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贴出一篇本人2010年4月写的文章。写好以后，一直未发。原因之一是本人不大会发稿，其次，是积久成习的毛病，很多文章多为有感而作，但完成后就没了后劲如何发表。最近韩方之争引人注目，我一直在观看。事情起于韩寒的“韩三篇”，那的确不是韩寒惯常风格，但既然由韩寒的博客发出来，最起码的一个事实，韩寒是认可的，那么，韩三篇透露的信息，已经表明韩寒将转型了，韩寒的屁股在挪位。这里不评价韩三篇，很多学者都有精辟论述。
韩寒并非无欲，是无体制欲
——也说胆识
有句俗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讲了胆识的重要。敢于冒风险，又有一定的认识，这样的胆大或许能成就所欲。
韩寒的确胆大，千军万马奔高考时，他就敢辍学去码字，敢蔑视传统教育和体制，敢于自谋生路，就此而言，他不但有胆，也有识，也有码字的才，最关键的是他成功了。韩寒的成功，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缺一项都不会有今天的韩寒。韩寒成功的意义，是打破了“非要在体制内讨生活”的神话。
成功了的韩寒，因为不在体制内，没有紧箍咒，又有名利垫底，又聪明有识，拒绝招安，与郭敬明背道而驰，除了码字赛车，还关注民生和公共事务，并用他惯常的风格——插科打诨俏皮话来发表些看法，让人们眼睛 一亮。
自然，相比起某些文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养尊处优漠视民生来，或者什么都明白就是装聋卖哑不作声，或者更有甚者，不惜违背事实替食利群体涂脂抹粉，韩寒显得鹤立鸡群，成了筷子里的旗杆。
但据此就断定韩寒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且“就公共事务而言，就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张鸣：《韩寒的无欲则刚》），此话就言过其实了。
我对评论家张鸣下此结论十分惊诧，并大惑不解，我以为以张鸣的资深，是断不该犯如此浅薄的逻辑错误。
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未曾进过高校，且2000年来“基本不读书”的码字高手，又忙于赛车写博，活得滋润又自在的小年轻，被人推崇，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很高的知名度；又因为“李宇春郭敬明从来不就公共话题发言”，而韩寒喜欢出出声，而且“胆子大……只要他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就认定韩寒是公共知识分子，并且“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这论断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张鸣论断中的“影响力”指什么？一个人的知名度，还是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学术思想著作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作用？
如果张鸣的“影响力”仅指知名度，那我无话可说，韩寒的确影响力大，的确所有作家加起来都不及韩寒，好像韩寒还上了《时代周刊》名人录。不过，你瞧，娱乐界的明星们知名度高不高？那影响力大了去了，是不是也该大书特书？
如果张鸣是因为韩寒的点击率高，出此雷语，我也无话可说，“媒体要争眼球”啊，哗众取宠一下，小伎俩啦，非常理解，我会一笑了之。
如果“影响力”是指思想言论在公共事务方面产生的社会作用，那我就不敢恭维了。恕我孤陋寡闻，我实在不知道韩寒哪些属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对社会产生了冲击，推进了社会的改进？
我知道的是韩寒反叛传统教育体制弊端，自谋生路成功了，韩寒揭示了在体制外一样可以活得滋润的可能。但好像也无需大树特树，郭敬明在体制内也一样成功呢。体制内外从来都不乏成功事例。
此外，韩寒关注众公共事务，韩寒被《时代周刊》选为最有影响力的候选人，哪怕真的入选了，也并不一定就等于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力都不及一个韩寒。《时代周刊》将入选名人分为五类：领导人与革命家；创业者与企业家；科学家与思想家；英雄与偶像；艺术家与文艺界人士，韩寒大概属于英雄与偶像之类吧。显然作为偶像的影响力与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力是两回事，偶像就是偶像，思想家就是思想家，韩寒肯定不是作为思想家入选的，把偶像与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属于逻辑混乱，其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肯定是思想者，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著名思想者诞生的土壤，中国的思想者生存都艰难，遑论知名度，中国思想者的知名度肯定不及韩寒。《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曾名列全国读者第一，该书作者何清涟是名副其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她最后也落荒而逃到了美国。顾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很多思想是在监狱里整理完善的，他的思想著述在他死后若干年才得到认可。中国可以容忍韩寒，容忍韩寒的红火，容忍韩寒的戏谑嘲讽，却很难容忍真正的思想者。说到“影响力”，韩寒与中国知识界没有可比性，不存在谁强谁差的问题。如果说知名度就是影响力，那韩寒肯定比知识界的知识分子大得多。
张鸣的结论除了点击率，其它“如果”都经不起推敲。张鸣最好界定一下，免得产生歧义。
张鸣说得对，只要韩寒“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那韩寒想不到的呢？韩寒想不到的，整个知识界就一定没有人想到并说出来吗？那韩寒想到但不想说的呢？整个知识界未必就一定没有人说吗？
整个知识界并非万马齐喑呢！前不久，于建嵘的《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点击率就相当高，反响也很大，对中国当下局势问题特别是群体事件的调查分析很到位，启发人们去思考。
比如三农问题，李昌平就一在奔走呼号，调查研究，给总理写信，向各级反映，最后被人家扣了饭碗，依然矢志不渝。唐福珍自焚后，北大五学者建言审查修改《拆迁条例》，扼制野蛮拆迁，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并产生效果，新拆迁条例将面世。孙志刚被收容所暴打致死，就有媒体记者、有许志远、滕彪、俞江三位法学博士、有沈岿、贺卫方、萧瀚、盛洪何海存五位教授的共同作用，秉笔直书，历数《收容法》的违宪和过时，唤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最终《收容法》被废除，十几个参与施虐孙志刚者被判刑。农业税的废除，也是因为农民大规模的坚持不懈的抗争，加上专家学者的调查分析和呼吁，这其中就有李昌平、于建嵘等知识分子的作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有知识分子的参与和贡献。
我实在不知道，一个二十七岁不大读书忙于码字赛车写博的年轻人是怎样一位天才，居然在公共事务上让整个知识界都黯然失色？
我丝毫不否认韩寒反叛传统教育体制弊端另辟蹊径而成功的意义，也不否认韩寒戏谑嘲讽主流文化用俏皮话针砭时政的意义。但用韩寒来否认其他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起码这不公正。
问题还在于韩寒的意义是否就大过了整个知识界？拿韩寒这一方面存在的意义去否定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这恐怕不是一个学者应该秉持的精神。
此外，韩寒无欲吗？韩寒不想名利吗？恐怕不是。韩寒并非无欲，是无体制欲，韩寒的欲望很有节制，他知道哪些是他可以要的，哪些不可以，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很清醒。韩寒在体制外那么自在滋润，无欲进体制，这是韩寒的选择，也是韩寒的聪明。正是在体制外，韩寒才能“刚”起来，想说就说，无拘无束，谁也奈何不得。如果韩寒在体制内，还想混出个人模人样来，恐怕也难“刚”起来，端人家的饭碗受人家管，这是规矩，除非你不想在体制内混了。体制扼杀了很多人的才华，扭曲了很多人性，谁都清楚，可又不得不依附于体制，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饭碗声望地位问题，很多人没有韩寒那样的才运胆识，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必须首先解决了衣食住行，才能去从事政治经济军事问文学艺术等等。
我们谈论问题一定要有界定，要有一定的范围和度，要实事求是，否则，推论就难以自圆其说，也误导人。一事一物一事理，理总是在一定范围才成其为理，超越范围就没有道理，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
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韩寒的俏皮话，韩寒的插科打诨,已经对现实没有解构意义，无论是对民众的思想认识还是对社会现象都没有解构意义，充其量挠挠痒痒解解气，不会有实质性的作用。韩寒的俏皮话更少有建构意义。
改革走到今天，有关改革的思想认识问题早已解决，从城市到农村，在民众眼里，国家、政府、领导者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权威神话早已不存在，领导的合法性开始受到普遍质疑，目前改革的关键和障碍大家也心知肚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监督和制衡公权力，是如何保障公民的切身权利，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权力与权利的斗争。这一点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没人再抱幻想。利益冲突成了主要矛盾，一方手握不受监督制衡的公权力，成为世界上的最牛逼，可以任意剥夺民众的权利，另一方是宪法和法律都无法保护的最弱势，由此而展开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惨烈最触目惊心的斗争。去看看那些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吧，愤怒的群众砸警车，烧警车，砸派出所公安局，砸政府机构……权力神话已经解构了，连小学生都知道贪官该杀，瓮安等群体事件中有很多学生参与，权力已经褪去了神圣性，权力也不再遮遮掩掩，权力已经变得赤裸裸，民众已不再迷信权力，民众不需要再启蒙来认识权力，底层民众早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行动，甚至不惜付出生命。
一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无可奈何；一方赤裸裸，大权在握，不守规矩，知道你也奈何不得，对此，冷嘲热讽，插科打诨俏皮话，敲边鼓，拐弯抹角挠挠痒痒，还有多大意义？韩寒自己都说“也许我的文章能让人解气，但除此之外有什么呢，那些虚无飘渺的影响力？”
有人将韩寒和王朔相提并论。
错了。王朔是在二十年前用戏谑、反讽、自嘲等痞子精神解构当时的种种权威，无情地嘲笑戏弄权威现象。但是，二十年前与二十年后的国情民情大不一样，那时人们普遍比较保守，顺民思想、奴才奴隶思想依然紧箍民众，民众依然迷信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改革抱有幻想，王朔的解构具有意义。今天，俏皮话能解构什么呢？解构权力吗？或者解构民众的权利？
韩寒的意义不是无欲而刚，而是他置身于体制外，没有把自己的生存利益和权力绑在一起，才能说一些无伤大碍的俏皮话。那么，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是因为体制，端人家的饭碗受人家管，稍有出格，就会被权力钳制，这是知识分子的软肋，他们很难真正“刚”起来。但他们依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并没有屈服。寻找有效监督和制衡权力滥用的途径，比插科打诨嘲讽权力有效得多。一个行动比一沓宣言更有力。
权力就像一管牙膏，权利是管里的牙膏，挤一点出一点，不挤绝对出不来。权力绝对不会自己让渡，不会自己变乖。权力已经破了老百姓的门窗，由于老百姓的善良和容忍没能及时补好破门窗，现在权力开始长驱直入，肆无忌惮了，今年的征地与拆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疯狂野蛮，抗争也更加惨烈。
为此，我依然坚信，扼制权力泛滥的中坚力量依然是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那些被权力伤害剥夺到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民众，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多少害怕失去与可以顾忌的东西，房子土地森林淡水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他们会拼死捍卫这最后的唯一。
希望就在于此。在于那些为最基本生存利益不懈抗争的基层民众，他们的抗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决定人类生存的绝对不是美元股票，而是房子、土地、森林、淡水。希望还在于，只有他们才敢于真正完全豁出去，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一次工人罢工，比一个学者十年的文章呼吁更有效果，更能引起重视，更能“挤出牙膏”。
希望更在于知识分子的理念和民众的维权行动融为一体，以现有规则为准绳，坚定不移的毫不妥协的卓有成效的维权，以维权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公民的扩权和公权力的限权。
当然，这需要勇气、胆识和某些舍弃。
其实，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能“刚”起来。因为我们必须“刚”起来，否则，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
我还想说的是，真正有胆识的人，不会蔑视老百姓，不会嘲笑穷人，更不会去伤害穷人，不会振振有词损不足以补有余。无视底线的剥夺，让老百姓山穷水尽，必然带来乱子。倾巢之下，谁又能好过？
就公共事务而言，真正有胆识的，绝不仅限于俏皮话，擦边球。
李碧辉
201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