阳的“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这句话。一般读者都会明白，甘阳希望尽早结束的不是“留学”，而是“留学运动”。当代中国的留学潮，托福热，和“日本如今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也把自己的皇太子送出国读书”完全是两回事。“运动”这个词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含义，它所指的种种令人不安、无奈的现象，它给当前大学师生心态造成的不平衡和扭曲，给中国教育体制造成的资源的流失和浪费，即便隔膜如薛涌者，也该略知一二吧。甘阳说的“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不过是希望有朝一日中国大学体系能进入到一个正常状态，像西方大学一样，立足于本国的需要，以平常心治学（包括留学）。薛涌无非是在美国大学拿了几年奖学金，却马上想到“消耗学校的资源至少是十万美元以上……用人民币折算怎么也在百万元上下”，言语之间，透出受宠若惊的味道。一个如此自我估价的人，要他和甘阳站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也真勉为其难了。
“挫折感”
《甘阳与文化民族主义》语多荒唐，但却总要拐弯抹角地暗示别人有什么“个人在西方的挫折感”，这种小报记者哗众取宠的手段，出自一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不知是因为耶鲁的训练不严格，还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处处归咎的早年国内教育留下了后遗症。但若薛涌只是以己度人，就又要贻笑大方。
我们在这里无需为甘阳个人作任何辩护，因为甘阳确实是一个异数。多年来，他无需“博士导师”的职称却自有国内众多优秀青年学子以他为师，无需洋博士、洋教授的头衔却仍然被包括薛涌在内的海内外学子公认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位领袖人物”。甘阳依靠的纯粹是他自己的读书和思考，多年来在许多重大和关键的理论问题上每每先声夺人，一马当先，几乎每发一文都能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刻震动。象这次关于北大改革的讨论，又是首先由甘阳的文章提出和展开问题。北大的一些朋友甚至对我说，如果没有甘阳的第一篇批评文章，很可能北大方案第一稿已经通过了！这种文化思想领袖的地位，不经任何机构和体制的授与，但却在好学深思的读书人范围内获得公认。这种荣誉，在当今举世滔滔趋炎附势，个人日显得猥琐的大环境下，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也因为如此，甘阳选择的道路确实不是薛涌这样的普通留学生可以仿效。对后者来说，大概确实只有规规矩矩地走拿了奖学金拿博士，谋上了教职谋tenure（终身教职）的洋科举、洋仕途的“正路”。对薛涌这样连学科训练还没有完成，自认连英文文章也发不出来的人，还是赶紧做论文拿学位，等找到一份教职后，有机会再回头补课，坐下来好好念懂甘阳的文章。另一方面，却也不要看不起自己写的中文文章，应该象写英文文章一样认真对待，至少要做到言之有据。
谈到所谓“挫折感”问题，我们倒很有必要谈一下另一种更深刻意义上的“历史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并非来自个人名利的得失，而是因百年来中国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分崩离析而生的惆怅；是为当代中国社会“名”与“实”的巨大错位而感到的焦虑不安；是为在“欧风美雨”中的中国文化表达的艰难曲折而感到的烦闷和焦躁；是因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大学制度）的不尽人意之处，及其相对于西方的巨大的劣势而生的担忧。这种“挫折感”本是晚清以来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问题意识，是他们所有真问题的源头活水。没有这种挫折感，就是没有这种基本的问题意识，反倒令人十分担心。但近年来确实有不少中国读书人不再有这种“历史挫折感”，而只知道以学位、职称、房子、汽车来衡量人生的“成功”和“失败”。表现在一些留学生身上，就是一旦能“上一般美国人想也不敢想的‘世界一流大学’”，就觉得“颇受优遇”，沾沾自喜。醉眼朦胧地看出去，“在校园中，中国文化不仅不那么边缘，而且还很热，甚至很中心”，好像百年中国的历史挫折感已经由“超越了任何文化、种族和国家的界限”的美国学院代我们消解了！
对这种肤浅无需再说什么，不过有必要指出，并不是所有在海外的中国学人都已经同这种历史挫折感绝缘。恰恰相反，由于海外的日常生活脱离了中国社会文化的集体性，他们往往对它会有更深切、更个人化的体验。一个有意愿、有能力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人，总要比那些在拿学位、找工作、奔tenure的路上疲于奔命、甚至乐不思蜀的人更能深刻而细腻地品尝这种“挫折感”和与之俱来的孤独。在此，那种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普世主义”不但不解决问题，而常常就是问题本身。我自己就经常性地陷入这种“挫折感”，有时被它压迫得艰于呼吸。推己及人，甘阳大概也时时会受到这种“挫折感”的袭扰。但在这种灰暗时刻，甘阳的文字却常常能给我一种激励，一种推动，一种信心，逼我去同那种“挫折感”相持下去，而不敢轻言失败。
在一封流传颇广的学术通信中，甘阳曾明确地说他把他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 称为“全球西方化时代的中国文明主体性危机”，而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则是“中 国学术主体性的危机”。他同时以欧洲文化人克里斯泰娃（ Julia Kristeva）的《欧洲主体的危机》（Crisis of European Subject）等著作为例指出，现在的欧洲人同样非常自觉地具有这种危机意识。他们的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怎么做欧洲人，在后现代条件下如何言称“欧传统洲”，谈论“欧 洲” 是否还有任何意义，等等。我深信，甘阳之所以常常能鲜明有力地重新廓定中国知识界讨论的议题、思路和走向，或许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现代中国人的“历史挫折感”中。
写到这里忽然想到，此次北大教改，根本的分歧，也许竟是在有“挫折感”的人和没有“挫折感”的人之间？
2003年8月
格林威治村，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