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大变，2030年中国大祸将至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风险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单纯从经济角度讲，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比较全面。但一个国家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社会及这个国家的生命载体——人口等因素，这些因素有时候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2030年的中国能否建设成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笔者非常怀疑，甚至怀疑这是西方麻痹中国、捧杀中国的阴谋，或者是某些人在唱繁荣、拍马屁！
无的与偶，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多次表示，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50%，给国人描绘的是一幅灿烂的前景。
1980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58.4倍，到2010年缩小为11倍。以2010年中美人均GDP相对差距为基数，过去30年中国与美国的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5.3倍（58.4除以11）。如果2030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美国的一半，这就需要从2011年到2030年这20年中美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5.5倍（11除以2），比过去30年要快50%以上（见《世行副行长林毅夫忽悠国人——2030中国人均GDP不可能达到美国50%》）。在这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和老龄化急剧发展、年轻人口快速减少的未来20年，这可能吗？
无论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未来的预测，还是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对未来中国的展望，都对未来中国风险的估计严重不足。
笔者预测，中国如果不大变，2030年中国不是大繁荣大盛世，而是大萧条大衰落大危局的大爆发或病入膏盲！笔者所预见的2030年的中国，不是一片繁荣，而将是重老龄化、人口大崩溃开始、性别比失衡的社会问题大爆发、经济一蹶不振、民主法治如果不在此前获得发展将面临政治动荡。
一、2030：人口危机进入高潮阶段
人是社会的活动主体，人口是国家的生命载体，生命载体——人口的变化将深刻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此报告的可贵之处是部分指出了人口问题，可惜的是在对策方面又遗漏了人口问题。
中国总和生育率自1991年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随后持续下滑，每年新出生人口在90年代快速减少。这从教育方面的数据也间接反映出来。随着1990年后新出生人口的急剧下滑，中国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根据人口资料，2019年中国18-22岁大学适龄人口将只有2009年的53%，10年近乎减少一半！
可以肯定，随着年轻人口80后、90后基本城市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年轻人生活压力与生育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生育率只会继续下滑，新出生人口减少和年轻人口快速下滑的势头已经无法逆转。
与此同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婴儿潮人口依次步入退休年龄和死亡年龄，中国的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并陷入重老龄化，不久后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步入崩溃阶段。按照65岁退休，2015年退休老龄人口步入快速增长阶段，到2028年每年退休2500万人左右——4年退休人口就达一个亿——恐怖！与此同时，2030年左右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已经步入死亡年龄，每年人口减少超过500万且不断增加，到2040年后达1000万以上。
在人口总量危机与结构危机的同时，性别比失衡引来的社会问题也步入高潮阶段。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中国性别比自1978年试行一胎政策以来不断升高，1990年达到112：100（以女孩为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1年这11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40万左右。恐怖，中国已经有5500万“储备”的光棍大军！一般而言，如果女性25岁没有对象，就很着急了；男性到30岁还没有对象，也同样很着急了。如果男人到了35岁以后还没有老婆，那很可能就为此产生不小的心理问题了。到2030年左右时，光棍将大规模进入心理问题高峰阶段。
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问题更严重；光棍“革命”的机会成本更低；光棍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更革命”的光棍大规模出现无疑要增加中国的犯罪和不稳定。
二、2030：中国经济或将一蹶不振
经济是人的生产消费活动，人口是经济的载体，到2030年的中国，年轻人口继续快速下滑，老年人口飞速增长，人口开始大规模崩溃，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衰落螺旋，此时中国经济还能繁荣吗？
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陷入持续的“失去的10年”，就是因为日本生育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导致后来消费旺盛和生产创造活力最高的年轻人口持续减少。到1990年，日本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比1980年25至34岁人口组数量下降了20%，直接导致房地产、汽车、家用电器等市场萎缩，日本经济由此拉开“失去十年”的序幕。
按照日本经验，单纯从人口角度看，中国应该在2020年左右开始“失去十年”。但此时中国经济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经济技术差会拖延人口危机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到2030年左右经济危机则必然爆发，从此一蹶不振。
一个经济体，只有生产与消费顺利连接起来，才能正常运转。过去一次又一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就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财富，而消费主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却没有相应购买力，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经济陷入停滞或倒退。
由于中国民主法治发展不足，使得很多不公平、违法、垄断、不合理行政等行为横行，少数人凭借权力或金钱与权力的结合谋取了多数财富，且民主法治不足导致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严重不公平和实际民生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名义上的民生投入被腐败掉了），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比如，垄断行业以全国8%的员工却占有了55%的工资；本应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普通劳动者却成了纳税主体；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印度19.7%、美国21.5%、日本23.3%，而中国仅为3.8%。
现在中国已经是实际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近十余年来中国社会日趋板结化，又加重了社会底层的绝望和改变贫富差距的难度。而政治改革的滞后和几乎停滞的状态，决定改变贫富差距的国家制度因素严重匮乏，反而很容易继续推进贫富差距。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中等发展陷阱。
由于现在中国还算年轻，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经济技术差距，贫富差距还没有将中国陷入发展危机。但到2030年左右，这个中等发展陷阱危机已经不会再拖延了。
到2030年左右，垄断、行政干预过多等经济压抑因素或许大为缓解，但人口危机和贫富差距的持续，将产生这些经济改革远远无法弥补的大危机。2030，中国经济危机已经注将难以逆转。
三、2030：经济社会危机引发不稳定
社会的和谐与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经济社会基础，而2030年社会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问题。
现在中国的诸多问题，就是因为民主法治发展滞后，导致权力缺乏监督与规范，既得利益难以破除，金钱与权力占有过多利益，人民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好的政策难以产生和贯彻，安全与自由感缺失（如富人移民与官员“裸官”，平民如有机会也想走）等问题，由此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道德堕落、经济结构失衡、民生压力过大、社会不稳定问题增多等，并继而导致改革的基层不稳定和对改革引发革命的恐惧感加深，以至于继续导致民主法治法治的滞后。
在民主法治发展不足的情况下，现在执政党的执政基层来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给民众的满足感和对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展望。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基层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口根基已经注定要大坍塌。
现在政治改革已经不能再拖了。如果再拖，必然和未来的人口经济社会危机重合在一起，彼时改革的基层更不稳、风险更大，弄不好就成了革命。在这样的时候，不改革必死，改革又怕一改就死，陷入僵局，等于等死！党呀，您再不改革就更危险了！
中国唯有三大变化方能自救
现在的中国，唯有三个大改变方可自救，否则未来将非常危险。
只要人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人口是基层，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最大资本。
首先，中国人口政策必须立即来个180度大转弯，立即开始鼓励生育。即便现在大力鼓励生育，生育率在10年之内也没有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上的可能。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未来中国或许将无法走出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为此一溃千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其次，尽快尽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迟了，政治改革越迟则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越多越深，越迟基层越不稳，越迟执政党的风险越大，再迟就走进了不改革死、改革也死的死路。现在改革，利民、利国、也利执政党自己！
再次，通过民主法治建设、民生投入、政策变革等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民众收入，降低民生压力。这同样也是为挽救低生育率危机、经济失衡危机、降低政治改革风险打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