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穷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严重，为什么官二代能比穷二代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为什么国家富裕了生活变好了社会矛盾却激化了？社会板结化了吗，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是否还存在，二代们真的面临一个断裂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根源造就了二代现象？对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南风窗对其进行了专访。
阶层流动的新通道
记者：前些年，有两篇文章曾一度风靡网络，比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阶层差距，因为出身不同，虽是大学同学，但家庭较穷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比较适合60后70初的人，虽然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是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命运，18年之后，他们的后代终于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我用了18年，还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这篇文章深得80后认同，因为出身的阶层不同，大学毕业后大家的生活分化越来越严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严重吗？近年来，很多声音批判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日益狭窄，社会阶层严重板结化，原有的通过上大学和当兵这两个渠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以改变，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被堵死了吗？
陆学艺：其实中国社会真正流动就是改革开放这30余年，流动通道没有被堵死，只是改变了。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目前看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相比以前的“两阶级一阶层”，很明显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简单化到多元化，所以阶层之间的流动通道也在改变，不是像原来上大学和当兵然后分配那么简单。
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其实已经由封闭转向开放。比较明显的是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3万个体工商户，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万个私企业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这也为中产阶层的扩大造就了后备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产阶层。根据我们课题组测算，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现在每年约有800万人进入中产阶层，这都是阶层流动。穷二代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应该有很多。
记者：从统计数字上看，中产阶层确实在壮大，但中国往往存在统计数字和百姓感觉相悖的现象，目前一个普遍感觉是，中产阶层在分化，大量的中产阶层在往下掉。
陆学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目前来看，这两种趋势在一起，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23%，和我们常说的现代橄榄型社会相比，这个比例应该还很小。
陆学艺：确实，中国目前中产阶层占的比重还远远不够。任何社会，如果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和断裂，缺乏相当规模的中产阶层存在，就可能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混乱和冲突。就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状来说，社会政策调控的取向重点应围绕养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调控阶层利益展开。这样，阶层间的流动通道会很通畅。现在富二代、穷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说明整个社会还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针不变，现在就只是阶段性问题，比如农民工的问题早晚会解决，农民工子女肯定不会固化为穷二代。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15年
记者：二代现象是现在人们讨论的一个很热的话题，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代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二代现象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明显的二代现象，是不是社会断裂、阶层板结造成的？
陆学艺：二代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现象是阶段性的。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折射。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社会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和社会现象，要从长周期和一个国家大的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转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激烈的社会矛盾是正常的。
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征，在世界各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进步运动”而被称为“进步时代”。1900年，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加。但同时，美国社会当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政治腐败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激烈、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沦丧等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化。日本从1955年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同样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认为是“生产为第一流，国民所得与消费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环境则属第三流”。拉美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也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
记者：那是不是说中国近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分化很严重是必然的？
陆学艺：社会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锐和严重的社会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国社会之所以现在出现很多问题，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中国在很多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与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适合当时发展的政策并没有随着形势发展而及时进行调整，严重侵蚀了一些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目前中国亟需推动社会改革。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
记者：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距有多大？
陆学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些指标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的水平。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我们课题组经过测算得出，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
记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结构如此滞后？
陆学艺：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中国除了和其它现代国家经历过的一样，处于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相互作用，使转变过程中困难重重，社会矛盾多发。而且把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转型过程浓缩到了几十年中。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推进，但社会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都还没有破题。城乡体制、地区体制、户口制度等等很多社会体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直没有变，已经完全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
记者：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会有什么后果？
陆学艺：美国成功的经验，日本“成功的代价”和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是很好的教材。美国及时加强了对社会领域的建设，提倡社会公正，成功地将当时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种种怨气、焦虑、愤怒和不安全感，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日本虽然也意识到了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到位，日本虽然最终成为经济大国，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比如住宅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拉美国家则因为对社会建设认识不够，社会体制改革力度不足，经济起飞之后即陷入了持续衰退，社会动荡，最终成为“难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国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问题的出现，正是社会建设没有跟上造成的。
记者：如果不及时推动社会改革，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拉美陷阱”？
陆学艺：有这个可能。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主要受两种力量驱动，一是来自市场的力量，二是来自国家的力量。根据经济发展和目前政策选择的不同，未来中国社会存在四种不同的可能。1、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政策体制调整及时，社会改革启动，那就会形成理想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经济会继续保持高增长，社会稳定。现在的种种社会问题诸如二代现象也会随之消失。2、如果经济保持较快发展，但政策体制调整不及时，会造成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出现“工”字形社会阶层结构。一旦这种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经济也难以保持高增长，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放大，社会必然不稳定，有极大的断裂风险。3、如果经济发展放缓，但政策体制得到调整，也会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发展，现在的社会问题也会消失。4、如果经济发展受阻，政策体制调整又没有及时跟进，社会阶层会严重分化成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两大群体，阶层之间的利益严重冲突，整个社会阶层存在严重的风险，现在的问题会继续激化和放大，二代现象最终会无法解决。
记者：也就是说，不管以后中国经济能否维持高增长，只要政策体制调整到位，中国社会都会稳定发展。现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陆学艺：是这样的，虽然当前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社会体制改革和新的社会政策没有启动和到位，社会结构在变化中正表现出固定化的趋势。当前存在的社会结构问题如收入差距过大，中产阶层过小等，如果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而被固定下来，将会影响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和谐发展。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正在定型化，社会有“断裂”的危险，这不是危言耸听。
记者：社会体制改革启动的关键是什么？
陆学艺：中央政府的决心。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些大的决策都是中央强力推进的。社会矛盾重重，阶层板结，社会面临断裂危险等等的根源在体制，体制有问题，靠个人突破是解决不了的。
