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样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From Absorbing to Seeking-help: Village Politics Research under the Resources Background of Chang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Land Expropriation
Abstrac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village political before and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the article founds that as the change of resources that village organization mastered ,village politics has been changed from absorbing to seeking help .when the village mastered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t can keep the balance of the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by various means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showed dynamic equilibrium of village cadres-middle power- opposition power. After the land acquisition ,the collective economy disappeared ,the village began to seek help from external power for keeping stabl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The power structure is single.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village has suspension gradually,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has been into trouble .
Key words: the land expropriation; village politics; the absorbing village politics; the seeking-help village politics
一、问题提出与方法
目前学界关于村庄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的政策实践效果，村民自治政策在村庄政治运作中的运作逻辑等方面；其次是对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学者们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作为透视村庄社会基础和理解村庄政治的重要切口和方面，涌现出大量成果[1-5]；第三，村庄治理研究，通过上访、水利等事件或钉子户、乡村混混等参与主体为切入点，分析当前村庄治理困境，进而对基层政治展开反思[6][7]。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从村庄政治运作逻辑角度展开的研究不够充分，笔者认为村庄政治是一个整体，内部包括了村庄权力结构、村庄治理等多重面向。对村庄政治运作逻辑的理解和归纳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村庄政治及其多重面向。第二，已有研究多侧重于静态的类型学考察，缺乏的动态的变迁机制研究；第三，从村级组织即体制内精英所掌握的资源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资源的来源、存在样态等方面的变迁如何影响村庄政治运作逻辑，进而对村庄权力结构和村级治理带来何种影响，至今仍少有人涉猎。从资源角度切入，透视当资源来源、存在样态以及维系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时，村庄政治诸面向发生如何变化，对目前学界关于村庄政治的研究侧重于单方面的静态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扩展。
基于此，本文通过一个村庄征地前后的政治运作逻辑的考察，发现在村庄内部先后存在集体经济和土地征收款这两种资源时，村庄政治运作呈现不同的逻辑。文章将集体经济时期的村庄政治称为吸纳型村庄政治，而将征地后的村庄政治成为求援型村庄政治。前者以多元均衡权力结构、各种政治力量积极参与和良性运行的村庄治理等为主要特点；后者以一元权力结构、体制内精英主导村庄政治、村级组织悬浮等为主要特点。通过对村庄政治的整体考察，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土地征收的基层政治影响。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2011年7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中部某城郊村Y村进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沿用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经验本位的研究路径，在长期驻村调查、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搜集材料，访谈对象涉及乡村干部等精英以及普通农户等村庄各层次村民[②]。
二、田野概况[③]
Y村现有人口1906人，土地在册面积1755亩，实际2300多亩，2008年，按照开发区统一规划，Y村共804亩被征。全村11个村民小组。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现距离市区只十分钟车程。
Y村由宋湾、王湾、联畈、方湾四个自然湾组成，每个湾子的名称代表了湾子主要的姓氏构成，王姓、联姓为Y村两大主要姓氏。同一姓氏属同一宗族，随着人数的增多，内部又分为若干房头，一个房头以血缘关系中的五代（五服）为主要边界。以联姓为例，分南房、北房、漕房、豆腐房、农房等五房，且各房根据祖上（具体为第几代不详）职业命名。王姓始祖第二代生三子，分大房、二房、幺房。大房中途败落，分散到其他地方，二房虽也在村，但人数不足100人，幺房成为王湾王姓的主要房支。同时人丁兴旺，幺房下又分为七个小房，且小五房人数为最多[④]。房头力量切割了宗族势力，村庄中红白喜事等公共事务均以房头为基本单位展开。房头成为Y村村民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8]。
当地打工经济极为发达，且有如下特点：一是打工地点相对集中，且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和年龄分化。二是呈现季节性特点。在东北打工到十月份天气寒冷，用工市场随之萎缩，村里人陆续回村，第二年清明节后，随着天气转暖，东北用工市场需求提高，村里人开始外出干自己的老本行，外出务工者一年之中在村的时间约有半年左右。三是收入较高。当地夫妻两人纯收入大概在4—5王左右。四是对体力要求高。
在打工经济背影下，该村并不是人财物外流的空壳村，村民生活面向指向村庄内部，同时，以房头为行动和认同单位的村庄社会性质，为活跃的村庄政治提供了客观条件。然而，自八十年代末现任书记王轩照上台以后，体制内精英构成相当稳定，为我们“在场式”地理解村庄政治运作提供可能，同时也为我们在其他变量（比如村领导人性格、权力格局变化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长时段考察资源这一变量对村庄政治的影响提供了便利。
Y村在2008年征地之前，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自集体砖厂，征地之后，村里面的砖厂被列为重污染企业而被强制拆除，随后砖厂占的200亩地被征，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自征地时每亩8500元的提成。村庄政治也就随着砖厂被拆和征地开始而发生了变化。
所谓吸纳型村庄政治是指村级组织通过组织、制度、人情、利益等手段将村庄政治中的反对派吸收进可以控制的政治轨道上来，同时争取中间派，从而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的政治运作类型。吸纳型村庄政治的主体是村级组织，对象是反对派和中间派，其中尤以反对派为主。故而对吸纳型村庄政治的解读从村庄中的反对派说起。
（一）反对派的构成
笔者所说的反对派是指在村庄社会中存在的因为不满村干部和村级组织而结合起来形成的派性，产生不满的原因可能是利益分配不均或对村干部治理方式存在异议等。中间派是指在村庄事务和村庄政治生活中持“骑墙”态度，相时而动，并没有明确的派性归属。派性是指根据特定社会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性与派系不同，贺雪峰曾分析了台湾选举和中国大陆农村选举，指出派性和派系在组织机制、行动逻辑方面存在的不同。派系是基于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稳定性的组织形式，内部有明确分工和利益分配层级，而派性并不具备稳定性，村民可以根据利益分配变化而选择不同派性[9]。
村庄中存在集体经济，在经营或承包过程中产生利益分配不均，从而为反对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根据Y村的经验来看，村庄中的反对派主要产生与村庄选举和砖厂承包初期。
案例一：1985年现任书记王轩照（时任村副书记）被查出与当时妇女主任有不正当关系，王轩照被撤职，误以为书记王晓仁陷害，从此与王晓仁结下了仇怨。1988年春将砖厂承包给私人经营。当年冬天换届选举时，王轩照以王晓仁将砖厂承包给自家房头的弟弟为由，宣扬其任人唯亲，同时借助自己侄女婿是副镇长的支持，在选举中获得成功，挤掉王晓仁做了书记。同时撕毁了王晓仁在任时签订的砖厂承包合同。
案例二：1994—1995年，王闽顺、联清稳等八人集资15王元承包，由于几个人销路广，砖厂很快扭亏为盈。村里看砖厂盈利，1994年底宣布将之前五年一包变为一年一承包。王闽顺等人到镇里上访，当时彭书记批评了村里做法，后来村里改为两年一包，将王顺民等人的合同延长一年。1995年年底王闽顺等人提出继续承包，承包费逐年增加并许诺给村里修建小学，被王轩照否决。
正是在选举和砖厂承包过程中的失败使得王晓仁和王闽顺等人结成联盟，在村庄事务中处处“唱反调”，成为村干部眼中的反对派。同时，以房头为认同和行动单位的村庄社会也为反对派形成和壮大提供社会基础。当农村中强有力的传统组织如宗族存在时，派性并没有产生的空间，此时农村社会是通过宗族等特定规则和方式组织起来运作。而在农民已经完全原子化的社会中，仅仅依靠赤裸裸的利益联结，也无法形成派性，因为原子化的村民是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协议的[10]。介于宗族和原子化之间的房头则为派性形成提供便利，首先房头势力分散，单个房头难以形成气候，只有若干房头联合起来才能对村庄政治构成影响；其次当某一房头中的部分人或精英人物利益受损时，特别是涉及与村级组织争利中的利益受损时，该房头村民往往联合起来。上述王晓仁、王闽顺等人结盟，其所在的房头作为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实现联合，而他们也成为反对派精英。
（二）吸纳机制
1、制度吸纳
所谓制度吸纳是指在村庄政治中，体制内精英利用各种制度设置笼络村庄各势力的方式。最典型的是理财小组，根据相关政策设置，理财小组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监督村级财务，是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部分[11]。但是从Y村经验来看，理财小组被体制内精英当做笼络人心、消除障碍的渠道，从八位小组成员的身份来看，反对派精英王闽顺、王晓仁等人均在其中，反对派就占了5位，其他3人属于房头中的代表，在村庄政治中属中间派，不站在哪一边，选举时看势而动，在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固定的情况下，对中间派的争取往往其决定作用。村干部将反对派安排进理财小组，一方面是满足反对派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利用理财小组这一平台，使反对派的意见和反抗以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防止他们上访或向乡镇告状，而上访、告状等非常规反抗方式是村干部措不及防的，有时甚至面临上级问责的危险。
同时，理财小组开会一般是在村民代表大会之前，村干部通过给他们一些好处、说一些好话或是许诺一定利益等方式缓和反对派的抵触情绪，同时拉拢中间派，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即便仍会有人提反对意见，但往往也是一两个人，“不成帮派也不成气候”（Y村副主任语）。
2、组织吸纳
组织吸纳是指通过党组织或村级组织吸纳各种力量。以党组织为例，2005年，王闽顺的儿子入党，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正是现任书记王轩照。让反对派儿子入党，一方面是满足反对派要求，达到安抚、拉拢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将其势力吸纳到可控的范围内。开党支部会时，书记王轩照掌控局面，反对派的声音表达出来，但是最后还是“书记说了算”，最后的决定权仍在书记手里。同时和上面制度吸纳的目的一样，反对派们的意见和力量彰显被纳入到每年定期召开的党支部大会上来。
吸收反对派入党，定期召开的支部大会成为矛盾公开化的机会。但是矛盾公开对于村级组织来说并不是坏事，因为只有矛盾公开，村里才能针对矛盾焦点解决问题，不至于导致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爆发时村里毫无防备。在解决矛盾时，当不损害村组织利益时，比如村民之间的纠纷，村组织一般会将问题提到具体工作日程上加以解决，而当面对一些触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时，比如要求财务公开，村组织会采用一些拖延、许诺等策略手段应付过去。
3、利益吸纳
利益吸纳是指以许诺或让渡现实利益为主要手段的吸纳方式。以Y村经验来看，利益吸纳主要是通过砖厂承包。下面是砖厂建成后主要负责人一览表：
起止时间主要负责人负责人所在房头负责人变动原因
1985-1988年王晓仁等王姓四房、联姓北房镇里要求集体资产承包、砖厂效益不高。
1988年2月—11月王新人、联有德王姓四房、联姓南房村里换届后撕毁合同
1989-1993年村里经营，村长联有德厂长、王桥该任生产厂长联姓南房、王姓三房砖厂一直亏损、王顺民 等人要求承包
1994-1995年王闽顺、联清稳王姓五房、联姓漕房村里缩短承包期，再次承包被拒
1996-1997村里经营，村长联有德任厂长，王闽顺认生产厂长联姓南房、王姓五房砖厂亏损严重，村长因经济问题主动辞职外出经商
1998-1999年王过传宋湾王氏王晓仁、王顺民等人回村要求承包砖厂
2000-2007年王晓仁、王闽顺等王姓四房、王姓五房、联姓南房、北房、漕房。砖厂被拆，土地被征
从上表可知，从1988年砖厂开始承包起，砖厂的收益分配基本上在村级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反对派三者之间进行。在近二十年的砖厂经营过程中，以王闽顺、王晓仁、联清稳为主的反对派精英承包砖厂有11年。砖厂承包初期，在利益驱动下村里不惜撕毁合同转为集体经营，但这一方面因管理不善而导致亏损，另一方面造成王闽顺等人的不满带来反对派势力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砖厂一直由反对派精英承包，但由他们承包并不是说村里没有利益可循，村里规定承包合同一年一签，根据当年的收益收取承包费等条件，使得村里在自己经营不善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数量不菲的承包费（承包费最高时占全年收益的百分之四十），因而让反对派精英们承包实现了安抚拉拢从而维系村庄政治稳定和获利的双重目的。
4、人情吸纳
村庄熟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按照基于血缘、地缘建构起来的关系纽带进行日常互动，而乡土生活逻辑中的人情、面子成为维系村庄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人们共同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做事总要留几分面子，要讲人情[12]。而人情、面子也被应用到村庄政治运作中来，作为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应用方式而成为村级重要的治理资源[13]。在村庄选举过程中，虽然有贿选拉票存在，但候选人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手段是挨家挨户说好话、攀关系，这种方式对村庄政治的中间派最为有用。中间派在选举过程中态度暧昧，往往是谁先到其家里拉关系、说好话就倾向于选谁，因为谁先去就说明谁最给面子，在此过程中，中间派得到面子，候选人获得选票。而也正是在选举过程中对中间派的成功争取，成为村组织历经数次选举成员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特点及后果
村级组织通过制度、组织、利益、人情等政治吸纳手段，一方面保证了村庄将反对派的反抗和冲击纳入到可控的范围内，并通过正式的常规化的渠道表达出来，比如党支部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另一方面又达到争取中间派的目的，而当村庄中支持者和反对者存在明显分野时，对中间派的争夺成为获得选举成功和权力稳定的关键。当然，上述手段运用并不是单一化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而也正是一系列吸纳手段的灵活运用，使得村干部在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这一三元权力结构中始终占据上风。
但是说村干部占据上风并不是表示反对派没有权力彰显的空间，也并不是说村庄权力结构始终静止不动。相反的，村干部采用的吸纳手段不一定始终有效，反对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干部设定的轨道行事，村委会选举为派性斗争提供了表达的途径。下面是Y村2008年选举案例。
案例三：08年选举，联有德（1997年因砖厂亏损辞去村长到南京经商）回村。第一轮选举时联秀华（村书记的支持者）击败联有德继续担任村长，事后王闽顺、王晓仁等不同意选举结果，联合八个人到办事处上访，说选举过程不公，要求重新选举，在办事处静坐了一天。办事处迫于压力，最后决定重新选举。王晓仁、王闽顺等发动本房头内部群众，同时联有德利用在宋湾和方湾的亲戚朋友等人脉关系，四处联络，第二次选举时联有德比联秀华多出一百多张选票而成功当选。
王晓仁等之所以挤掉联秀华，是因为联不敢说直话，只是充当村书记的“一条狗”，而联有德性情耿直，敢说直话。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到村庄中的反对派并不是吸纳型村庄政治中的利益的施与对象，更不是村庄政治的被动参与者。反对派通过积极参与到与村干部的权力博弈中去，有时这种积极博弈甚至能一定程度上改变村庄权力格局。
在吸纳型村庄政治中，村干部与反对派都是以积极主动的形象出现，可以说，村庄政治时刻处于动态平衡过程中。村干部灵活多变地运用种种手段实现稳定，而反对派力量也同时得到彰显；同时，通过村庄权力结构和村庄政治在近2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基本稳定，村级组织主要成员基本没有变化。
在吸纳型村庄政治中，因为村干部权力运作和利益获取都在村庄内部，且受到反对派们的制衡和监督，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就不能消极无为，否则不光反对派们有意见，就联中间派也会倒向反对派一边。因此，在村庄治理过程中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
征地之后，代表村庄集体经济的砖厂被征，村级组织财政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规定的土地征收款提成（每亩土地款的百分之三十）[⑤]。村庄集体经济和土地变现收益作为两种资源形态存在以下不同：首先，从来源上看，集体经济是依靠村社内部资源组合实现收益，而土地变现收益则与地方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从获取方式上看，集体经济收益是村级组织通过向外（主要是向本村村民）发包的形式获取承包金，而土地变现收益是地方政府规定的村组织提成；从资源参与分配主体上看，集体经济收益有村级组织、承包管理者、普通村民（部分收益村里拿来修路修水渠等村庄公共品供给），而土地变现收益提成由村组织掌控，用于村民福利和村庄公共品供给，但土地收益提成的实际处置权由村级组织掌握。
村级组织通过经营集体经济，一方面满足自利性要求，另一方面，为种种吸纳等政治运作手段提供了实质性基础，体制内精英与反对派等村庄势力之间存在发包与承包的利益关系。换句话说，村庄集体经济构成了村级组织一大重要治理资源，成为衡量村级组织治权强弱的重要指标。在申端锋看来，所谓乡村治权是对乡村权力与治理资源关系的一种概括，是指乡村组织凝聚、配置治理资源从而进行乡村治理的权力。而治理资源分为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而集体经济构成物质性资源的一部分[14]。正是基于此，在存在集体经济的村庄，村级组织有足够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稳定。
征地之后，土地收益提成是按照地方政府规定，土地虽然存在与村庄，但获益渠道却不在村庄内部，村级组织利益空间脱离村庄。而集体经济消失之后，村级治权弱化，体制内精英亦无力实现权力稳定，而为实现权力稳定满足自利性需求，村庄政治运作逻辑随之发生变化，笔者将征地之后村庄政治归纳为求援型村庄政治。
求援即请求援助，求援型村庄政治即指村干部为实现村庄政治和利益空间稳定，通过各种方式向外部寻求力量支援的政治运作模式。这里的外部指地方基层政府和外出精英。在这种模式中，随着村干部向外寻求支持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原来村社内部支持力量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村庄反对派无法相抗衡的，从而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一元独大的局面，村级组织实现利益空间稳固不需要面对村庄，逐渐悬浮与村庄之上，村级治理亦陷入困境之中。
（一）向基层政府求援
村级组织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村庄熟人社会的交接点上，有学者指出，虽然法律上规定的乡村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实际上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5]。但是笔者认为，村级组织终究是存在与村庄社会中，权力来源亦是村民选举产生，同时乡土社会的人情、面子进一步使得村级组织不可能只是乡镇政府指令的被动执行者，而更多的表现为基层政府和村庄社会之间的协调者和矛盾缓冲器存在，尤其是当乡镇政府意志与村庄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更是如此。这一判断也符合征地之前的Y村经验。
但是征地之后，根据市政府规定的征地提成标准，村级组织有了600多王的提成款，并且随着后续征地进行，征地款会进一步增加。村庄反对派提出查账，即公布村里每笔收支明晰，同时为60岁以上老人办理养老保险等要求，这无疑是对村组织利益的冲击。为了维持巨大的利益空间，村干部开始拉近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从行政体制内部争取支持力量。而乡镇政府为了保证征地拆迁的顺利进行，也需要村干部处理村庄内部各种纠纷调解，需要照顾村干部的利益以此调动村干部积极性。村干部的求援策略和乡镇政府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乡镇政府在一定的利益让渡基础上实现了对村组织的直接领导。2011年换届选举，反对派本想利用选举的机会进行斗争，但是乡镇政府早就放出话来，为了保证征地拆迁平稳展开，支持现有领导班子不变，这无疑给村干部强大支持，而反对派试图利用选举机会彰显势力的计划将面临巨大困难。
村级组织向乡镇政府求援的结果是，原有的在基层政府和村庄社会之间的缓冲器作用弱化，村干部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逐渐消失，且逐渐脱离村庄社会，成为乡镇政府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二）向上层精英求援
村干部另一求援的对象是外出精英和回村精英。当地打工经济开始较早，而最早出去的一部分人利用原有资本积累成立包工队，经过十几年打拼成为身价几百王甚至上千王的老板。据村民讲，现在书记每年都要去东北（外出精英集中地），与老板们“拉关系”。而这部分人在村民看来是“有钱人，有面子的人”，在村庄中说话有分量，得到老板们的支持也就意味这得到部分村民尤其是本房头村民的支持。同时，因为政府开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发包的形式，存在不小的利益空间，招致部分外出精英回村。
案例四：开发区规定为拆迁村民单独腾出一块土地用于搬迁还建，还建工作由开发区、办事处和村一级负责道路平整、硬化、打屋基和通水电等，村民用拆迁补偿款在屋基上建房。拆迁工作刚开始，村民王品连从东北回来，因其之前做包工头，资产有几百王，村民称其为“王老板”。王品连回村后，联合几个人成立西郊实业公司，村干部将工程发包给东城公司。王晓仁、王闽顺等反对派得知此事后也想成立公司，承包拆迁工程，村书记说“你们成立公司可以，我们没有权力管，但是工程早已承包给别人了”，因没有工程承包，王晓仁等人只好做罢。
村干部将工程承包给东城公司是有其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把工程承包给东城，可以作为将王品连等人成为自身支持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西郊实业公司股东共五人，不是像王品连这样的回村老板就是在社会上混的村民眼里面“黑白通吃”的面子人，扶持这部分人显然对自身势力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其次，王品连等不像王晓仁这些反对派，在村庄事务中处处作对，他们是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服从自己，因此将工程承包给他们可以扩大自身利益空间，在省却不少麻烦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最后，承包给这些人，其他村民也没有能力给他们争夺，村庄政治中的中间派和反对派即便反对也无济于事。
除了外出精英之外，乡村混混也成为村干部求援的对象之一。从Y村经验来看，乡村混混主要是劳改返乡人员、赌场打手和生性凶狠而没就业者，村干部求援的主要方式是利益收买。
乡村混混的一大特点是性情凶横，敢于斗狠，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等行为规范在他们身上并不适用[16]。而正因为不讲情面，普通村民不敢惹。村干部正是利用混混的这一特点，在村庄事务中利用混混平息各种矛盾。
（三）特点及后果
在求援型村庄政治中，与具有资源优势和组织优势的村庄体制内精英相比，反对派力量是弱小的，而因他们无法获得与村干部相媲美的支持力量，又不能在组织上凝聚称村落中常见的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稳固的政治势力，所以很自然就在村庄政治中被边缘化，根本无法和体制内精英抗衡。在村庄政治舞台上，村庄内部的反对派的声音逐渐消失，村干部、上层精英以及灰黑势力逐渐联合起来并主导了村庄政治，村庄权力结构由以往动态平衡的三元结构发展为一元独大的权力格局。
在求援型村庄政治模式中，乡镇政府、外出（回村）精英甚至乡村混混成为乡村组织的主要支持力量，村社内部要素对于村组织维持权力稳定和满足自利性冲动的需要所起的作用逐渐弱化，村级组织逐渐悬浮与村庄之外。村民有事到办公室找村干部，“等等再说”“自己内部协调”等词汇大量出现，村干部不作为、不出事逻辑占了上风[17]。
求援型村庄政治的另一后果是村级组织、乡镇政府、村庄经济精英和灰黑势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在这里，乡村组织成为乡镇政府意志的忠实执行者，成为村庄经济精英的合谋者，成为乡村混混的主要依附者，村庄治理陷入征地收益以及可能带来的农民福利水平的提升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而大打折扣。笔者曾将这种建立在利益诉求基础上的非体制力量（村庄经济精英和混混）与基层治理组织共同占有国家政策和福利、共同分割基层社会发展成果，使得社会经济每增长一步，非体制性力量和基层治理组织势力也就每增加一步，基层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每丧失一步，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带来相应政治效益的提高的基层政治样态和困境称为基层治理内卷化[18]。
五、小结
本文通过考察一城郊村村庄政治变迁，发现村级组织掌握资源样态的变化导致村庄政治运作手段、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村级治理等村庄政治诸方面发生变化，本文将集体经济时期的村庄政治称为吸纳型村庄政治，而将征地后村级组织依靠土地款提成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村庄政治称为求援型村庄政治，下面将两种村庄政治模式的特点和比较归纳为下表：
类型资源及特点运作手段权力结构影响及后果
吸纳型村庄政治集体经济，村庄内部优势资源的组合、村级组织、反对派以及中间派都能够参与其中、村级组织必须处理好与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灵活运用制度、利益、人情、组织等吸纳手段，将村庄反对派的抗争纳入到可控的轨道和常规化的表达渠道上来。体制内精英
—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动态均衡的权力结构，村庄反对派能够彰显势力，有着相当话语权，且各种力量积极主动参与到村庄政治生活中来体制内精英成功实现政治权力稳定，但其过程并非顺畅，反对派和中间派等政治势力能够获利，实现村庄资源的利益均沾；村级组织没有丧失其主体性，乡村关系、村庄治理基本保持良性运作
求援型村庄政治土地征收款提成。数量大、来自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冲动以及村级提成规定、村庄之外向乡镇政府、村庄外出精英和乡村混混求援，通过各种方式使其成为自身支持力量村级组织和体制内精英拥有其他政治力量无法相比的组织资源和支持力量，权力结构呈现一元独大的样态，而其他政治力量的话语空间消失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村级组织逐渐悬浮与村庄之上，不作为、不出事逻辑占了上风，村级治理陷于困境，基层治理内卷化困境凸显，村民自治无法落实
在征地背景下，村庄政治随着资源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化，村干部的不作为、村级组织悬浮、基层治理内卷化等等一系列问题消减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政治效益，村民自治无法达成，基层民主建设遇到更大的阻力。目前学界关于征地的研究集中在征地中的农民权益保护（主要是经济权益）、征地的利益分配以及相应的政策建构等方面，对征地的政治影响缺乏足够的关注度。笔者看来，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急速发展的形势下，征地拆迁引致的一系列基层政治后果，关涉到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关涉到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根基和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方面。本文基于一个普通城郊村的征地的村庄政治影响分析，希望能够引起学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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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当前农村土地纠纷的产生原因、特征及化解机制研究”（项目标号11YJCZH046）及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税费改革后的农村土地纠纷研究(项目编号2011WC04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祖佩，1985—，男，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农村社会学。
[②] 本次调研同组的包括郭亮博士、袁松博士、龚春霞博士、秦晓健博士以及陈颀、杜圆圆等学弟（妹），文章观点是大家集体讨论的结果，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③] 按照惯例，本文涉及的人名、地名均进行技术处理。
[④] 下文将王姓幺房分支称为小五房、小四房，以便做区分。
[⑤] 2008年开始，Y村被当地经济开发区划入征地范围，一批涉及征收土地面积804亩，其中，175亩为砖厂征地，剩余629亩为耕地、水塘征收。土地每亩22500元，村里每亩提成8500元，共计683王元。且随着后续征地进行，村级组织征地收入会进一步增加。
本文发表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